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浩天万万料想不到，在他的晚年生活中，竟会遭到这样不可容忍的侮辱，受到这样凶残的欺凌。一刹那间，艳茹的忧郁神情，变态心理，统统都找到了解释。高浩天悔呀！悔他这半年多来为啥只顾着泡在医院里，只顾着往市郊五七干校跑，只顾着赶写他早该写出的内科临床论文。他这样卖劲工作，谁曾对他有个正确评价。领导医院的工宣队，只不过利用利用他的医术罢了。任何运动一来，他仍然是对象，是挨批挨斗的“死老虎”！他要不那么积极，他是准能及时发现艳茹的情况，及时指点她、挽救她的呀！他木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失神地瞅着地板。一阵昏眩袭上来，他只觉得天花板在转动，地板在倾陷，座下的椅子晃晃欲坠。他的右手紧抓着椅背，脑袋无力地垂到胳膊上。

    一九四八年，他以医学博士的身份，从德国柏林回到祖国，被重金聘请到医院当主任医师。解放以后，他眼见原是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医院面貌一新，日渐扩大，各科新生力量逐渐增加，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他异常兴奋，仿佛年轻了许多。在党的教育下，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本领都献出来，为人民服务，为培养医疗战线的新一代出力。他既在医院任职，又到医学院兼课，工作时间常常超过规定的八小时，但却觉得自己像一头牛，有用不完的劲。他每天很晚回到家里，艳茹和艳芸总是上床睡了。他没有多少时间抚爱她们。但他常常对妻子说，我们今天的辛苦也正是为了明天的她们。她们生长在新中国，真是幸福，无忧无虑，不需要个人奋斗，党和国家会培养她们成为有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使生活脱出了正轨。近十年来的一切，实在令人难忘。开初，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被关进“牛棚”。后来，下乡劳动；一段时间也曾随着巡回医疗队，到内地去跋山涉水，为山区贫下中农看病，说是“戴罪立功”。那时，他并无怨言，认为自己这样一个主任医生，过去下厂下乡是太少了，确实需要“回炉”、需要“补课”。一九七五年早春，四届人大以后，他的问题被认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党委向全院宣布，他既非间谍，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当然，他还是“臭老九”，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臭。他对此并不在乎，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工作。他不能再做内科主任了，被安排为“顾问”，他也没有计较。内科的中青年医生，好多是他的学生，工作起来，还是顺手的。他只有一个心愿：要把损失的时间争回来，趁身体尚好，积极工作吧。

    自然，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一个有名望的医生，他也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想得通的。比如“文革”初期批斗会上打人的凶手当了官，他就认为不合理；学校里学生谩骂老师，还拼命宣扬白卷英雄，他认为是丧失理智；还有，他心上时常想念的大女儿，跑到四五千里之遥的山区去插队落户，几年才能会上一面，也不可理解。他爱女儿，尤其日渐年老，更希望女儿回到身边来生活，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这样的心里话他不敢说。几年来，像条件反射一样，他也习惯了给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作分析。如果冷静下来把他那些自然的想法一“分析”，背脊上都要出冷汗。你觉得造反当官的人不合理吗，那是对新干部没感情，仇恨文化大革命；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基础太差吗，那是对教育革命不满；你对女儿下乡不理解吗，那是对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抵触。这几顶现成的帽子扣上来，一个人不被压死，也要被压倒。这些年间，为讲错一句话，而遭到厄运的人，难道还少吗?

    尽管这样，高浩天在医院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工作。并没有丧失那颗赤子之心。总理逝世了，他老泪纵横，悲痛欲绝；人家不准佩黑纱，他把陆讷给他的黑纱戴上了；人家不准开追悼大会，他主动跑到医院职工自发召开的追悼会上，在礼堂里当着一些工宣队头目的面，朝总理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人家不准医院里的人到公共场合去，他跑到宽阔的人民广场上，去看主席台上堆放的花圈。他听说在看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时，邻居一个小学生看到江青不向总理遗体脱帽的镜头，尖声大叫：“把帽子脱下！”高浩天既兴奋，又暗暗为那小学生担忧，要是被那些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的家伙听到，那小孩的父母不是要遭到迫害吗！高浩天毕竟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观察和评价生活的。有时候他甚至很天真。人们不能责怪他想得不深。

    现在，自己心爱的女儿遭到“超级流氓”的蹂躏凌辱，确实深深刺伤了他。他用手撑着额头，让一颗一颗眼泪滴到衣襟上。

    看着这情景，顾萍慌忙地放下饭锅，冲到丈夫椅子边，俯身问：“出什么事了?咹，刚才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可是说话呀?”

    高浩天没有回答顾萍，却慢慢从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艳芸：

    “艳芸，你把我写字台抽屉打开，拿出你姐姐那封信来。”

    艳芸犹疑地满室扫了一眼，接过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了信，询问似地望着爸爸。

    “把信交给你姐姐，让她念！”

    艳茹听到爸爸的这句话，一阵痉挛。她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叫着：“爸爸，爸……”

    “你给我念信。”高浩天的脸色阴沉，低哑地重复着：“把信念给大家听！”

    艳茹浑身颤抖着，双肩缩得那么窄，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恐怖，她想闭起嘴巴来，可两片嘴唇怎么也合不拢。她虽然没有看过刘庆强的信，可她早已猜测到，这个万恶的流氓会在信上说些什么话，而爸爸却要她当着一家人，当着勤姐，读出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她怎么能读得出口啊！一向温顺的艳茹，在刘庆强肆意咒骂和侮辱了爸爸之后，在刘庆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亲人和生活了。她只觉得浑身发冷，脚底心上升起一股寒气，头顶上那块无形的铁板，又在使劲压迫着她。当她的目光和爸爸也是伤痛的眼光相遇时，艳茹再也自持不住了，她往前张着瘦骨凌凌的两条手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惨哭着说：

    “爸爸，爸爸啊！我，我不，不，不能念啊……爸爸！”

    叶勤连忙跑到艳茹身旁，要扶她起来，艳茹只是一头扎进她怀里，放声大哭。她劝慰了艳茹几句，抬起头来，发现高医生头垂在胸前，望也不望女儿。她又柔声劝道：“高医生，出了什么事，好好坐着说嘛！看艳茹她……”

    高浩天长叹一声，侧转了脸，对艳芸说：“你姐姐不念，你念，念信！”

    “这是谁的信？”叶勤问艳芸。

    高浩天嗓音低哑地插嘴说：“刘庆强这个超级流氓写给艳茹的。你听着吧，叶勤同志，听听你们工宣队头头怎么写的。”

    艳芸痴呆呆地拿着信，望着倒在叶勤怀里的姐姐，不知如何是好。

    “你还呆着干什么，快念啊！”高浩天把手伸出来：“你要不念，我来念。”

    艳芸望着盛怒的父亲，默默地拆开了信，愣了一愣，舔舔干燥的嘴唇，胆怯地轻声读着：小高，我写信再次提醒你，关于那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同叶铭讲，也不能让医院工作组的任何人知道。要是有人问到，你一定要守口如瓶。要是你漏了出来，对你、对你的父亲，都没有好处。

    你上次讲，我们俩的事情，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那个你不用担心。眼前先得避过风头，等我把工作组打发走了，这类小事处理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再警告你一声，无论什么人问到你，你都不能提到我。我要是一完蛋，你们全家也将跟着一道完蛋！艳芸一句一句地读完了信，不禁怜悯地望着姐姐。她虽然还不明白这封信说的全部含义，但她从信上的语气，姐姐那么害怕这封信的举动，爸爸严峻的脸色，敏感到姐姐和刘庆强之间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这件事还将累及全家。艳芸愤恨得咬着牙，心也跟着怦怦地骤跳起来。

    听着这封信，最莫名其妙的要数顾萍了。信上那严重的威胁口气，使她没有听完，脸就全然变了色，艳芸一读完，她也顾不得叶勤在场，抖颤着纤巧瘦弱的身子，踉踉跄跄几步走到艳茹身旁，唉声叫着：

    “艳茹，艳茹，你不要哭了，你倒是站起来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艳茹！”

    屋里除了艳茹那伤心欲绝的哭声，没有其他的声音。人人的脸上都绷得紧紧的。

    “咚！”高浩天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吼道：“艳茹，回答你妈妈的话！”

    “爸爸啊！……”艳茹满脸泪痕地抬起了头。

    叶勤极力扶住她，在她耳边说：“艳茹，好妹妹，你站起来，站起来说吧。别担心，天大的事儿，有党、有大家哪！”

    “艳茹，你别把事儿闷在心里啊！别闷出病来啊！”顾萍见女儿哭成这个模样，也不由自主掉下泪来。她掏出手帕抹着泪说：“你快说吧，那刘庆强信上说的是什么事呀?”

    “快说，你是怎么和刘庆强那畜牲认识的!”高浩天的声调冷冰冰的，严厉得可怕。

    “不，爸爸……”艳茹哭叫着，又一头扎在叶勤怀里。

    这哭声使高浩天勉强支撑起来的威严也变成了痛楚。他站起来，踱了过去，缓和了口气：

    “艳茹，你为什么不说呀?你难道真要在泥坑里越陷越深，你难道真愿同刘庆强那畜牲同流合污吗?趁叶勤同志在这里，你快说吧！”

    “爸爸，你叫我说什么呀?”艳茹的脸仍埋在叶勤怀里。

    “他信上要你守口如瓶的，是怎么回事?”高浩天这话是紧咬着牙齿，压低了嗓门说出来的。随着艳茹一声凄厉的尖叫，顾萍、艳芸、叶勤都好似听到晴天霹雳。顾萍两步奔到艳茹身旁哭喊：“艳茹啊，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叶勤毫无思想准备，她虽已二十九岁，但还没有结婚，陡然听到这种事情，震惊得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两眼瞪得老大，愣愣地瞅着屋角。可恶的刘庆强，他的魔爪不但伸到医院护士身上，还伸到了职工家属身上啊！艳芸则“腾”地羞红了脸，一下扑到窗前，张眼望着窗外。窗外的飞雪正无声地扑打着玻璃。姐姐为什么那样子对待叶铭，她陡然间全明白了!

    “艳茹，瞒也能瞒得住吗?快说吧，说出来了，有党、有组织，我们还得快去向领导汇报呢！”经过一阵沉默，高浩天跺着脚几乎是带着哭音催促着女儿。

    艳茹长哭了几声，喃喃地低语着：“爸……爸爸，我，我对不起你，我……说……我说……我把啥都讲出来。刘庆强他不是人，是一条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