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拉普纳一样，搏比"霍顿是中国足球一个阶段的标志物。就像所有的“舶来品”都记录着中国社会某一时段的特征，哈蟆镜、牛仔裤、饭盒式录音机、呼啦圈、卡拉OK、肯德基、大哥大、网吧……霍顿是一个忠实的硬盘，他的升起与衰落就在刻写一个时代。

　　毫无疑问，霍顿的开始是一个“神”，他在中国范围内引起的欣喜他自己都意想不到。霍顿抵达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开始他“中国之旅”的第一天，人们都在期盼着什么，脸上写着对幸福的憧憬。我认为这很危险，因此写下了《冷眼看霍顿》。这篇文章开始了我对霍顿及九强赛的“怀疑与批判”，因为我觉得凡是对个体的盲目崇拜都没有好结果。在霍顿的“平行站位”、霍顿的“快乐踢球”、霍顿的“兵败九强”、霍顿的“下嫁阶段，因为我觉得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它虽然偏激，却能反映出当时的局面心态。这组文章也许对下一个“霍顿”，下一个“米卢”的出现还有将来意义。

　　从神到狗的过程，就是中国足球的过程。这可能是推销“英国足球”并不成功的霍顿留给我们唯一的启示……

　　冷眼看霍顿

　　中国足球再将历史的重作到交给了异乡人。之前，1965年的约瑟夫和1993年的施拉普纳都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如此之轻的中国足球竟然拥有如此之重的命运。匈牙利人不行，德国人不行，现在轮到了英国人了。我们且看一头金发、面色红润的霍顿怎样书写中文版的《远大前程》。

　　中国人是渴望奇迹，常常幻想某个伟大的个体能够扭转乾坤。

　　霍顿来了，他像“雾都孤儿”般神秘现身。当我们尚来不及嚼清他执教中国国家队的背景资料时，一股传统的情结又悄然浮出。今天是霍顿到华的第一天，已然有人在为中国足球的明天而幻想了。在上海那座宏伟的体育场外，在那堆嘈哪杂的吴侬软语中，我分明听见：“阿拉看这外国教练蛮好的，这下中国足球准能出钱……”

　　幻想，总是与苦难结伴而行；苦难，总是需要幻想来抚平创伤。这是人性。

　　于是，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施拉普纳架临时的“造神运动”，以及扔出来的若干豪言壮语——“这是来自德国的拥有先进理论的十大著名教头”，“我们要有豹子精神”，“我们要让对手像一只免子”……当年施大爷走哪儿哪儿有红地毯，甚至还有专机。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足球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任何个体的力量在庞杂的问题面前都会束手无策。你得从黄河上游开始植树，中游筑堤，下游拓深河道。否则，这水会越搅越浑。

　　所以，必须冷眼看霍顿，看他如休将一些先进的东西嫁接过来。千万别奢望他抱着中国足球一头闯进世界杯大门。

　　霍顿不是贝肯鲍尔，即使是贝肯鲍尔，也不见得能迅速提升中国足球。这位曾经在失意之际差点投奔美国的英国男子，这位被中国足协邀请后自己也很惊讶的前诺西汉森林队助理教练，恐怕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也只有一些先进的观念。不过这对于落后的中国足球而言已经足够了。如同一个饿汉，你根本不用提供给他一桌满汉全席，饿汉的肚肠，首先需要的是回锅肉以及大量的米饭——这是我们的现状。

　　冷眼看霍顿，不用去菲薄他，不用去崇拜他。我们只是需要他带来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并且以适度的方式来加以接受。就像当年的“拿来主义”一样。

　　其实足球是冰冷的，你不必以所有的激情去对待它的每一个细节，否则真会伤了自己。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们不是常这么说吗？

　　中国足球“破神论”

　　霍顿，正在完成由人到神的过程。

　　虽然亚运会的失利证明霍顿“加工厂”并未把中国的“粗坯”打磨得更为精致，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名金发的英国人正欣欣然沿着胜利拾级而上。

　　中国人不能没有“神”。“神”的存在可以帮助抵挡恐惧——从“十强赛”巨大阴影中逃亡而出的中国足球，可以借霍顿硕壮的身体消除恐惧。

　　这种思维方式有些阴险的意味，但为了中国球不再步入“造神”与“毁神”的俗套，我还是要当一次“怀疑主义者”。

　　对霍顿的谀词已像神像上的金箔一般贴在他身上了。有人说：霍顿善于短期捏合一支队；又有人说：霍顿洗涤了我们观念的误区；还有人甚至说：霍顿有人情味，符合吾国“国情”。

　　我怀疑对霍顿的崇拜行为是否建立在砂砾之上，一俟大风袭来，这具金发碧眼的神像便轰然坍塌。

　　突然想起两副模样的施拉普纳，一副是“伊尔比德”前的，神采奕奕气宇轩昂；另一别是“伊尔比德”后的，形容萎顿印堂发黑——这是中国人造就的两副模样——不知一年后的霍顿是否也拥有迥异的两副模样……

　　偶像是可悲的，因为偶像的命运往往是被付之一炬。尼采在《上帝死了》中说：真正艺术家最想得到的不是对其作品的赞美，他最想得到的其实是理解和痛苦的思考。

　　我们理解了吗？我们痛苦地思考了吗L？我们现在所做的，有重大“毁誉”的嫌疑。因此，这不能使我想起克罗地亚米罗西。他在初主全兴之际，众队员赞不绝口，如果我的记忆不出现偏差，就可以清晰地想起来米罗西与霍顿得到惊人地相同的谀词。甚至有国脚声情并茂的对我说：“同时得到米、霍两人的指点，我豁然开朗。”

　　可惜，米罗西最终默然归国，正是同样的人找出截然相反的辞由将他毁灭。

　　于是，终于可以知道中国人“造神行动”的结局了，我们在不遗余力地丰满神的形象后最后还要毁灭他，并且踏上一只脚，恨恨然：“悔不该当初……”

　　这是属于中国足球的轮回。苦难总是通过幻想来抚平创伤，当幻想破灭时，就连神像一并毁掉。

　　警惕！这情形一如中国农民大旱求雨，长跑三日不见雨来，于是大怒，以锄头钉耙之类毁掉龙王之像。

　　哈哈镜效应

　　按东亚人的审美情趣，那帮科威特小子大半算不上“帅哥”；无论是有些“木村柘哉”的张玉宁还是有些“乖乖虎”的李金羽都比他们“酷毙”了。即使上身显得略长的李铁披着头发也不可扮一把“摇滚青年”。

　　那支科威特国奥并没有“阿拉伯王室的贵族气”，他们把握不住“西亚流”在中前场富于美感的叙述方式，在需要胜利的中国队面前，他们就像一面神奇的“哈哈镜”。

　　发明“哈哈镜”绝对是一个奇迹，扭曲的参照指数把原本的形象搞得天翻地覆——西施成了东施，无盐变成了貂蝉。对于自卑的人，这是一个好消息。它神奇衬出了中国国奥的“性感”，在以“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进攻又一次“走向胜利”后，我们大可以送霍师傅一幅“打败亚洲弱旅无敌手”的金匾。

　　这时，许丁茂却正在为寻找一个强劲的热身对身汗流浃背，就像当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寻找马拉多纳的身影一样——许西茂没有霍顿聪明，“日本镜子”把韩国国奥照得体无完肤。

　　霍顿是英国人，却对“避实就虚”使自己“发展壮大”的游击方针大彻大悟。他是不会去“欧洲半月游”的；不像老实的戚务生，拖到英国、德国尽找高手拉练，只听到耳畔一阵“齐里咔嚓”，而后去负什么“该负的责任”。

　　因此我开始理解霍顿——豆腐才显着刀快，“哈哈镜”才莫辨美丑。越南也好、科威特也好，甚至不丹、马尔代夫，拖出去一刀“剁”了，制成“狗肉之酱”就衬出咱的“诸葛之高，关云之长”，这是怎样的一种“鸟生鱼汤”呵……

　　许丁成凭什么要站在日本这面清晰的镜子前呢？那张痛苦万状的脸真是“我见犹怜”；不像霍顿，借一面“哈哈镜”搔首弄姿活得通体舒泰。人越丑越需要信心，霍顿帮我们在哈哈镜前找到好心情。

　　不过霍顿还是没忘显示英国人的缜密逻辑——“科威特是一支强队，它得过亚运会亚军、海湾杯冠军”。虽然彼“科威特”此“科威特”之间偷换了概念，但这摆明了告诉你，“这可是纯正威尼斯制造的镜子，绝非逗你开心的哈哈镜”。捧了别人，也夸了自己。所以，科威特这面哈哈镜，与霍顿之间上演的是一出默契无比的“捧哏”与“逗哏”。

　　“伪快乐”说

　　当“足球需要快乐”这一说法直呈泛滥之势的时候，我发现“快乐”其实是一种迷幻毒药……

　　中国足球看来在营造一种“伪快乐”，那些苦大仇深的主，比如说“黄连树的根根”“苦芹菜的尖尖”“药罐里的渣渣”，一夜间都“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了。快乐，绝对是当今中国足坛最时髦的一块商标。

　　《绝对大羽》当然“绝对快乐”，令人吃惊的是一向愁眉苦脸的王副主席也寄语要“快乐地踢球”，而且那个一位也从“十强赛的一流”轻快地飙升至“九强赛的一流”了。

　　“享受足球”被当成一种时尚品牌，它像“伊夫"圣诺良”或“劳力士”一样可以及时地调高你的身价。

　　“快乐踢球，享受足球。”其实这话是贝肯鲍尔说的，我们适时地赶上了这趟潮流。而一向以“师承德式足球”自居的韩国人这时却痛苦得很——在“蚕室”体育场被日本一刀“剁”了，许丁茂没我们快乐，是缺乏“主义”的中国足坛压倒一切的主义，谁要是“不快乐”，或“不那么快乐”，将被视为“九强赛”前最蛊惑民众的异类。

　　记者老史们当然乐意做一个快乐的使者，正如王小波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他们力图做成合格的“花剌子模信使”，哪怕洪水滔天，也只报喜不的优，这是最高职责。于是，全国都在“快乐着”，只有少数几个（比如我）没有跟得上潮流还在一边尖酸刻薄叽叽歪歪……

　　我不知道为什么“快乐主义”突然就泛滥起来，正像弗洛伊德在分析《受虐狂》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当一个人或一群人长期受到压抑和折磨之后，对幸福的追求就会异变为对痛苦的依赖感，灵魂已经麻木，所以以就会自欺欺人地变态为“快乐”。

　　长期痛苦的中国足球是否就这样“快乐”起来了呢？如果这样，“快乐主义”肯定就是“受虐主主”。与现在有些人的怪癖一样，“受虐”就是时髦。

　　因此，“九强赛”前被人大肆鼓吹的“快乐说”蝇一种地地道道的“伪快乐”。快乐是一种奢侈，我们哪有这种资格享受。现在粉墨登场的“快乐”，是被篡改了本意的“快乐”。

　　马克"吐温说：无知总比有知显得快乐。中国足球很无知。

　　韩国人历来是不大快乐的，他们不想冒充“快乐”，正因此他们往往也得到快乐，我敢说，他们的痛苦是被战胜“快乐”中国人的锋利武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李金羽们天天作秀，摆出比实际年龄小了五岁的天真状：“只有HAPPY，才能赢球”，天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HAPPY”，真的快乐！

　　在众人快乐得像一只只蹦跳的青蛙的时候，阿Q说：老子也快乐……

　　篡改者的胜利

　　这是一次“篡改者”的胜利，因为我们只看见李金羽、李铁、张引，却看不见霍顿。

　　黄健翔激动地说李金的进球是“鲁梅尼格式”的，当然网友虎禅也可以说这间“罗马里奥式”的，或者“贝贝托式”的，因为李金羽并不主张用强硬手法解决问题。在门前他更像一个“机会主义者”。

　　胜利了，是可以找到足够关于胜利的注脚的。但我在国奥这次难得的胜利中并没有看见霍顿，因为这场胜利并不是“霍顿式”的，是李铁帮助下的李金羽充满灵气的两次“个人行为”，才让中国队赢下“必须赢得的比赛”。

　　霍顿的“机器足球”理论终于暴露出巨大缺陷——平行站位导致首先失球，整体推进“推而不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长传疾攻最终把张玉宁变成一根愚蠢的木桩。

　　由李铁与李金羽连袂“篡改”的进攻思路才促使们第一枚入球的产生——已经习惯在国奥中圈地带颓废地做着横横或斜传的李铁被那个荒唐的失球激怒，这一怒倒让他回忆起在辽宁队那个乱发丛生的“自由人”李铁，因此他抛弃了霍顿在左路贸然挺进，并完成一次“纯粹甲A模式”的进球。

　　所以，这场胜利是张引式的，不是霍顿式的。这是篡改者的胜利。

　　霍顿标榜的“机器足球”理论在上海的寸水中有些生锈。黄勇主罚的那个角球。如果按霍顿像背诵《圣经》一样不厌其烦向我们讲述的套路——李玮峰扑前点，孙继海抢中点，张玉宁抓后点，就不会有李金羽那个怪异的入球了。

　　无个性的“机器足球”废了张玉宁，个性化的李金羽救了“机器足球”。两个人入球与霍顿无关。

　　当下半时霍顿回归了他的战术套路时，中国队沉稳了，但进球没有了。我敢说，这种打法赢得了90分钟的比赛，却可能输掉360分钟的“九强赛”。

　　如果没有李铁的“擅离职守”与李金羽的“肆意篡改”，我们会不会有那两个进球？这场胜利不是霍顿思想的胜利，而是两个“篡改者”的胜利。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国喜悦还是国奥的悲哀，也不知道两个胜利的篡改者会不会被严格要求战术纪律的霍批评？

　　那个现在有些“讨厌”的“批霍派”陈亦明后来的电话里说：“打得好的地方并不是霍顿的套路，按他的思路，应该是造两个1.9米的机器人当前锋。”

　　机器人当然不会篡改霍顿的程序，但机器人却不给我们带来胜利。这个说法有些可恶，却有可能在将来得到印证。

　　所谓奇迹

　　“奇迹”——据说是上帝扔给绝望者的一块球生圈。

　　英格兰“绝望者”号船上基冈就在气若游丝之际就等来了奇迹，瑞典人在欧洲杯外围关键时刻的胜利无异送来了一块救生圈，使贡国人能够一举越过该死的“波兰呢沼”。

　　上帝也许是说英语的，所以他很容易就听懂了基冈船长的祈求。恰巧霍顿也说着一口纯正的英语，他当然祈祷上帝也能在中国国奥的绝望之际带来福音。

　　被韩国人又一次逼到悬崖边上，上海方面已把“10"29”之战称作“血战”了。“血战”，这是一个很有悲壮意味儿的说法，它令我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在上海诠释的“流血而且战”，“流着血且战”的目的就是要换回“奇迹”，就像当年我们以为我们的血真能吓跑开着军舰的日本鬼子。果真，昨天霍顿以及他那一帮“战友们L”就在“血战说”之后迅速推出“奇迹说”——打败韩国，打败巴林，而且韩国又要被嘏林逼平。霍顿对上帝祈求，肯定比基冈要多。

　　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奇迹”吗？看到韩国“垮掉的一代”的生硬表演，我怀疑“击败韩国”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坐标——无论是中田英寿还是高原直泰，已会用一系列“后跟传球”指引真正的殿堂在哪里。韩国人堕落了，但比堕落还要糟糕的是无知。

　　“出线”就是奇迹？高丰文十几年前就“奇迹”过了。那支国奥队在汉城奥运已成为“最不思进取的队”，而霍顿要实现所说的“敢到悉尼拿牌子”的奇迹，我以为是天真得昏了头。

　　基冈船长要求点“奇迹”其实是很本分。那支“性感”得酷毙了的英格兰队没去欧锦赛实在可惜，谁也不愿看到一个由阿尔巴尼亚、卢森堡和马耳他角逐的欧锦赛。

　　但是，中国足球拿“奇迹”来做什么呢？难道我们被“奇迹”的招魂幡百复生后就提升了生存的地位吗？就像一个一文不名的穷鬼，上帝砸一块馅饼在他头上，他迟早还要饿死。

　　一则传说——’98法国世界后，失意的福格茨、帕萨雷拉、戚务生结伴去天堂找上帝。上帝对福格茨说：“我给你巴西人举世无双的才情”，福格茨喜出望外长笑而去，上帝又对帕萨雷拉说：“我让你们的马拉多纳年轻10岁”，帕萨雷拉受宠若惊并吻上帝的脚；轮到戚务生了，上帝沉吟半响，最后只得耸耸肩膀、推开双手，愁容满面地说：“抱歉，我只有把你们的女人变成男人。”

　　面对中国足球的请求，上帝肯定深感困惑——他深知，再伟大的奇迹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

　　所谓奇迹，其实离我们很远，“除非把女人变成男人”，上帝他老人家真幽默。

　　墓志铭

　　巴林面积：669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人，主要产品：石油、椰枣、骆驼和马。

　　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主要产品：水稻、煤炭、钢铁及无数痴傻的球迷。

　　写下以上文字时，我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受。上次伊尔比德，这次是麦纳麦，伟大的中国，在足球领域中负给又一个弹丸小国。

　　我曾发誓不给中国足球写墓志铭，但看来我不得不写了，谨以此文祭奠在“九强赛”悲惨地死去的中国国奥队——

　　公元1999年1月6日零时20分，背赠当代中国人最沉重的希望的一支球队丢失了希望。那个丢球仅仅1妙钟的时间——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足球却全部死去。

　　——我们有必要像所有的墓志铭般书写一下对它的情操评点：

　　如果你爱一个人，请他远离中国足球吧；如果你恨一个人，请让他迷恋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不知什么是“耻辱”，请感受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研究“十万个为什么”，请探讨中国足球吧！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情感像股票般被“套牢”，请投资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选择一种“最窝囊的死法”，请效仿中国足球吧！

　　——这里有潘多拉魔盒里所有的恶咒，而中国足球就在一夜之间全盘承受。

　　如果你想选择一个铁饭碗，请当中国足球主教练吧！

　　如果你最擅长写一份能逃避责任的检讨，请给“九强赛”失利来个“足球不能承受之轻”的总结书吧！

　　如果你想成为既能玩弄他人的感情又不用负责的“恶少”，请从业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吃的是奶，屙的是草，请变成所谓的中国足球的“老黄牛”吧！

　　如果黑夜真的给了你一双黑色眼睛，请观看中国足球电视连续剧吧！

　　——这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所有的幸运都让中国足球独自挥霍。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你可能有很多敌人，却没有一个私敌。

　　我在中国国奥的墓志铭中写到：你可能有很多欲望，却没有实现一次希望。

　　马克思可以把任何宿敌的诅咒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毫不在意。

　　中国足球也可以把任何惨败的教训像蛛丝一样轻轻抹掉爱谁谁去。

　　我们发现，你从未实现过我们的希望，所以你是“上帝的弃儿”；但你又得到了所有的鲜花和呵护，因此你是“上帝的宠儿”。

　　于是我们给角色混杂的你下了一个“世纪定义”——你是上帝最宠幸的“私生子”，你永远得不到任何荣耀的恩赐，却可以无休止地得到物质上的盛情款待。

　　从这个意义讲，我们不好怪罪你这个“私生子”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痛苦，我们只能半胆抱怨一下产下“恶果”的上帝——凭什么你要逞一时之冲动，还要派一个披“上帝外衣”的霍顿？

　　画面中那手足无措的人儿，以及瘫坐如泥的人儿——洗洗睡吧——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不快乐的因素

　　结果，其实早已预料到；结果真的降临，还是有一种接到判决书的苦痛。

　　霍顿说过“我还活着”，今天，我却想起臧克家的那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穿过“九强赛”后上海放出的鞭炮声，就想置身于“十强赛”后金州传出的鞭炮声。这是又一次可怕的轮回。

　　关于霍顿，关于国奥，关于中国足球，作为坚定不移的“反霍派”成员，霍顿输了，我却发现我也输了——随着中国足球又一次输了。

　　这是霍顿第8次没有战胜韩国人，而中国队已是第N次没有战胜韩国人了。有人说“足球需要快乐”，但总是泡在失利的酱缸里你能快乐吗？

　　前天，雅凯会见了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面对王俊生和他遇到的种种压力，伟大的雅凯说了一段话——“当我捧了世界杯，点走我该得的工资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再伟大的人物事业面前也会显得无比渺小……”在伟大的中国足球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显得很渺小，所以王副主席唏嘘不已，所以霍顿终归要输，所以在一茬又一茬的国奥要去轮回。

　　“反霍派”的胜利只是无比渺小的胜利，其实战胜了韩国也只是一个无比渺小的胜利，回想起这一年多来国境线着霍顿以及我们车家的足球的种种争论，我知道中国足球为什么不快乐了。——中国足球注定不会快乐，因为他有不快乐的因素顽固的存在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容忍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而自己总能找到新的借口；比如说我们明知道霍顿有固执的缺陷，而一味的给这个人的错误铺下巨大的温床，从而导致整体的失误；更比如说我们明天抚平了失利的创伤后还只是声称“负我该负的责任”，而不去寻找中国足球在规律上犯下的弥天大错。雅凯其实在告诉一个道理：足球事业是伟大的，渺小的人只能去服从伟大事业的伟大规律，否则，你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规律的重压下轮回。

　　霍顿感根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会永远败在韩国人脚下，我相信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不是技战术上的，也不是霍顿牛顿马顿上的，更不是场地、门柱或舆论压力上的。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对“一地难毛”的问题锱铢必较，却对规律问题缺乏研究。理解了雅凯的话，你就能知道中国足球不快乐的因素了。我们一直在忽略“伟大的事业”中包含的规律性，却一味在把渺小的人无限夸大，对管理机构自身如此，对施拉普纳如此，对戚务生霍顿也如此。不去敬畏伟大的规律，必然被规律所倾轧。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会借尸还魂——说不定当哪天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霍顿就从废墟中拍拍尘土，一脸矜持地向我们重新走来……

　　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快乐的因素。

　　与悲剧无关

　　有两个挫败的挑战者，一个叫“堂"吉诃德”，一个叫“牛二”。

　　※※※※

　　堂"吉诃德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伟大的骑士。”于是披上祖父留下的盔甲，骑上拉车的瘦马，像“骑士”一样冲向荒野。

　　风车只是风车，但既然堂"吉诃德认为它是敌人，它就是敌人——这场恶战的结局是，堂"吉诃德如断线的风筝般被卷去。

　　强大的风车胜利了，但失败的挑战者也没有失败——不像骑士一样“活着”，也像骑士一样“死去”，这是堂"吉诃德的心愿。

　　关于堂"吉诃德，我们一向理解为“典型的悲剧”。

　　牛二对杨志说：“我要你的刀。”这把刀是杨志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

　　杨志绝对不想失去这把刀，要不是最后半个炊饼前天就被胃消化掉，他才不会出手这把刀。

　　因此，牛二必须付出代价：要么五千贯，要么抢走刀。

　　牛二没有五千贯，也没能力抢走这把刀，甚至他根本就舞不好这把刀，但他需要这把“标志性”的刀，扬眉吐气于东京（此处指汴梁）的繁华街头。

　　于是这个挑战者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韧劲一次次向他的目标当起冲击——“我要这把刀”……

　　这种“不败到底不服输”的纠缠终于让关西汉杨志一怒拔刀：“你这二流子，屁本事没有，还敢要洒家的刀？”

　　牛二毫不气馁：“二流就二流，我要这把刀。”

　　故事的结局众所周知。但据说杨志还对血泊里的牛二问了一句：“服了吗？”

　　这个著名的回答是：“我不服——我要这把刀。”

　　这世上失败的挑战者就这两种，一种像“骑士”一般地死去，让你感觉到悲壮；另一种像“牛二”一般地倒在血泊中，你总觉得“与悲剧无关”。

　　私奔与逼宫

　　丫头伶俐机巧，善解人意；少爷生长深宅，如在樊笼——尤其是严父逼着他去考那劳什子功名与“出线”。

　　这在封建社会大抵就构成“宅院爱情”的基本条件——鲁迅很感慨：要人服侍少爷与善于服侍的丫头，天造地设的一对人儿啊……

　　贾宝玉并不喜欢规劝多多的薛宝钗，他喜欢软语温声的袭人。虽说他最喜欢林黛玉小姐，但林小姐实际生就的是丫头命。

　　几千年来的中国爱情史，充满了少爷与丫头的矢志不渝——如果老爷要棒子撵走丫头，少爷与丫头必然私奔。

　　为什么？丫头有“人情味”，很会将就着少爷脾气；不像小姐，臭架子臭规矩一大堆，少爷们并不受用。所以，少爷宁肯与丫头私奔也不愿与小姐共枕。

　　霍顿是请来“服侍”中国足球的，他那套低眉顺眼善解人意的作派决定他就是“丫头”，但“老爷”现在要撵走他，情投意合的“少爷们自然不干——他走，我也走——宁为温顺的丫头“私奔”，也不愿拜在催逼功课的小姐裙下。

　　但历史上的“私奔”多半结局不好，要么“始乱终弃”，比如“张生和崔莺莺”；要么“殉情而亡”，比如沉了百宝箱又沉自己的杜士娘。何况霍顿终归成不了基冈，“少爷”也比不了贝克汉姆或希勒。

　　我坚持认为，众国脚与众“奥脚”这次苦苦挽留兵败的霍顿甚至放出“霍顿走我也走”之类的话，是看中了霍顿的“丫头性格”。因此，中国足坛这些少爷们“私奔”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自由的爱情”，而在于“逼宫”，中国足球嗣稀薄，人丁不旺。一脉单传的少爷一旦私奔了，谁还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

　　曹操“逼宫”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杨广“逼宫”是为了“取老爸而代之”，慈禧“逼宫”是为了“垂帘听政”。国脚“少爷”们虽然海誓山盟，要和“丫头”私奔，但却分明是用“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责任来威逼“老爷”。一旦“老爷”俯允，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和“丫头”天长地久，从此“功名”无人催逼，只有享用不尽的温情。

　　因此，在若干国脚挽留霍顿之际，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少美好的情操。

　　神与狗

　　这是霍顿最钟情的城市，被这座城市埋葬，霍顿死得其所。

　　当初霍顿降临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殖民气息”。霍顿的“殖民”，满足着上海人“与强势通婚”的饥渴，按照“上海宝贝”的观点：霍顿的浑身金毛就像神奇的触角撩拨着人的性欲。

　　但霍顿终于死。霍顿的死，不只是对我们的教训，也是对我们的嘲讽——霍顿辉煌“上课”到黯然“下课”的过程，就是从神一般的降临到移一般的死去的过程。

　　幸好这是一个“拿肉麻当有趣”的时代，否则回忆那些对待霍顿虔诚无比的人与事（我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都能回忆起），肯定有如翻看老爹老妈当年“无限忠于”之类的日记。

　　霍顿不是牛顿，否则他真会如上海滩季方君所说像牛顿一样思考“自由落体运动”了，不过这次他在长考自己陨落的轨迹后，必然会得到超越牛顿感的伟大结论——人落下的速度会快过苹果落下的速度。

　　还有什么比从“神”到“狗”的过程更快捷的呢？城市为你建造了多少殿堂，就给你准备了多少墓地。

　　从神到狗？霍顿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如我们这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人也“提炼”不出什么严肃的意义，一切都像出闹剧。在中国，神与狗原本是比邻而居。

　　霍顿的错误在于，第一次他甘愿从国家队主教练降到国奥队主教练，这是神格降到了人格；第二次他又从国家队主教练降到了甲B主教练，这便是人格沦落到狗格，如果连狗格都守不住，就真应了几十年前上海滩那个刻薄的指头家所说的——“丧家的酱家的乏走狗”了。

　　现在不大会有坚定不移的“保霍派”了，霍顿这两次试验失败后丧失了他最后的信徒；现在也不大会有旗帜鲜明的“倒霍派”派了，与一条“丧家”而且“乏”的狗开战岂不自贬为“狗”？

　　因此，曾经神采奕奕的霍顿就此会淡得更像一幅上海泛黄的老照片，曾经轰轰烈烈的“霍顿之争”只会让人认为是一场“霍乱”……没有教会中国人“442”及“平行站位”的霍顿，说不定哪天会反被教会一句——“霍顿与狗，不得入内“，从神到狗呵……

　　不过，上海这座城市仍然会被人钟爱抚摸，仍然会被“殖民”与“半殖民”着。这是一个不需要留住历史的超巨城市，各种“神”依旧会每天降临，就像共浦江依旧会每天流淌——死个阿猫阿狗的，谁也不会在意，何况霍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