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

    一、德律风与BBS

    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通过电线说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phone）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

    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啦，赛因斯（science）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stick）、维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

    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m）、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高尔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译，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作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

    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时，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78，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士大词典》，专供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出台，蘑菇、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出台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

    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拜拜）。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78（对不起），请对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高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气死我了）。

    网络语言也和别的方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别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丑女则叫“恐龙”）。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

    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他妈的）个什么东西？678（对不起），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版主）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

    二、上海口头禅

    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么！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读如居）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

    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气）和水汀（暖气）、司的克（手杖）和司必灵（弹簧锁）为何物，没用过嘛！

    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白俄流浪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撤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

    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做“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做“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普（Dunlop）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通行证）、扑落（电器插座）、回丝（废棉纱头）、水门汀（水泥地坪）、卡宾枪、开司米、克罗米、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老）、“赫”（瞎）。

    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也都从牛）。“牺牲”主要有牛、羊、家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没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

    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做“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崭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特别高档）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

    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又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

    三、北京流行语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说）、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

    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

    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

    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面、剧冒、剧惨、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冒”（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冒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挖掘出来了而已。

    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没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冒”。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

    和“腕儿”平起平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也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如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艺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的。

    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做“侃爷”，而那些专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

    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

    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捷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音晃）、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