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世界。

    而且很难举例、论证和顺序叙述。缠绕着自己的思想如同野草，记录也许就只有采用野草的形式—让它蔓延，让它尽情，让它孤独地荣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么饱满又那么闭塞。这是一个瞬间。趁着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冲天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趁着大地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着一副末世相中的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应当珍惜这个瞬间。

    （一）

    关于汉字里的“洁”白，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加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见这个字了。

    那时在河南登封，在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听着豫剧的调子，每天都眼望着古老的箕山发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是在那座山上起源。夏商周，遥远的、几乎这是信史仅是传说的茫茫古代，那时宛如迎在眼前又无影无踪，烦恼着我们每个考古队员。一天天地，我们挖着只能称做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土，心里却盼它属于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谢那些辛苦的日子，它们在我的脑中埋下了这个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没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什么是古代。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箕山之阴，颖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

    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又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今天没有人再这样谈论问题，这样写好像就是落后和保守的记号。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开始在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如今重读《逍遥篇》或者《史记》，古文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

    遥远的箕山，渐渐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断了我的视野。山势非常平缓，从山脚拾路慢慢上坡，一阵工夫就可以抵达箕顶。山的顶部宽敞坦平，烟树素淡，悄寂无声。在那荒凉的箕顶上人觉得凄凉。在冬天的晴空尽头，在那里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岳嵩山齿形的远影。遗址都在下面的河边，那低伏的王城岗上。我在那个遗址上挖过很久，但是田野发掘并不能找到清洁的古代。

    《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意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辞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

    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

    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

    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所谓强中有强，那时是人相竞洁。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想在你洗耳不过是另一种钓名沽誉。下游饮牛，上游洗耳，即然你已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

    毫无疑问，今日中华的有些人正春风得意、稳扎稳打，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无势宦官般谦卑。无论昨天极左、今天极商、明天极右，都永远在正副部司局处科的广阔台阶上攀登的各级官迷以及他们的后备军—小小年纪未老先衰一本正经立志“从政”的小体制派，还有他们的另一翼、Partner、搭挡—疯狂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举着印有无耻两个大字的奸商旗的、所谓海里的泥鳅蛤蜊们，是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

    但是司马迁亲自去过箕山。

    《史记·伯夷传》中记道：

    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这座山从那时就同称许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顶那次，没有找到许由的墓。山顶是一个巨大平缓的凹地，低低伸展开去，宛如一个长满荒草的簸箕。这山顶虽宽阔，但没有什么峰尖崖陷，登上山顶一览无余。我和河南博物馆的几个小伙子细细找遍了每一丛蒿草，没有任何遗迹残痕。

    当双脚踢缠着高高的茅草时，不觉间我们对古史的这一笔记录认起真来。司马迁的下笔可靠，已经在考古者的铁铲下证实了多次。他真的看见许由墓了吗，我不住地想。

    箕顶已经开始涌上暮色，视野里一阵阵袭来凄凉。天色转暗后我们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测许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绊着脚、太阳一分分消隐下沉的时候，那些简赅的史料又被特别细致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无声。暮色中的箕山，以及山麓连结的朦胧四野中，浮动着一种浑浊的哀切。

    那时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仅相信了这个古史传说而且企图找寻它。我抱着考古队员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现奇迹，由我发现许由墓。但箕顶上不见牛，不见农夫，不见布衣之士刚愎的清高；不仅登封洛阳，不仅豫北晋南的原野，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动不动，缄口不言。

    那一天以后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没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后，人和心思都远远地飞到了别处，离开河南弹指就是十五年。应该说我没有从浮燥中蜕离，我被意气裹挟而去，渐渐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许由墓，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已经湮没无存了。

    

    （二）

    长久以来滋生了一个印象。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古典中，许由洗耳的例子是极限。品味这个故事，不能不觉得它载道於绝对的描写。它在一个最高的例子上规定洁与污的概念，它把人类可能有过的原始社会禅让时代归纳为山野之民最高洁、王候上流最卑污的结论。它的原则本身太高傲，这使它与后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今天回顾已经为时过晚，它的确已沦为了箕山的传说。今天无论怎样庄重的文章也难脱调侃。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没有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就这样时间在流逝着。应该说这些年来，时间在世界上的进程惊心动魄。在它的冲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恋着我的鲜烈的信仰和纯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不愿还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箕山，还有古史传说的年代。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直至昨天。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

    （三）

    英雄首先出在山东。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以鲁人曹沫为开始。

    应该说，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刚刚服了输，曹沫马上扔下刀下坛。回到席上，继续前话，若无其事。

    今天，我们的体制派们按照他们不知在哪儿受到的教育，无疑会大声叫喊曹沫犯规—但在当时，若没有曹沫的过激动作，强权就会压制天下。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的意味，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的作用。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王僚丧命。鱼肠剑，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

    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他不仅演出了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声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

    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他认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在甲兵捆绑的阶下，他堂堂正正地要求名誉，请求赵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为他成全。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他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

    必须说，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该让人说些什么呢？

    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

    和豫让一样，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的多。是聂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残酷的行动。当他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聂政开始践约。

    聂政来到了严仲子处。只是在此时，他才知道了目标是韩国之相侠累。聂政的思想非常彻底。从一可始，他就决定不仅要实现行刺，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变成自己的，从而保护知己者严仲子，因此他拒绝助手，单身上道。

    聂政抵达韩国，接近了目标，仗剑冲上台阶，包括韩国之相侠累在内一连击杀数十人。—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在杀场上，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使自己变成了一具无法辨认的尸首。

    这里藏着深沉的秘密。本来，两人谋事，一人牺牲，严仲子已经没有危险，像豫让一样，聂政应该有殉义成名的特权。聂政没有必要毁形。

    谜底是由聂政的姐姐揭穿的。在那个时代里，不仅人知己，而且姐知弟。聂姐听说韩国出事，猜出是弟弟所为。她仓惶赶到韩，伏在弟弟的遗体上哭喊：这是深井里的聂政！原来聂政一家仅有这一个出了嫁的姐姐，聂政毁容弃名是担忧她受到牵连。聂姐哭道:我怎能因为惧死，而灭了贤弟之名！最后自尽于聂政身旁。

    

    （四）

    这样的叙述，会被人非议为用现代语叙述古文。但我想重要的是，在一片后庭花的歌声中，中国需要这种声音。对于这一篇价值千金的古典来说，一切今天的叙述都将绝对地因人而异。对于正义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看法，人会因品质和血性的不同，导致笔下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净。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二百余年之后，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轲诞生了。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那一处处永不磨灭的描写，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代的中国人。

    独自静静读着荆轲的纪事，人会忍不住地想：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如此庸庸禄禄的我还算一个人吗？在关口到来的时候我敢让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吗？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

    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奢酒，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去寻找解脱，结友朋党。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他们相交的深沉，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

    荆轲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

    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引荐荆轲之后立即自尽。就这样荆轲进入了太子丹邸。

    荆轲在行动之前，被燕太子每日车骑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苦苦请荆轲行动。当秦军逼近易水时，荆轲制定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

    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叹服。关键是“近身”。荆轲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首先要求以避难燕国的亡命秦将樊於期的首级，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他全面备战，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药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这样，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行动等待着实行。

    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由于荆轲队伍动身延迟延，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当他婉言催促时，荆轲震怒了。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察觉。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着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都是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为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像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而匕首现，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

    不知道高渐离举着筑扑向秦王时，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时曾阐述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时人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对荆轲的评价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

    回忆着他们的行迹，我激动，我更怅然若失，我无法表述自己战栗般的感受。

    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

    

    （五）

    我们对荆轲故事的最晚近的一次回顾是在狼牙山，八路军的五名勇士如荆轲一去不返，使古代的精神骄傲地得到了继承。有一段时期有不少青年把狼牙山当成圣地。记得那时狼牙山的主峰棋盘砣上，每天都飘扬着好多面红旗，从山脚下的东流水村到陡峭的阎王鼻子的险路上，每天都络绎不绝地攀登着风尘仆仆的中学生。

    我自己登过两次狼牙山，两次都是在冬天。那时人们喜欢模仿英雄。伙伴们在顶峰研究地形和当年五勇士的位置，在凛冽的山风呼啸中，让心中充满豪迈的激情。

    不用说，无论是刺客故事还是许由故事，都并不使人读了快乐。读后的体会很难言传。暗暗偏爱它们的人会有一些模糊的结论。近年来我常常读它们。没有结论，我只是喜爱读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他们栩栩如生。独自面对着他们，我永远地承认自己的低下。但是经常地这样与他们在一起，渐渐我觉得被他们的精神所熏染，心一天天渴望清洁。

    是的，是清洁。他们的勇敢，来源于古代的洁的精神。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了，有一个故事：舞台上曾出过一个美女，她认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洁的，于是退隐多年不演。时间流逝，她衰老了，但正义仍未归来。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代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并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登台者美。晚年，她哀叹道，我视洁为命，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也与我不同吗？

    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

    但她象征的只是无名者，未做背水一战的人，是一个许由式的清洁而无力的人，而聂政、荆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是无力者的安慰，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

    若是那个舞女决心向暴君行刺，又会怎样呢?

    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鲁迅一定深深地体会过无助。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人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创造的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变成了白骨骷髅，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不知算不算恐怖主义。尤其是，在《史记》已经留下了那样不可超越的奇笔之后，鲁迅居然仍不放弃，仍写出了眉间尺。鲁迅做的这件事值得注意。从鲁迅做的这件事中，也许能看见鲁迅思想的犀利、激烈的深处。

    许由故事中的底层思想也在发展。几个浑身发散着异端光彩的刺客，都是大时代中地位卑贱的人。他们身上的异彩为王公贵族所不备。国家危亡之际非壮士们无人挺身而出。他们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这种耻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须以命相抵的奇辱大耻—中国文明中的“耻”的观念就这样强化了，它对一个民族的支撑意义，也许以后会日益清晰。

    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洁”字。

    登上中岳嵩山的太室，有一种可以望尽中国的感觉。视野里，整个北方一派迷茫。冬树、野草和毗连的村落还都是那么纯朴。我独自久久地望着，心里鼓漾着充实的心情。昔日因壮举而得名的处处地点都安在，大地依然如故。包括时间，好像几千年的时间并没有弃我们而去。时间好像一直在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以及我崇拜的烈士们。我仿佛看见了匆匆离去的许由，仿佛看见了在寒冷冬日的易水河畔，在肃杀的风中唱和相约的荆轲和高渐离，仿佛看见了山峰挺拔的狼牙山上与敌决战的五壮士。

    中国给予我教育的时候，从来都是突兀的。几次突然燃起的熊熊烈火，极大地纠正了我的悲观。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对中国妄自菲薄。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并非我们常见的风情事物。我们应该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