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话西游》片尾处紫霞伤心欲绝说的：“我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尾。”……当初所有加入中国职业足球大热潮的人都没有猜到现在的剧情。

　　假球、黑哨、夜不归宿、狗咬人、人咬狗……一切都像出喜剧甚至闹剧，摸不到它的“无厘头”。

　　第一次感受到所谓“假、黑”是触目惊心义愤填膺的，我当时是典型的“热血青年+文学青年”，我的勇敢导致我的无知，那篇1996年写的《斩断黑手》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很惨，从供职的报社卷铺盖走人……所以我很珍惜这篇惹祸的文章。不过现在的环境比当时宽松多了，比《斩》文尖刻、犀利的“匕首”比比皆是。感谢环境！

　　不过现在最好的方式还是“冷幽默”，只有冷不幽它一默才会引起共鸣，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

　　所以，后来的文章味道变了一些，《假球与放屁》、《全裸与半裸》、《狗咬人的新闻》、《为什么有流言》是往冷幽默方向努力的结果。杀人有时候用软刀子好些，当然我还不至于在“杀人的干活”，我只是在球场边打个喷嚏，吐口口水或者像加斯科因那们打了两个巨响的饱嗝……

　　我觉得这样很好玩，既然足球可以玩我，我为什么不可玩它呢？就像《大话西游》的台词：大家不过玩玩儿嘛，何必那么认真呢？

　　斩断黑手

　　有一只手，正悄然袭向中国足坛。

　　这只手无所不能，无坚不摧，把整个足坛搞各沸沸扬扬甚至鸡犬不宁，中国有句古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的就是这只手。

　　你见过14人对11人的的比赛吗？我就见过，在9月1日隆重上演的鲁、川大战中，主角于先生敬仁携两名默契的配角，炮制了一出绿茵悲喜剧，他们一系列精妙绝伦的激情表演,把偌大个体育场弄得群情激昂、拳脚交加，这这我在一片混乱之后霍然顿悟：上帝创造了人的手，原来还有这般妙用。

　　这是一只“伟大”的黑手，“足球是圆的”，其实就是被这只手拨弄圆的。

　　而且这只手还伸得很长，它不仅对川军下了“杀招”，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它干掉过松日、屠戮过延边、整治过国安、摧残过申花。甚至，今天得益于这只手的泰山将军也曾被它搞得灰头土脸。

　　天啊！这是怎样的一只手。它几乎存在于甲A、甲B甚至乙级赛每一个场地里，它上可通天，下可入地，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看不见足球，眼前不停晃动的——唯剩这只伟大的“黑手”。

　　百姓人家老爱叨念着一句：“胳膊扭不过大腿。”然而，在足球场上，哪一条腿又干得过这条粗壮的胳膊？其实，真正受罪的还不止是那一条条腿，最为遭殃的还是刚刚起步的中国职业足球。在这只“黑手”的引诱下，一支支贪功求利的主队，偷食着罪恶的禁果。窃喜地看着别人痛苦地躺在地上嚎啕，而后自己又凄苦地重复演绎着“客死主生”的悲剧。于是，整个中国足坛便在这个扭曲的游戏规则里乱套了。

　　怎么办？斩断黑手，与其让这只黑手不停向我们提供慢性毒药，不如举刀挥去让它化为腐泥，它存在一天，便会阻碍中国足球向前发展一天。今天，川军将士哭了，昨天，延边儿女哭了，说不定明天，就会轮到显赫的万达英雄了。既然早在15年前，中国足球就被一只来自国外的“黑手”挡住通往世界杯的大门，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让这只黑手恣意妄为呢？

　　然而，中国足协早就有所行动了，而且态度亦十分坚决，但为什么时至今日，“黑手们”仍然到处都是呢？恐怕，这得怪罪于许多想从黑手中获得一点暂时利益的人们，这种心情，像极了“饮鸩而止渴”！

　　所以，中国足球要想健康发展，必须先得斩断“黑手”，因为这只罪恶的“黑手”，无时无刻不在强xx着本很纯洁的中国足球。

　　比平局还要无聊的

　　平局是无聊的。但还有比平局更无聊的。

　　十几年前，欧洲举行了一次足球小说大奖赛，结果一篇寥寥数字的作品勇夺金奖，全文如下：“嘘！嘘！0比0。“极传神地刻划了人们对没有进球的比赛的愤怒。

　　全兴与寰岛之战分明让人感到无聊，但这种无聊并非源自没有进球，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到了进球，而且是两个。只不过这两个球被一股邪风刮走了——

　　灯火通明的大田湾体育场，在昨晚一共两次“失明“，一次是第8分钟，另一次是第33分钟。“失明”之时，全兴球迷心如刀绞。

　　可怜的是马西奇，他已经很久没进球了。当他像腹蛇一样窜起击进一球后，便不得不捂住那双比窦娥还冤的眼睛，其状极惨。

　　还有黎兵，虽然他身后有上千名全兴拥趸和贵州球迷支撑着他，但他还是难以相信这样的入球也会被风刮走——哪里来的夜风？

　　看来，全兴在这样的“百慕大”是赢不了球的。

　　其实，就连主场情绪极浓的重庆球迷瞧着也有些“挂不住脸”，两个入球“吹”飞了，他们兴奋得大叫；但慢慢地他们也知道寰岛踢得不好，再叫下去只能有两个字——没趣！所以刘国江只能再闻“下课”声。

　　平心而论，全兴与寰岛踢了一场好球，这样的好球在平庸如老妇人的甲A联赛里并不多见，但这样的“美丽”就在这样的夜晚随风遁。

　　本来，马西奇对于中国裁判就有些异议；本来米罗西对于打客场就心有余悸。现在他们对这样的“特色”就更为惊诧了。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任何记者提及，米罗西就主动地表示对裁判为判罚“不适合在这场合评价”，米罗西什么都没说，但他什么都说了；再乘着夜色离开重庆的马西奇则像所有的西方人遇到无奈时一样——摊开双手，耸着肩膀，一脸很委屈的笑。他说，这个城市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虽然这时罗纳尔多与西蒙尼也在为裁判问题愤愤不已：“今天的裁判是闭着眼睛的。”但那毕竟是“富人之忧”，而我们的足球水平，还穷得可以！

　　这样很无聊——不是指平局。

　　大兵逃跑了

　　中国足协按着《拯救大兵》的路子拯救了“3号隋波后”后，“大兵”却逃跑了。

　　“大兵隋波”并没有沿着所有“拨乱反正”故事的主题走下去——没有感激涕零，没有“谢主隆恩”。“大兵”一溜烟跑到深圳的学府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去了。

　　汤姆·汉克斯率八人营救组“拯救大兵”，但“大兵瑞恩”却不愿按别人的线索选择命运，他拒绝了“拯救”。战争与残酷与“大兵”的固执使之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大兵为什么要拒绝拯救？中国“大兵”为什么逃避美意？这恐怕是翻山越水的汤姆·汉克斯们要想一想的问题。

　　瑞恩说：我的弟兄们还在这儿。他要为一场正义的战争固执下去。

　　隋波说：我的父母不能担惊受怕。他不想在无谓的比赛中纠缠下去。

　　看来，“洋士兵”与“土士兵”之间有些不同。前者用生命澄清了人性的关键，后者却在所谓“清白”的情况下让传闻更加纷飞。

　　中国“大兵”逃了，唱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逃了。所以大兵不是英雄，“拯救大兵”与“大兵逃跑”本身并没有多高尚的意味，拯救是中国足球的本能，逃向1999后，隋波又从1999逃跑。

　　“你说你，想要逃，剩下的空虚要不要？”——王健林说要逃，但他回来了；周建国说要逃，但他也回来了——让人逃跑的是悲哀，让人返回的是诱惑。然而大兵隋波可能一逃不返了，因为这里只剩下“空虚”，他能追逐的诱惑只是职称。

　　巴顿说：“一场战争对人员能形成形成种感觉，一种是恐惧，一种是诱惑。”“大兵瑞恩”留下来的原因是诱惑，正义的诱惑使他不惜肝脑涂地：“大兵隋波”逃跑的原因是恐惧，“比赛的恐惧”让他在被洗得清白之后一逃了之——这不仅仅是心理素质。

　　大兵逃跑之后，我只想起两句话：

　　鲁迅说：“街市依旧太平，流言耳不忍闻。”

　　瑞恩说：这一切都无法抹去——然后他跑在汤姆·汉克斯们的墓前。

　　假球与放屁

　　这是一间大屋子，大屋子里坐满人。一阵怪异的声响后便充满了怪异的味道。

　　“谁放的屁？”如果谁胆敢厉声发问，那他就太蠢了。按世俗的逻辑，心虚的人率先发难。

　　因此，通常放屁的人不吱声，至多脸红一红——屁嘛，来无影，去无踪，实不可能当众扒了裤子寻找“证据”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言”，也是游戏规则。

　　但事情倒有例外，要是这屁太响（或太臭），引得众人都盯了他看，为了“绝处逢生”，也是不妨走一步险棋的——“谁放的屁？！”放屁者率先发难，当年韦小宝便屡试不爽，现今已成为一种时尚——比如说“假球”反击战。

　　把“假球”与放屁相提并论实有一种妙趣——

　　两者都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且人人捂鼻厌之；但它们不是原子弹，绝不会带来毁灭性打击（当然，恐龙放屁之毁灭说另当别论）。

　　屁不可不放，憋在肚子里会五脏六腑“积怨”甚多，这是生理需要；假球不可不打，一意孤行曲高和寡则树敌太多，这是“国情”需要。

　　一屁放之清气升浊气降身体舒泰；一球假之人气升压力降大家发财。

　　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只闻其臭不查其证，具有“无色、透明”的不可知性——所以，裤子扒不下来“取证”，“录音带”更是断然不会公之于众。

　　百利一害，自然就有了“精于屁道”的韦小宝，甚至招呼一干拥趸：“好臭，太不像话……”大有凛然之色。既保全了自己又惭愧了对手。

　　倘若这屋子里人人都在放屁——场面就蔚壮观了，人人心里有鬼又争先恐后，“不言”倒成了把柄。

　　这时。“证据”一说完全失灵，因为证据只是一个“屁”罢了，你不可能冒着恶臭的危险高举一把浊气——瞧，这就是“证据”。

　　一个没放屁的人从屋外走来，冷笑：贼多了，当然就没贼了。满屋子人势必怒目相向：“胡说，这屋子根本没人放屁——你要拿出证据……”众志成城状。

　　“假球”多了，自然不假；屁放多了，自然不臭——这是真理。

　　幽了一默

　　中国足球玩不懂“性感”之后，就只能去玩“幽默”。

　　据说现在吸引异性的主要还不在长相，在于一种特质魅力，这是一种能把你的心脏弄得怦怦直跳的力量。“性感”者如里奥纳多，“幽默”者如德赛斯——那个在《虎口脱险》里又蹦又跳的小老头。

　　我们的赛季与别人阴阳颠倒，因此当全世界最“性感”的英超开打时，我们的甲A却在“幽默”中奔向结尾。

　　关于“孙继海上场资格风波”就有一种幽默感，平安本在进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悲壮行动，而足协也按着自己的规矩进行辩释，但偏偏中途杀出个“8月1日”还是“7月29日”的争论（据报载）。

　　一方是专门负责转会事宜的权威机构，另一方正在为生存权利苦苦拼争，按理应对这条“时间生死线”一目了然，偏偏忽略了——直到那纸传真很幽默地出现（也据报载），平安才陡然发现传真上有一条“天大的线索”。

　　就像一个警察路边招手只不过想搭个“顺风车”，不料却发现驾车之人居然是个酒鬼；或者就像那个保安不过拎了电筒照常巡夜，却照出个意外的惊奇的“WaterGate（水门事件）”。

　　还有比这更幽默的。龚建平只顾着“发牌”却忘记了数数，结果让孙继海像“ET”般混入人群继续乱跑。我现在终于相信“技术失误”的说法了——而且是“算术失误”。但中国足球是一定要亮出点“特质魅力”吸引市场的，既然我们学不来阳光般灿烂的贝帅哥的“性感”，就不妨像德赛斯那样来点“噱头”从虎口中脱险。

　　比如说很幽默的那一句“3号隋波”，就会有很幽默的那一段结尾——录音带里大多是些淫词秽语。

　　又比如说很有些“正本清源”意味的“打假行动”，居然拖上一条摆不脱“记者采访权利”的硬尾巴，就像会扬起支击的老虎尾巴一样。

　　长达20年来，中国足球都在悲剧中挣扎，可能，下一步我们得生存于“喜剧”之中了。

　　鲁迅说过，不能嘲弄别人，不妨有时嘲弄自己罢，这才是一个真的现状。

　　中国足球说，不能幽默对手，只能幽默自己。这也是一个真的现状。

　　因此，性感不了的我们会渐渐变得幽默起来。好比那个长得如搬运工的老歌星对天嘶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幽了自己一默，引无数美女竞折腰。

　　这是中国足球求生之道——幽默，幽幽默，幽幽幽默，幽幽幽幽……

　　恐怖手段

　　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说：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都将是对丑恶的纵容。

　　拿不出对“假球”的恐怖手段，“证据”一说实质就是滑向对丑恶的纵容。面对横行猖獗的老鼠，先请科学家论证老鼠是否有害，要向当局申请“狩猎许可证”，如果这样，这个世界将被鼠辈统治。

　　再纠缠于“渝沈假球”个案的推断，或者对“国安精神”简单的推崇，可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一种嘲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失控”，源于没有一个控制丑恶的制度。

　　马克思说：“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为了保住甲A，中国球队当然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问题是，建立这种监控制度本身并不难，为什么没有一个罗伯斯庇尔现身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打“假球”最著名——一个是塔比，另一个是格罗贝拉。其实他们仅仅推杆了一次假球，就遭受了诉讼之苦。

　　事情到了中国就有趣得多，“塔议员”会在当上总理时“证据”还未备齐，格罗贝拉则会在津巴布韦老家一处风景迷人的所在颐养天年。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有没有假球”，而在“有没有恐怖手段”制约假球，甚至——有没有愿意实施“恐怖的手段”制约“假球”。

　　我认为，“假球与证据密不可分”存在着逻辑缺陷。因为“假球”本身就是“证据”，我们完全不必在听到人人喊“打”的时还帮着老鼠找“证据”。这个推理表明，鼠辈肆意猖獗罪不在鼠，而在养鼠为患的人。

　　’99中国职业联赛之末暴露出的绝不仅仅是个案，它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几年“假球”背景的挖掘，寻找“恐怖手段”及能实施这个手段的“罗伯斯庇尔”——这才是唯一出路。

　　“打假”还是“假打”，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法官与匪徒沆瀣一气，这个世界将要毁灭。

　　历史的真相

　　猴子变成人的时候，达尔文不在现场。但这并不妨碍他得出“人是猴子变来”的结论。

　　中国足坛的假球交易，你也根本不用直击现场。这不妨碍你得出“中国足球比媒炭还黑”的结论。

　　人，本来就是猴子变来的。即使没有达尔文，“达尔武”某一天也会跳将出来，高擎几枚化石颚骨——“嗨！我的祖先是猴子。”

　　历史的直相，用不着“打假万里行”决定，“猴子”早就变成“人”了，它至多不过额外向你提供些零星牙齿或趾骨碎片。

　　所以，一定要通过“打假秀”才相信真相的人，就如同一定要监视了“猴子到人”的全过程才相信“进化论”一样，属于幼稚得不可救药。

　　当然，这种说法会令有些人极难受，就像当初得知“人是猴子变来”一样，达尔文差点被架去广场火焚了……但随着大量腕骨、腿骨、肩骨、颅骨的发掘——人的“猴子真相”将大白天下。

　　“打假万里行”说明不了全部问题，或者说没等到“打假万里行”问题已被说明了，中国足球的兴衰成败将按本来的规律进行。“猴子是会变成人的，但人却不会变回猴子”。

　　我劝告，你不可能守着东非草原某个大坑痴痴发呆，也就不必守着“打假秀”冥想可能让你痛心疾首的真相。

　　后来有人站出来“揭发”达尔文，认为他那堆骨头、那套推算都是错的。“人，其实是海豚变的”，因为只有海豚才会流泪、才会“呵呵”傻笑。

　　看来人是不愿意接受“丑陋的真相”的，海豚比猴子可爱优雅，因此就连大英博物馆的化石骨头也可能算不了数。

　　这是人的悲哀，而非猴子的悲哀——拼命要探知“真相”的人实际在拼命否认“真相”。浩浩荡荡的“打假万里行”，我看见一群人坐在“历史的化石”上傻傻的作沉思状……

　　“糙哥”一怒为裁判

　　“天下第一糙”的马拉多纳在那个被裁判搞得伤心欲绝的“意大利之夏”，对阿维兰热愤怒咆哮，“今天，我不知道上帝的眼睛是否闭着。”

　　吸毒、召妓、欧打裁判，马拉多纳是魔鬼。但我一直认为“马糙哥”糙得表里如一，糙得率真可爱，他是足坛“巨腕”中唯一能蔑视权贵，并向所有阴暗面公开宣战的至情至性之人。他甚至要成立“球员工会”与国际足联斗争到底。

　　仅从性格特质与处世作风而言，魏群与马拉多纳是惊人相似的品种。在28年如一日的放荡不羁与口无遮拦之后，他足以担当“蜀中第一糙”甚至“甲A第一糙”这个称号。

　　“糙哥”魏群“糙”得甚至说不出“上帝的眼睛是否闭着”，但这不妨碍他与马拉多纳一样冲冠一怒为裁判，在这个3000年一次的“月全食”之夜，他发现天空少了光亮……

　　“fairplay！fairplay！这是“糙哥”魏群在这个“月食”之夜不断念叨的英文单词。“糙哥”不通英文，但“糙哥”在职业生涯中对悬挂于裁判胸前的这个标志太熟悉了，这是“公平竞争”！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和谁在比赛？”找不到对手的“糙哥”很痛苦，是隆鑫？是大连，还是其他……

　　因此“甲A第一糙”与“天下第一糙”一样，说出一等“糙话”：我们要成立球员工会，我们要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魏群并不知道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就是“fairpay”，活得比魏群还要“糙”的鲁迅都要缓行，一个武夫的魏群怎样前行？

　　“裁判问题”，裁判不是一个问题。在中国足球最高权威机关中国足协并示对此球作出仲裁之前，谁敢说它是一个问题。“魏糙哥”不是第一个感到受伤的男人，但他却想以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受伤的人。

　　可能只有像马拉多纳、魏群之类的“糙”人才会有这样容易受伤的灵魂，他们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他们是最想获得正确的……

　　因此，由“糙哥”们来发言确实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糙”哥们无所顾忌，“糙哥”心底无私，“糙哥”一“糙”揭百丑。

　　但在“证据说”仍具有强大攻势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无法仅从感性角度找出什么。即使是不断慢放的录像，即使是空气中清晰传来的令人惊异的对白……

　　所以，仅靠诸如“糙哥”魏群以及“糙哥”马拉多纳的“冲冠一怒”是难以维持甲A逐渐淡去的良知的。

　　在那个糟糕的“意大利之夏”，马拉多纳拒绝与阿翁握手，随手便在“天下第一糙”的路子上一路堕落下去，直到脑满肠肥、灵魂脱窍。

　　在这个糟糕的“月食之夜”，魏群冲冠一怒为裁判，今后会不会在“甲A第一糙”的路子上一路颓废，直到失魂落魄，每晚出没于玉林小区的某个通宵酒吧里？

　　铃铛被偷

　　铃铛被偷。清早出门推车时发现如此不幸——“谁这么缺德”，大骂。

　　铃铛又被偷。车把光秃秃的就像兔子刚被硬生生割去耳朵——“抓住我剁丫手”，咬牙切齿。

　　铃铛不可避免再次被偷。你这时已没有大义凛然之感，出离完愤怒之后，浮出阴暗鬼崇，顺手从旁边的自行车上卸下铃铛，以让自己都惊讶的速度安在“坐骑”上——“幸好没人看见”，很高兴地吹着口哨走了。

　　这是早些年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市民速写图，典型的“中国式秘密”。从开始只有一个“窃贼”，发展到几乎人人都是“窃贼”。

　　申思转而未转，凡是第一只铃铛失窃。其实申思的“逃婚事件”只不过像一只铃铛被偷那样令人有些恶心，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引发了自行车们开始普遍地铃铛失窃。

　　随后便是小王涛，随后便是魏意民，随后还可能有于远伟……

　　偷铃铛算不上犯罪，这只是道德问题。但中国人普遍缺乏道德约束力，并且可以从“一只铃铛”到“N只铃铛“的沦丧中寻找快感。

　　“我是受害者，我的损失只能从其他人处得到填补”，这是所有丢失铃铛的人的表白，也是铃铛大面积失窃的根源。

　　后来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金属卡子，可以牢牢地将铃铛卡在车把上不致丢失——这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法则，铃铛果然丢得少了，但那卡子很难看，就像谁不小心套了个“牙箍”。

　　中国的转会法则上确有漏洞，但转会市场的人们道德上也有漏洞。由于漠视一种社会契约力的存在，致使每个人都可能遭到“铃铛被偷”。

　　法律条文上根本不可能写上“偷铃铛者视数量多寡判至一至三年的徒刑”，中国足协的转会规则也很难像套个“牙箍”一样写上“转会‘逃婚’者视情节轻重停赛半至一个赛季”，因为这种“牙箍”将使两家俱乐部都蒙受损失。

　　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一个丢失铃铛的人不从别处“找回损失”，这样世界上就永远只有一只铃铛被窃——但这是书生们的解决办法。

　　当然，你也尽可能用乐观的态度看待——我的朋友，在中国丢失了若干铃铛的美国留学生汤姆一天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李，经过半年的研究，我发现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按中国的国情，其实每个人都没丢的铃铛，只不过大家换着用罢了。”怪腔怪调的，我喜欢汤姆的解释。

　　半裸与全裸

　　皇帝光了屁股在大街上堂皇地走，人人都说：“吾皇衣服多漂亮呀！”他是皇帝，他们是愚民。

　　但小孩说：“他根本是全裸啊！”小孩不够愚蠢，众皆哗燃。

　　这世上需要一种真实的声音，否则我们将被愚民统治。但我以为那小孩子一定会被皇帝追杀，因为他胆敢说“真话”。

　　用这个故事来套平安VS《足球》并不准确，因为谁也不知道平安六君子是否在“昆明之夜”光了屁股，当然，就不知道那个小孩是否说了真话。

　　但那个小孩正被“追杀”——皇帝说了：“我明明穿了袜子，你为何说我全裸！”“半裸或大半裸”与“全裸“是存在重大区别的。这是皇帝郑重的声明。

　　“夜不归宿”就是那双袜子，有了这双袜子就足以把“全裸论”者绳之以法。现在皇帝准备用袜子勒死可恶的小孩。

　　不过，只穿一双袜子是捂不住“私处”的，世上遮卷层云的只听说过内裤，没听说过袜子。甚至，穿了袜子的“大半裸”更为滑稽，更引人入胜……

　　因此，皇帝最紧要的是迅速穿上衣裤，并果断处决一干妃嫔太监。何必去苦苦“追杀”小孩呢？当然，我们理解皇帝暴怒的心情，但小孩毕竟没有“凭空污人清白”，惹急了，小孩会反击。

　　何况，究竟是半裸还是全裸谁也说不清楚，种种传闻都愈发对“袜子论”不利了。中国足球，最重要的是“衣冠整齐”，而不是在“半裸”与“全裸”之间争执。

　　米罗西昨天说妙语：“衣服脏了，藏在家里洗干净晒了，千万不要把它挂在外面张扬。”聪明人说聪明话，是对“半裸论”者的劝告。

　　寻找“守宫痣”

　　“孤男”和“寡妇”，是鸳鸯蝴蝶派的镇笔之宝。

　　孤男寡妇之间干些什么，想必大家都明白，但人们又愿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就要“鸳鸯蝴蝶派”来写，张恨水是个中高手，手法委婉曲折，极尽想入非非之道，一时轰动上海滩。

　　后来鸳鸯蝴蝶派被评论家一通棒打，因为它品位不高，尽缠着闺中私语写，并不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

　　鸳鸯蝴蝶散了，但孤男、寡女不散。这个素材永远可以挠到人们心中的痒痒，所以后来写作者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下去，只不过方式进步了。

　　把孤男寡女故事写到哀艳绝伦又不落俗套的是金庸先生，他的《神雕侠侣》，讲的就是孤男寡女如何独居一室却不决不逾越雷池。

　　金庸先生设计了一间墓室。一对男女、一根绳索、一套玉女心经以及一颗“守宫痣”。故事是一对男女在一间墓室里每天切磋一套玉女心经，到了晚上（不知道古墓里怎样确定昼夜的）女的便扔一根绳索悬挂空中，然后“和衣而卧”，若干年后仍保持着一颗鲜艳晶莹的“守宫痣”。

　　虽然姓尹的道士后来恬不知耻地在小龙女身上搞了破坏，但金庸先生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光明而圣洁的道路，即是君子和淑女的相处之道。有“守宫痣”作证，就连“女魔头”李莫愁也一嗟三叹：问世间情为何物……

　　因此，这也为所谓“平安六君子”的悬案开了一条道德通道，平安俱乐部与“君子”们一再声称“和衣而卧”——“和衣而卧”，我相信书上写的现实中也存在着。

　　也许，那个“绿衣女子”不仅是一女球迷，还是一古墓派第N代传人，她与“君子”彻夜长谈，只不过是为了切磋一下“玉女心经”之类的武功，中国足球缺乏内功，这也算是进补。

　　可以肯定的是，比“白衣女”小龙女做得更优秀的是“绿衣女子”甚至没有动用那根悬在空中的绳索，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和衣，“卧”都没有“卧”。君子与淑女就这么和衣而聊，聊呀聊，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少了一颗“守宫痣”当然从生理学角度我怀疑有这么一种玩意儿存在，但如果有了这颗“痣”，事情不就大白于天下吗？

　　“绿衣女子”可以高举臂膊，向法庭显示：瞧，这就是证据！那么司法程度就简单了许多，出手之下胜负见。

　　不知道金大侠现在是否隐居于西子之畔，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向他老人家讨教讨教。

　　老子不干了与老子毙了你

　　李士林是一粗人，粗人用粗办法。比如枪套子往桌子一撂——“老子不干了！”

　　这种活法很爽，电影里我们常看见。大凡有些斤两又遭受些委屈的都这么蛮干——从今一拍两散，“人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李老板在京可是个人物。

　　对中国足协李士林都敢这样，酷呆了！而且他不像王健林、龚锦华只说不练，真去退了机票。可惜的是，“酷呆”的李士林碰上了“酷毙”的中国足协——懂什么叫“酷毙了”吗？就是酷得可以一枪毙了你！

　　信不信我毙了你，不想混了？

　　碰了一鼻子的灰的李士林（当然也可能碰上一嘴的蜜），回去以后思来想去，还是要重扛“国安精神”的大旗。

　　但扛起以后他觉得有些不妥——抬头一看，上面竟豁了几个大窟窿。可恶的“败家子”，“扛旗的”脸面可全靠这面旗了，李士林恶从胆边生。

　　所以，我们就又看到了电影镜头——把枪从套里一拔，喝：“老子毙了你！”

　　这个动作虽然不是从“酷毙”的那儿学到的，但显然在“酷毙”的那儿激发了他拔枪的勇气。老子都要混下去，你几个小子还敢乱来！

　　我们知道，李老板是个粗人，粗人急了连房子都敢烧，何况“毙”个把人。所以这次国安小子们似乎很不妙！

　　国安是李士林的国安，国安俱乐部是李士林的俱乐部，在国安公司，李老板开个把人还不是爱谁谁；在国安俱乐部，李老板放把凳子让你坐你敢不坐穿？这是常理，所以李士林把“扣薪金”下达到休息室后便扬长而去。

　　不过我对李老板的果敢行为首先表示了敬意，其次却要表示疑义，最后还要表示畏意。

　　这是“一个人战斗”，李士林开“足球老板”之先河，是谓敬；这是“与风车的战斗”，李士林会不会被风车甩了出去，是谓疑；这是“无聊的战斗”，李士林能否保证它不会成为一出滑稽剧，从而使“国安精神”由此以钱为准绳，是谓畏。

　　从“老子不干了”到“老子毙了你”，李士林自始至终很粗放。不过——“老子干不了”最终还得干（事实已证明），“老子毙了你”可能谁也毙不了——这不是我说的，电影里常这样。

　　是不是学老茂，那一枪老打不出去，只得悻悻然检查枪管：“老子饶了你”——结果“砰”枪走火，伤了自己………

　　狗咬人的新闻

　　狗很生气，张嘴就咬人……

　　狗咬人不是新闻，因为人犯不着咬狗，捡块“板儿砖”就可摆平。狗，原由人从狼驯化而来。

　　但最近“狗咬人”却成了大大的新闻——因为满城的狗都在咬人，黄狗、黑狗、老狗、小狗，甚至还有洋狗。“狗们”对人们很不满意，说：“这里太黑……”

　　人很惊诧——狗的视力并不好，怎能看出“太黑”？出于“息事宁狗”，祭出战无不胜“肉包子大法”。

　　但“狗们”并不后退，咽了包子仍然齐叫：“太黑！太黑！”

　　一条狗咬人属于个人的过激行为，满城的狗咬人就是对“人狗社会关系”的叛逆行为。狗们撕毁了“人狗契约”——这是新闻。

　　“狗咬人”成了新闻，这本身就是天大的新闻，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有些病心疾首：包子里装的可是我割下来的人肉啊……

　　但狗们并不买账——人肉？哼，人肉里可有狗肉，狗肉里怕还有些人肉，你哪分得清？何况，这包子原是用来“打”我们的——这可是人话！

　　满城的狗于是有些群情激昂，这个要“退出”，那个要“斗争”，体格雄壮的甚至还要“冲进”——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人有些手足无措，这才想起转身抄“板儿砖”，但此举竟遭到“狗们”的嘲笑——晚了！“板儿砖”可打得尽这许多狗。鲁迅早就说过，一个人是打劫，一群人是革命——这道理不止适用于人，狗们也要革命。

　　人一头雾水地端着“板儿砖”，怔怔想他们说的“革命”二字，“狗们”却顾不得这许多，争先恐后扑将上来……

　　“狗咬人”终于变成了新闻！这，就是原来“主仆”紧密的甲A甲B各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突然混战的原因。

　　流言与流感

　　流言与流感原本是近亲。

　　无论是流言还是流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传播面积大，消失得也快。得了流感的人，流鼻涕、打喷嚏、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其状很惨；中了流言的人，眼睛哭红、鼻子拧肿、夜不能寐，甚至绝望之极抹脖上吊。

　　流感与流言传播速度之快、伤人之深是有据可查的，前者比如说1939年南美洲那场瘟疫，凶手就是“流感”，死了十几万人，甚至连猫、狗都未能幸免；至于后者，就是中国人极熟悉的阮玲玉了，“上海滩第一美女”的香销玉殒至今成为所有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心痛模范。

　　为什么会产生流言。

　　我们得很考评一下为什么会产生流感？据说“流感病毒”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这个说法不太美丽，我们岂非成了“流感”的徒子徒孙？所以我宁肯相信另一种说法：流感，是外太空产物，随陨石或者外星人降临地球。

　　但科学家们认为这结论不太严肃，所以流感渊源至今还是“凭空而来，凭空而去”——这，恐怕也只能作为“流感”的近亲——“流言”产生方式的一个疑问了。

　　天知道流言是怎么产生的？到了最后，人人都在“流言”，人人都患“流感”。流言，原是没有祖宗的，并可“子子孙孙无穷尽”的。

　　倒是马克·吐温讲述一个故事有些意义：伯爵夫人生儿子→天啊，儿子和大象一样强壮→伯爵夫人生了一个大象般的儿子→知道吗？伯爵夫人生了一头大象→伯爵夫人原来是和大象通奸→不对，伯爵本就是一头大象伪装的。众皆哗然。

　　从“伯爵夫人生了儿子”到“生了头大象”，马克·吐温说，公众的好奇欲与传播欲是无止境的。如果伯爵夫人的分娩过程未能让公众亲眼目睹，儿子就会变成“大象”，下一次还可能变成南美雨林巨蟒。

　　鲁迅也有一段著名论述：从半截袖联想到白臂膊，从白臂膊联想到半裸，由半裸联想到全裸，由此而性交，由此而杂交，由此而乱伦……

　　所以，流言的产生实际不需要什么现实基础，它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动机，只要有人被传染上，并把它传染出去，符合着一群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流言便产生了。

　　中国足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流言集散地，制造流言的、传播流言的、伤于流言的，用不堪流言又去制造新一轮流言的……有些像自由市场的“以物易物”“哄抬物价”，也有些像江湖上那句叹：“冤冤相报何时了？”

　　曾经，海埂的那条大狼狗成为那一届春训的明星，有家报纸甚至不惜在头版刊发一大幅照片，上面是狼狗矫健的剪影，背景则是海埂落日，压图标题叫：春汛开始了。这个编辑独具匠心，可惜事后有关方面查证什么狼狗、经警均是流言，根本没推动用过警力警犬看守春训球员，没“记者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那可能是记忆中较为有趣的一则流言，之后的流言便变得生猛残酷起来。比如说某某与某某不和，再比如说某某扬言离队，当然最有市场占有率的还是关于“假球、黑哨”——某俱乐部委托某老板携巨款潜入某市“勾兑”某队，或者干脆就是某队与某队直接沟通花钱把好事给办了！

　　轰动一时的“渝沈悬案”最开始就是以流言形式存在的。当然，虽然中国足协开展了“大义灭亲”式的“打假万里行”，但最终也只能证明“渝沈假球”只是流言。足协虽然给两队都罚了款，但并非罚“假球”的款，而是罚“拖延开赛时间”的款，这情形，就像一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控，最后法院却判了个“乱吐口水”之类的罪名……

　　感谢郎效农主任义正辞严的那声怒喝大喝——“假球与证据是密不可分的”，这给流言定了性，没有证据有流言只是流言（两年后法学界还对郎之懂法赞不绝口），“证据说”从此对流言极有威慑作用。就像“康泰克”之于流感，虽没有根治，倒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说到“康泰克”，就想到科学家对于慎用感冒药的劝告，科学家说，其实感冒是治不好的，感冒药之类只能让你不再有鼻涕长流、喷嚏不断的证状，但流感病毒仍然存在，吃多了感冒药病毒们反而有了“抗药性”。

　　流言也如此。

　　随着流言的飞来飞去，中国足协成立了“新闻办”，并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流言定性了“假新闻”概念。这是对新闻学的一个贡献，因为从最早的一份乡村邮报到普利策大师到现在默多克旗下的林林总总大报小报，从未发现过这个概念。

　　我所在的圈子不少人遭了“假新闻”的道。比如说“舒畅李蕾蕾退队”，比如“红岩五球员涉嫌打假球”，比如说“霍顿立下军令状”，再比如说“体测将取消”，更比如说“王俊生下课”。流言比流感更可怕的在于，得了流感总有人会来救死扶伤，中了流言则可能遭致一顿板子猛抽——中了流感就会传染流感，中了流言就会传播流言，而媒体传播流言速度更快、影响更大。因此，中了流言就会传了流言，传了流言就像中世纪得了流感天花要被活埋掉的……

　　现在没有哪个媒体敢说自己没有“中流传流”了，小到国家队集训名单，大到人事变动假球黑哨，因为这个空气里流言比流感病毒数量还要多。就像身体再好的也会得一次流感一样，这个圈子无一幸免。有位圈中大腕，人正直严肃，某天在电视谴责“假新闻”后，没过两天，便被“假新闻”缠上，对手死缠烂打要打官司，有好事者在报上就“讽刺揶揄”说“才骂了狗屎，低头就踩了狗屎”，大腕极怒，可又怕反击之下流言更多……

　　分析中国足坛为什么产生流言比分析为什么要产生流感更难，因为“流感”属于生理现象，流言属于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你很难拿科学态度进行分析。“陕西怪杰”贺晓龙有一说：允许裁判有错判误判，那么就得允许记者有误写错写；北京王俊更是一语惊人：许你打假球，就不许我写假新闻？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振臂高呼“打倒假新闻”的运动中疏漏了的——这流言究竟是不是流言？流感很客易判断，你在家里多打两个喷嚏老婆就逼你吃药，如果在公车上别人还会顿时离你远了两步（可能怕是因为爱滋吧）；但流言，除非是把孩子说成大象那样的玩笑，是很难判断的，当事人呈怒发冲冠状，喝断当阳桥断水倒流：“这是个流言！”你便没辙。因为一般人是没有红外线、窃听器、全球定位的高科技产品的，事后你拿不出证据，你便是流言祸首。

　　当然，有了像“录音带”这样的证据也没用，“3号隋波”调查来调查去最后锁进了一铁皮匣子里去了，据有关方面称，别人没商量“假球”，录音带上尽是“淫词秽语”。于是，“3号隋波”一案又是一桩“流言”了……不过，王女士不远万里操着葡萄语说些这调调，也太费神费劲了……

　　所以，所谓“流言”，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流”的，它可能真是“冰山一角”，或“露在床下的绣花鞋尖尖”。

　　流言传来传去，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足球倒也是“街市太平”，虽然吃惊得很——以前被传下课果真下课了，以前被传为不和的果真不和了，以前被传为要输掉的果真输掉了——流言虽是流言，但它并未影响这圈子的“祥和之气”。就像流感，伤不了大雅的。

　　只不过有些流言的真相老捂着却不是办法，就连“黑匣子”也有公布的一天，何况“流言”呢，捂久了会发臭的……

　　我就想起一个民间搞笑的故事。一个农民进城，内急，大窘之下寻一隐秘处狂泄一通，然后又用草帽捂着逃逸。还说：“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啊”。众人就猜：里面有只金丝雀？一定有叠人民币？一定有条眼镜蛇？有胆大好奇都个手去一模。

　　结果无须再说，大家恍然大悟后一致大骂：该死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