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弃了。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