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以〈月印〉一文让大家深深记得的郭松棻，曾说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是“一本中国人难得有的忏悔录，只是他口里不说悔罢了。”

    考察起来，中国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过忏悔（忏情）这样东西？至少，如众所皆知的，中国人一向并没有宗教，而忏情的来源是宗教。祈祷，自白，苦行，神修，神秘主义，向神父告解，心理分析。其历史之悠久，拿告解来说，大概已内化为好比像是女人的生理周期，必须抒发不可。忏情有其传统，使得他们一般写起自传或回忆录，包括传记写作发达，皆直谅无讳，格外可信似的。中国人则不然，若不是为贤者、长者讳，就是至不济也要收拾一下才好出来见客。乃至若把柏格曼的哲理式对白，伍迪艾伦的呓语滔滔，移植到我们戏剧表现上，肯定是叫演者和观者一起尴尬透了。

    按张爱玲写《中国人的宗教》所观察，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最高的理想唯是有足够的粮食与治安，使五伦关系得以和谐发展下去。人的资格，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因此过份扩大自我和挖掘自我，会切断人与人的关系，不足为取。“未知生，焉知死”，有如中国画里严厉的留白，一切玄想在那里悬崖勒马，绝对的停止。

    中国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热闹明白，红灯映照里的人生。在此范围以外，弥漫着哀怅。物质和细节充满了欢愉，主题却永远悲观。

    曲终奏雅，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气氛，标榜节制之美，因为人生或艺术，最难得是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应当歇手。一次走往公车站牌途中，胡老师提起我写的宿舍阳台上看猫走过人家屋脊，昔年周作人写几个朋友江边吃茶，都是无事也写得个收场。不同于他那一辈人浸淫汉文章之中的，诸般写来最后是“奏雅”，一一还它一个价值或名目，归于公论。

    往前推到《诗经》，大雅小雅、颂，写的全是公众之事，国风里精采的儿女恋爱都也容纳在世俗生活里。中国人的私我，顶多是到“词”那种程度。比较诗和词的境界，诗是世俗领域，看广大，词是私宅院第，赏徘徊。中国文学若有忏情录，第一部应该算《离骚》。屈原《天问》，你看他上山下海问了又问，把自己弄到形容枯槁行于江边的受难景象，太惊恸人，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于是千年之后有胡兰成写自传，其狼狈不堪处，朱天心说：“其实他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知道啊。”

    一九七四年父亲偶然得知胡兰成在华冈，八月去信连络，居然有回音，两行字曰，“足下偶有兴来阳明山一玩乎？仆处无电话，但大抵是不出去。”胡老师五月从基隆港入境，住华冈大忠馆，三个月以来便是著书《华学科学与哲学》，初稿写完约八万字，正在誊清删改。书是改写了三次，前后竭两年之力，所以我跟父母亲上山探访时，胡老师仍处于写书状态中，据他日后说是，“畏人默坐成痴钝”──语出苏东坡给侄子的诗里，当年苏东坡居黄州作《赤壁赋》，文思益进，而于世务益疏拙，写下的这句话。

    父亲是为了作张爱玲传来搜集资料，手上唯一册日本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册，破旧不堪，扉页有胡兰成签名，赠龚太太，不知是辗转几劫得来的海外孤本。

    胡老师便取出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

    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也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父亲却不，会面回来他非常澎湃，写了篇致张爱玲信，《迟覆已够无理》，覆的是三年前张爱玲那封谈赖雅开刀住院的信。刊在人间副刊，写这趟见面的经过，殷殷报知消息，通篇的热心肠试做调人，甚至盼望张爱玲若能来台与兰成先生重聚就太好了。

    四十八岁的父亲，竟做如此遐想且诉诸舆论，完全违背了他写小说时的冷静世故。他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讲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饼二鱼。约莫像孙悟空那样吧，拔根毫毛变做千百个分身，意指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复又生出另一份五饼二鱼。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于焉每个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相反来说，从一而终的男人，能给的也不过是一份五饼二鱼，何尝会变出十饼四鱼，十五饼六鱼来的呢？而女人妒醋，无非便是要独得五饼二鱼乘以五千人的那个总数罢了。

    以上父亲所做调人语，替兰成先生的博爱开脱，首先就引发我母亲不悦，何况普天下女子，闻此言势必要揭竿起义，打他个满头包的。

    胡老师收到剪报后回信，“……耶稣分一尾鱼于五千人之喻，前人未有如足下之所解说者，极为可贵。张氏之《谈看书》，写小矮人之传说，又是学术，又是随谈，不用文学字眼，而通篇无有不是文学。此种看似平淡无奇之处最是难到，前人欧阳修之诗与周作人之散文之有味，盖在此。日前偶逢中国时报副社长，彼云亦有人写信到报馆，说张爱玲之《谈看书》算是什么！我乃想起战时在上海许广平对我说的一节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不懂。“爱玲的《谈看书》时人不知其好，亦不足怪耳。惟足下文中引我之言，张氏每日写稿仅千字左右，我原说的是二千五百字，有机会时乞更正。……”

    《谈看书》三万余言，当年人间副刊发疯似的以九天头条来刊载，反映了编辑的张迷心态──由于张爱玲惜墨如金，张迷们只好不断去挖掘其旧作少作或废作，以致忽然有新作发表，大家都以为又是古物出土，待惊醒过来，就特别的欣喜若狂。

    但这是我第一次，看不大懂张爱玲了。怀抱无限好意，像小孩瞌睡懵懂牵着大人衣角走回家，跟随她谈人类学，忽而到东，忽而到西，跟跟便失了线索掉入南太平洋里，或是一同走进小黑人过不去的热带森林带，她却不见了。读此文留下了这个印象，多年后的现在翻出书来重看过，她提到的人类学者及著述，好多熟人，我叹道：“原来那时候你在读这些！”

    胡老师一再称赞《谈看书》，与鹿桥通信也说起，“张爱玲写夏威夷，澳洲，非洲的小黑人的那几章可是非常之好，是神话的，又是童话的，又是在现实世界里的，很好玩。只觉得其是时间空间都非常之阔大、悠远，也没有一种没落的哀感，而是什么感情都超过了。这几章不是看他人的书的批评，而是她自己的创作。这种境地惟有山海经里有。”纵观周王传，流览山海图“，还使我想像了陶渊明读山海经的那情怀。”

    《谈看书》写道，“二次世界大战末，是听了社会人种学家的劝告，不废日皇，结果使日军不得不”齐解甲“……可见社会人种学在近代影响之大。”于日本，李维史陀曾经惊叹，高度发展的文明直接通于上古时代，而那个时代恰是人类学者所最熟知的，他惊见神话原型竟活生生的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胡老师若说是亡命日本，到头来却启发了他的创述，真非始料所及。七四年底《华学科学与哲学》出版，是他长居日本以来的一次考察总其成。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大海酿酒，不成，但胡老师自幸是他酿的酒成了。他亦如从前，折花赠远之意，寄了一本给张爱玲。

    胡老师有信说，“……我二十几岁在广西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岁时之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后来我也像三毛的一变而为现实的，但我是写的现实国际形势的论文，当时声名还在三毛之上呢。而其后是三十八之年遇见了张爱玲，尽弃以前的文笔从新学起，到了四十岁上从写《山河岁月》开始，才是打出了今日的文章。三毛今或未到三十八岁，而遇到了你们，她也能舍故从新吗？有异才的人应当可以像婴儿的谦逊。”

    尽弃旧学，此事记在《民国女子》里，昔年张爱玲看胡兰成的论文，说是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得好，胡就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山河岁月》开笔于抗战胜利后出亡温州时，张爱玲已跟他诀别，他却每写到得意的地方，就像立刻可以拿给张爱玲看，得她夸赞。他自比是从张爱玲九天玄女那里得了无字天书，于是会来用兵布阵，文章要好过她了。《今生今世》且是张爱玲取的书名，他到日本后所写，以散文记实，也是按张所说。一九五九年春天此书完成，他巴巴结结的又好想告知张爱玲，仿佛他的一切所作所创，都为了要在张爱玲处受记才能算数。五八年到六○年间，胡张往来过两封信，信中他说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并比来又重看一遍，所以回信迟了云云。比并两人的新着来看，这必是令张爱玲要有点慌的，慌慌也好，因为她太厉害了。十多年后，胡仍寄去新书，但是这回，张爱玲连封套都不拆，原件退回了《华学科学与哲学》。

    想想原因是，父亲那封五饼二鱼的信写坏了。还有是两份杂志盗载《今生今世》，甚至加上《我妻张爱玲》的标题，胡老师写信给父亲说，“我看到时，第一感是于爱玲不好。唯因其时我正在写《华学科学与哲学》，未暇向之交涉，若交涉必有不辞诉之于法律手段的最后决心，遂懒得理了。其后彼等知我人在台湾，讬人来说了两次要请我吃饭，我都不应。而近从他人处知悉爱玲为此甚怒，她是怒那标题，以为是我所作，她不知是杂志社的下流也。我与爱玲已多年不写信，台端如便时给她说明此事实，于她的理知亦为有益，如何？……”

    六月张爱玲寄信来，谓匆忙中写的便条请原谅，希望父亲不要写她的传记，照例并代问候慕沙。这是张爱玲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音书遂绝。

    我乃想起胡老师说，太初是女人发明了文明，男子向之受教，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七佛之师。果然，这些和张爱玲交手过的男子，全部斗不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