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免谈陈寅恪(四)

    劝君免谈陈寅恪: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

    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