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

　　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泼了。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一会儿摸摸变速杆，一会儿摸摸仪表盘；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看见什么都新鲜，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也和孩子一样，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这天，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

　　十点多钟，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买了几个面包，关上车门，说

　　“走吧，咱们上肖尔布拉克！”

　　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尔阿塔尔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这“布拉克”是汉话“泉水“的意思。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相反，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喜集水”、“营盘水”、“一滴泉”一样，你就可想像，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开始，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不一会儿，刮起了风，窗外一片黄沙，车就像在雾里行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汽车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兴致，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说

　　“来，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

　　我把车停下，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痒痒的，别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无际的黄沙，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这样，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走着走着，她细声地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看，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我问：“他爸爸呢，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

　　她半晌没回答，最后，忽然说道：“他没有爸爸。”

　　“啊！”我又有点惊奇，又有点意外的高兴。“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皱着眉头说：“这件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总想告诉一个人。不说出来，我心里老憋得慌……”

　　原来，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六四年她高中毕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她是抱着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以后，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有一天，当了连长的“造反派”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每个星期都打，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再教育”好了，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既无处控告，又没法流产，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么“红色台风”，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才把孩子领回来。

　　她说，“我要把他养大，孩子是没有罪的……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我一定要带。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

　　“那个坏家伙呢？”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气愤地问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他早不知调到哪个团当保卫科长去。”

　　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你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不相干的人，告诉陌生的人，就像我今天跟你这样。她说得很从容，不动感情，就如同说别人的事。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更是说给自己听：她既不是想引起我的同情，也不是想求得我更大的帮助，她是要把自己过去的生活捋一遍，以应付更大，更多的困难。她这种口气就表明了这点。

　　虽然她很平静，但她的话却在我脑子里引出一幕一幕这样的情景：她怎样天真地笑着跟那个人跑，还自以为光荣地扛枪……以后，吓得撂下枪尖声大叫……以后，在女宿舍里怎样东盖西掩，抬不起头来……以后，怎样来回几千里地奔波……以后……不错，她们现在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但是能怪他们么？光这样生活过来就不容易了，就够有英雄气概了。我别过头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很深沉。不像那晚上泪水涟涟的。我相信她能做到她说的话，在她眼里的确是再没有困难的事了。

　　正因为这点，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对她的钦佩和怜悯的感情，我关心地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真结婚呢？”

　　她说在他们那儿已经没有单身的上海小伙子了，可她又不愿意跟外地人结婚，尽管有很多上海姑娘嫁给了外地人。她说如果嫁给外地人，那连能够活动回上海的一线之机都失去了。

　　我大着胆子说：“我也是从‘口里’来的，我的经验是：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

　　她笑了笑，说：“这话是老生常谈了。”

　　我说：“巴基斯坦有句谚语：‘见了猫赶快跑，这是老鼠的老生常谈，可对老鼠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说：“有好些生常谈，对人来说也是真理。”她朝我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可是真理和实际总有距离。”

　　幸好，我们是空车，太阳快沉下戈壁的时候，总算爬到了肖尔布拉克。这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风景很好，土地也肥沃，可是全叫那些欺负她那样的人给糟蹋了。来车旁边接她的一群上海“知青”，男男女女都有一肚子牢骚。一个穿得邋里邋遢的，人家叫他“美国兵”的上海小伙子，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啦，师傅！要在上海，总要请你上‘老正兴’，爱吃西餐，请你上‘红房子’。可在这儿……他两手一摊，表示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下一定会使他们为难——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刚回来，也需要收拾一番。我说：“我回铁干里克有事，就不殊烦你们啦。”

　　孩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嚷嚷说“你也住在这里，我不让你走！”

　　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叔叔还要去拉东西哩，好多好多东西都在等着我去拉。你乖乖地跟妈妈在这里。”

　　他偏着小脑袋，想了想，又问，“你还来吗？”我说，“我还来。”“叔叔还开着车来？”“我还开着车来。”“一定来？”“一定来。”这时，她站在孩子旁边。我站起来，又像是对孩子，又像是对她重复了一遍：“我一定来！”

　　回到乌鲁木齐，她和孩子的影子老印在我脑子里，怎么也磨灭不掉，一天丧魂失魄的，好像心丢在肖尔布拉克了。我师父回来以后，我跑到他那儿去，把我的情况和我的心情一五一十地向他老人家端了出来。“好！”我师父一拍桌子，“你不去找她还找谁？！‘肖尔布拉克’，汉话是‘碱水泉’的意思。在碱水里泡过的资本家小姐，比金子还宝贵！”

　　我买了好些年货，又特地买了好几辆不同的玩具汽车，搭上同志的车，在大年三十终于赶到铁干里克。我顶风冒雪走到肖尔布拉克，推门进她“家”的时候，正是他们上海人吃“年夜饭”的时候……

　　后来，她老要反反复复地迫问我“你为什么要爱我呢？”

　　我说：“我总觉得，爱，是说不出米‘为什么’的。我挺爱看评剧，可《刘巧儿》里的一段唱词我却听得不顺耳。什么‘我爱他，能写能算，能劳动，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爱，哪会有这样冷静的分析，哪能这样称斤论两。不瞒你说，我结过一次婚……”我把我跟那陕北姑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我说：“客观地看，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比那陕北小伙子强。可那姑娘偏偏不爱我，偏偏愿意跟那小伙子受苦。住在窝棚不像窝棚，窑洞不像窑洞的破房房里，夏天脱土坯晒得脸蜕皮，冬天糊火柴盒糊得手裂口。这是为什么？我过去也搞不懂，老纳闷。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爱情！我对你，也就和那陕北姑娘对那陕北小伙子一样，你又怎么能叫我说出个‘为什么’……”

　　她听了，眼睛红红的，真点头说，“我也有点明白了……”好了，前面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你在哪儿下车？……没关系，我送你到门口……

　　现在？现在当然都好了。她在肖尔布拉克中学当副校长，每年寒暑假，他们就上乌鲁木齐来。我呢，领导照顾我，专跑这条路线，一个星期能回家一趟。孩子已经上中学了，不过他不再想当汽车司机了。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他说他将来要写我和他妈妈。我说，“我和你妈妈又不是英雄，而且有好些经历是不能写的，写了人家要批你，说你写了阴暗面。”他说：“爸爸，这你就不懂了，文学的生命是真实。我认为你和妈妈都是真正的人！”嘿嘿！记者同志，我也不知道这小家伙的话对不对。

　　她爸爸前年落实政策了，又补发了工资、定息。要是不跟我结婚，她完全可以办回上海去。有一次，我一高兴，多喝了两口，我说：“你看，你懊悔了吧，要不跟我结婚，不就回上海照样当小姐了么？”

　　她当时没说什么，晚上睡在我旁边却嘤嘤地哭了，说：“你说的针么话？！你不是说了吗，‘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为什么非要回上海当小姐不可？你把人看扁了。”我知道这个玩笑开重了，哄了半夜才把她哄笑。从此，我再不喝过量了……

　　啊，肖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碱水泉，碱水泉，记者同志，从我这一辈子接触的人来看，不单单在碱水里泡过的她是宝贝，凡是吃过苦、喝过碱水的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说是不是，记者同志？

　　…………

　　《文汇月刊》1983年第2期

　　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