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长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所谓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北京大学旋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十年作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人，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鸿铭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的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在骂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了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二、刘申叔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早就有些关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后来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他做总编辑，不过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交涉过。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快事，由龚未生转给我们听；民国以后则由钱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弟子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不好据为典要，因此便把传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不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接见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三、黄季刚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把”，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号了。

    四、林公铎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我记得有一件事，觉得实在有点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八点至九点，普通总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功课顶容易安排。在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却到国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这天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还有些时间，便坐了等着，这时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走来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到来，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值摆着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手册，就拿起来说道：

    “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

    “不通，不通。”这本来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道：

    “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

    “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是说“亦”字，不是说“也”的，这事还清楚的记得。甘君本来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成为胡适之的嫡系弟子，能作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连登了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都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为之惶恐退避，可是他一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说起甘君的交际工夫，似乎这里也值得一说，他的做法第一是请客，第二是送礼，请客倒还容易对付，只要辞谢不去好了，但是送礼却更麻烦了，他要是送到家里来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拒绝；可是客人丢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话，那就不好办了。那时雇用汽车很是便宜，他在过节的前几天，便雇一辆汽车，专供送礼之用，走到一家人家，急忙将货物放在门房，随即上车飞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为人家的包车夫所窘，据说这是在沈兼士的家里，值甘君去送节礼，兼做听差的包车夫接收了，不料大大的触怒主人，怪他接受了不被欢迎的人的东西，因此几乎打破了他拉车的饭碗。所以他的交际工夫越好，越被许多人所厌恶，自教授以至工友，没有人敢于请教他，教不到一点钟的功课，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单不庵，忠告他千万不要再请客再送礼了，只要他安静过一个时期，说是半年吧，那时人家就会自动的来请他，不但空口说，并且实际的帮助他，在自己的薪水提出一部分钱来津贴他的生活，邀他在图书馆里给他做事。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脾气是很不容易改变的。论甘君的学力，在大学里教国文，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不客气，所以终于失败。钱玄同在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曾经叫他到那里教“大一国文”（即大学一年级的必修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甘君的故事实在说来活长，只是这里未免有点喧宾夺主，所以这里只好姑且从略了。

    林公铎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于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间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覆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这个原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五、许守白上文牵连的说到了许之衡，现在便来讲他的事情吧。许守白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便是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翟安教了几年，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南京大学，推荐了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正是反对，对人是异常的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到发见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是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不看见，还要从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余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看见过辜鸿铭那个样子，可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什么特别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北阀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自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集《彷惶》里边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堂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松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勿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许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六、黄晦闻关于黄晦闻的事，说起来都是很严肃的，因为他是严肃规矩的人，所以绝少滑稽性的传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国粹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常常出现，跟了黄梨洲吕晚村的路线，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中间很有势力，及至民国成立以后，虽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育厅长，以后就回到北大来仍旧教他的书，不复再出。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上了新官僚，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他自有他的见地。他平常愤世疾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不知今市上有之否？晦闻卒后，我撰一挽联送去，词曰：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待。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用一印云，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七、孟心史与晦闻情形类似的，有孟心史。孟君名森，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掇集零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则“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

    “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锁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管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戳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二十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人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

    “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

    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教员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承认为留平教授，凡有四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狙苟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逝，只剩了我一个人，算是硕果仅存了。

    八、冯汉叔说到了“留平教授”，于讲述孟心史之后，理应说马幼渔与冯汉叔的故事了，但是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伏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汉叔是理科数学系的教员，虽是隔一层了，可是他的故事说起来都很有趣味，而且也知道得不少，所以只好把幼渔的一边搁下，将他的佚事来多记一点也罢。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很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孓民校长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沉沉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峥纵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以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哭吠二字究竟要好的多了。

    汉叔喜欢喝酒，与林公译有点相像，但不听见他曾有与人相闹的事情。他又是搞精密的科学的，酒醉了有时候有点糊涂了，可是一己遇到上课学问，却是依然头脑清楚，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古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可见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鲁迅曾经讲过汉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与汉叔相遇，彼此举帽一点首后将要走过去的时候，汉叔忽叫停车，似乎有话要说。乃至下车之后，他并不开民却从皮夹里掏出二十元钞票来，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帐的。”鲁迅因为并无其事，便说，“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不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么？”乃作别而去。此外有一次，是我亲自看见的，在“六三”的前几天，北大同人于第二院开会商议挽留蔡校长的事，说话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反对者，其中有一人不记得是什么人了，说的比较不直截一点，他没有听得清楚，立即愤然起立道：“谁呀，说不赞成的？”旁人连忙解劝道：“没有人说不赞成的，这是你听差了。”他于是也说，“哦，哦。”随又坐下了。关于他好酒的事，我也有过一次的经验。不记得是谁请客了，饭馆是前门外的煤市街的有名的地方，就是酒不大好，这时汉叔也在座，便提议到近地的什么店去要，是和他有交易的一家酒店，只说冯某人所要某种黄酒，这就行了。及至要了来之后，主人就要立刻分斟，汉叔阻住他叫先拿试尝，尝过之后觉得口味不对，便叫送酒的伙计来对他说，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我自己在这里，叫老板给我送那个来。”这样换来之后，那酒一定是不错的了，不过我们外行人也不能辨别，只是那么胡乱的喝一通就是了。

    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汉叔，看他的样子己是很憔悴，已经到了他的暮年了。

    九、刘叔雅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寂通，卡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自以籍属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底及于父母，令人不能纪述。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刘叔雅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豁刻之能事，其词云：

    “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措。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这是我亲自听到，所以写在一篇说《卖药》的文章里，收在《谈虎集》卷上，写的时日是“十年八月”，可见他讲这话的时候是很早的了。他又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

    “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去罢了。”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十、朱逖先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江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因为他向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这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记得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时候，总还是学生模样，不曾留须，恐怕是在民国初年以后吧。在元年（一九一二）的夏天，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当课长，我因家事不及去，后来又改任省视学，这我也只当了一个月，就因患疟疾回家来了。那时见面的印象有点麻胡记不清了，但总之似乎还没有那古巴英雄似的大胡子，及民六（一九一七）在北京相见，却完全改观了。这却令人记起英国爱德华理亚（EdwardLcar）所作的《荒唐书》里的第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

    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窠了！

    这样的过了将近二十年，大家都已看惯了，但大约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去了。以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是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这时的逖先在我这里恰好留有一个照相，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园所照，便是许季弗、沈兼士、朱逖先、沈士远、钱玄同、马幼渔和我，一共是七个人，这里边的朱逖先就是光下巴的。逖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可是他对于我却是特别关照，民国元年是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的，随后又在北京问我愿不愿来北大教英文，见于鲁迅日记，他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虽然最后民六（一九一七）的一次是不是他的发起，日记上没有记载，说不清楚了。

    十一、胡适之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盖棺论定，自然会有结论出来，我这里只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作为谈话资料而已。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五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虽然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说道：

    “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戈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芯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可是注文里在那“角”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成了人名符号，这似乎有点可笑，－－其实这角字或者是说明角所制的吧。最后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滇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这事就告结束，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四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教授”（Visiting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偶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

    （中略）

    十四、钱玄同钱玄同的事情，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晓得如何写法。关于他，有一篇纪念文，原名《最后的十七日》，乃是讲他的末后的这几天的，似乎不够全面，要想增补呢，又觉得未免太罗苏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刚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随后再来自己献丑吧。原文云：

    《新社会》于一九二0年五月被禁，在这之前，大约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已经遭受查封的命运，一共出了三十七期。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开，胡适的“四论”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后，论争不得不宣告结束，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日文），

    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

    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

    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

    □（日文）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

    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

    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

    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

    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

    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

    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朋

    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就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被禁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成均遇见英白先生，他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据说还是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那边呢。许是取不回来了吧。

    “夏曰，（这个夏便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的那个朋友。夏先生和夏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经发生过关系的，所以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加这几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就是万即万，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个人而已。这封通信后面还有一条画龙点睛的尾巴：

    “‘写完这封信以后，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忍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可见当时不但禁过书，而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都是事实。短文采取层层深入的办法，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败坏风俗，本来有各种各样解释，鱼目即混珠，玉石不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若间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辨别了。”

    这篇文章我也觉得写的很好，它能够从不正经的游戏文章里了解其真实的意义，得到有用的资料，极是难得的事。可惜能写那种转弯抹角，掉弄笔头，诙谐讽刺的杂文的人已经没有了，玄同去世虽己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这件事来，却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中略）

    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三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是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孓民蔡孓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孓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孓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孓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孓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说话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孓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初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孓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蔡孓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棋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义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知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孓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孓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孓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孓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已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己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悯，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孓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犊》，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0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已》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选自《知堂回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