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来过的第二天，道静就按照自己重新想好的步骤，拉着侯瑞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北大世界语学会的例会。这是晚上，在红楼一间不甚大的课室里，坐着三十多个男女青年——多半是北大的学生，也有不是北大的。而且在这些青年的黑发当中还坐着两个花白头发的教授模样的人。这不仅使得道静感到惊异，连侯瑞那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也一眨一眨地露出了惊奇的神气。

    因为他们两个是经过介绍才来参加的，所以人们看着他们并不奇怪。大家都坐好了，课堂的门就由一个学生把它关好。在昏昏的不大明亮的电灯光下，几十张脸屏住气息，鸦雀无声。多么奇怪，这既不像上课——因为讲台上没有站着教授，又不像茶话会，因为大家都是端端正正坐在教室的座位上。这样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有一位二十多岁白净面皮的青年学生——据说他的名字叫韩林福，站起来说：“大家把讲义和材料都带来了吗？”

    印着世界语文字的讲义和各种材料唰唰响着被众多的手放到桌面上来。但是，人们的眼睛并不看这些，那些眼睛都望着韩林福的脸，也有的互相凝望着。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一个学术性的会上，人们的脸上却流露出了那么沉重的思虑重重的感情？……道静不由己地向身边的侯瑞望了一眼，好像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侯瑞的眼睛也直直地望着韩林福的脸像在思考着什么，并不搭理林道静。这时，韩林福讲话了，他以主持人的身份蛮有风度地说：“我们接到许多世界语学会会员的要求，大家实在不能再安心钻在a、b、c这些字母当中了，大家要求能够在学习世界语之前，分出一部分时间，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讨论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时局问题。根据大家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的例会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这样尝试一下？”

    像开闸的洪水，坐在位子上的男女青年呼啦一声伸出胳膊喊了起来：“赞成！赞成！……”

    “太好啦！太好啦！……”

    那个花白胡子的教授和一个戴眼镜、稍年轻的教授也互相望望，他们的嘴角也都浮上微微的笑意。

    韩林福挥挥手不慌不忙地说：“那太好啦。大家既然都赞成，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为了大家发言方便，我们不妨拟定一个讨论的题目，今天就讨论‘我们往何处去’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

    “好极啦！……”又是一阵激动的欢呼。但是，精明的韩林福马上挥挥手把这激动的呼声压了下去，他望望那位戴眼镜的教授，转身对大家说：“为了大家更有准备地发言，现在先请我们经济系的陈教授把这个问题给大家阐述一下怎么样？”

    一阵微微的长吁，表现了多少热烈的希望与被压抑的苦闷呵！等那位陈教授站起身来，开始了低声的讲话时，课堂里静得连掉下一根针也都可以听见了。

    陈教授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地说：“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没有路可走的。但是眼前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东北已经沦陷四年多；华北也早就名存实亡；长春的木头人戏(指伪满傀儡政府)依然锣鼓喧天；而冀东又平空添上了一个伪组织。‘五七’、‘五九’、‘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的奇耻未雪，现在敌人又准备好一副新的锁链套在我们的头上。中国的人民大众天天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煎熬、挣扎，怨恨愤怒已达顶点。不管什么人全在心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往何处去？’……”

    这位陈教授身量不高，年纪不过四十左右，但是讲话有条不紊，而且几句话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来。道静虽然是在用心观察那些学生们的情绪、表现的，但是，她也不由自主地被这位教授富有魅力的言词所吸引。她又望望身边的侯瑞和全课堂的青年们，继续听陈教授讲下去：“中国的道路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走法的：这就是人民大众要走的路，和上流社会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现在，我先把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给诸位分析一下，以做抛砖引玉的尝试吧。

    “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其结果虽然都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却各有各的一套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几种：“一种是悲观主义的理论——他们说中国已经无可救药。

    和的结果是亡国；战的结果也是亡国。不抵抗是亡国；抵抗也是亡国。既然都是亡国，那又何必抵抗呢。

    “一种是失败主义的理论——他们对于中国的胜利毫无信心。他们看中国的飞机大炮不如人，因此断定中国绝对无法取胜。他们看不见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不知道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人。这一派人可以以胡适博士为代表。悲观主义者坦白地承认中国只有亡国；而胡适博士这一派还有一点骗人的幻想，胡适曾说过：‘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北四省退出一寸一尺；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寸一尺的土地……’他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虽然彻底被事实粉碎了，但是他那种‘抵抗只有失败，不抵抗嘛，也许幸而生存’的理论还在廉价拍卖着。

    “第三种是投降主义的理论——这些人相信可以和帝国主义提携亲善，可以实行东亚民族的合作，干脆说吧，就是公开地卖国投降……”

    陈教授讲到这里，多少只激忿的眼睛看着他，仿佛他就是那主张投降的卖国贼似的。他的话讲不下去了，几十只臂膀一齐愤怒地举了起来，要求发言的声音像沸腾的开水，热气炙人。看到这种情况，陈教授笑笑坐了下去。接着一个一个，有红涨着面孔的，有把脸气得苍白发抖的，都发表了一通谴责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言论。最后一个好像只有十八九岁，有一张孩子脸的男学生站起来讲话时，全场又鸦雀无声地静下来了。这个孩子样的人说话声音低沉，但是那么有力，那么撼动人心。只听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刺人的问题，他说：“今日的平津还是中国的领土么？诸位同学，听吧，看吧，两翼上标着红膏药的飞机整日在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天津跑马场附近一千多亩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修建大飞机场；最近不光是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河北省各个地方也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携带着全副武装，横冲直撞……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儿？难道我们就等着敌人来宰割，就等着当亡国奴么？……”

    孩子脸的青年说得声泪俱下，连头发斑白的老教授(他一直听着，自己并没发言)的眼泪也直在眼眶里打转。道静又扭头看看侯瑞，不大易动感情的他，这时也激动得满面绯红。

    “不，我们要起来抵抗！不，我们要当主人，不当奴隶！”

    孩子脸的青年，当人们的情绪正在万分激昂的时候，他突然这样挥着拳头喊了两句就坐下了。他的话说得又短、又有力。

    这不是课堂，不是研究世界语的学习场所，这是一场向反动派、向日本鬼子宣战的战场。当道静和侯瑞一同从这个课堂走出来，一同走在冷清的马路上时，他们的心还都是热烘烘的。但是他们互相瞥视了一下，谁都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道静只随便地问侯瑞：“那个像孩子样的、最后讲话的人是谁？”

    “是历史系三年级的。李……李，大概叫李绍桐。讲得不错是不是？”

    “有热情，我看代表了整个课堂里的人心。”道静轻轻地说。

    “是啊。”侯瑞笑笑，因为冷，他用力抱着肩，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下去。

    他们又一同向前走了几步，黑夜包围着他们，谁也看不清谁的脸。道静又说：“谁发动开今天这个会的？有党员么？”

    侯瑞又走了几步，才说：“这里面没有现在的党员。但是可能有过去的。韩林福很进步。他自己积极在世界语学会里活动，常常搞些讨论会什么的。”

    “侯瑞，”道静站住了，她把寒风吹散了的头发，用手向后一掠，放低声音说，“今天的讨论会你看出点问题没有？”

    侯瑞吃惊似的也站住脚说：“什么问题？群众不是表现得很不错吗？”

    道静说：“不是这个。‘我们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你看得到解决了吗？大家只是愤怒、苦闷，但是却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来。说了半天，除了控诉，还是不知‘往何处去’。”

    侯瑞半天不出声。他好像没有听见道静的话，又像在苦苦思索道静的话。忽然，他把腿向前一伸，迈开了大步子。他一边走着，一边向落在身后的道静点头笑道：“明天晚上咱们再一起到新文字研究会去看看。明天见！”说罢，他走进一条小胡同里，倏忽不见了。

    道静站在马路上，望着侯瑞走进去的小胡同，沉重地长出了一口气，也赶快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一同到新文字研究会的集会地点去看了看，情形还是和世界语学会差不多。研究新文字成了迷惑敌人的幌子。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青年学生借着这个地方在控诉日寇和国民党的罪恶，在抒发个人的苦闷、彷徨。但是也像世界语学会的讨论一样，对当前的危急形势，他们除了喊两声要抵抗以外，谁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主张来。看到了这些情况的林道静，当夜，立刻把侯瑞邀到她的住处，两个人做了一次比较深刻的长谈。有了江华的指示，又看到了真正的群众的力量，道静的态度变得坚决果断了：“侯瑞，咱们接着谈谈昨天晚上那个问题——那些积极的爱国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往何处去’提不出具体的回答？”

    道静本来准备要和侯瑞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辩的，可是奇怪，侯瑞好像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路芳，谢、谢谢你，一切都、都不必多说了。我犯了保守主义或者说经验主义……我总是拿去年，拿前年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群众情绪一度低沉的情形来看今天……”

    侯瑞的转变使道静非常高兴。她忍不住一下子拉住侯瑞的胳膊摇晃着说：“侯瑞，你真是个好同志！……那，那，我想北大的工作今后一定可以大大地活跃起来啦！”

    侯瑞还是不慌不忙地，眯起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说：“路芳，感谢你，也感谢党，感谢群众。想不到北大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散兵游勇这么多。过去，我也知道同学们对时局的关心、苦闷，有些积极分子十分活跃。可是，我没有把他们和整个形势联系起来；没有重视这些力量，所以造成北大的工作停滞不前。”谈到这里，侯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下去了。

    道静的神情也很严肃，她用沉思的眼睛瞅着侯瑞：“我想，党的工作要是不和群众相结合，那就是没有根的草不会有生命、有力量。可是群众运动要是不和党的领导相结合呢，那就是无头的鸟，永远不会搞出什么结果，永远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从世界语学会那个讨论会上，我才深刻地体会了这个道理。侯瑞，你看是不是这样？”

    侯瑞的神情很特别，他不回答道静，却死死地盯着她，好半天才突然说道：“路芳，我已经想出办法来了！把那些散兵游勇，把那些自发的积极群众都吸引到我们的周围，都分配给他们具体的工作。通过他们在各个班上再组织起一定数目的可靠群众。这样，党和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我看那些老法［当时北大学生对法西斯派的一种鄙夷的称呼——原注］就闹腾不起来。然后改选学生会——把各个班上的学生会一个一个地拿到我们手上来。那么全校统一的学生会就会成为我们的，还会有问题么？”

    “原来，他是有能力的，可就是过去没有使用它。”道静看着侯瑞那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和智慧的光芒，心里不禁这样想。接着道静也激动地对侯瑞说：“侯瑞，还是你了解情况，有办法。这次要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去发动、掌握，我看情况一定和上次不同。我想只要积极地发动群众，及时抓住群众的苦闷心理给以启发引导。要是群众都起来了，那几个老法又算得了什么呀！”

    侯瑞点点头笑了。这个晚上，他们第一次融洽地、意见一致地商讨了北大工作如何迅速开展的问题。来北大以后，道静也是第一次那么香甜地熟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