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业扭头就走了，他是那种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的人。黄以恒最终没能让吴成业帮上忙，他让宣中阳代表他去跟吴成业又谈过两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图纸，找外地专家设计还得多花好几万。吴成业说：“在钱和政治之间，钱必须要服从政治。黄以恒在乎钱就不会搞这个花架子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关于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建经济实验区的事，上半年我就采取了拖的态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紧，批评我执行不力，并要求我们县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筹备组人员全部到王桥集报到，一期建农贸市场批零中心的五百万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里拨二百万，市里一百万，县里拿二百万，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资两千万，也是三家出钱。试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要派一个能力强，懂农业和商业的年轻干部去担任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这个人选可把我愁坏了。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的工作难度太大，一条小街，经济也不是发达，没有人能在那里干出名堂来，全县找不到能打开新局面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来，说老实话，甩手当官容易，真要是干实事，开拓出新的事业来，根本就不容易，这一点我们两人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应吗，能放心吗？那里干垮掉了，我怎么向老书记交差，怎么向全县三十八万人民交待。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简直是彻夜不眠，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只有你能为我解这个围，只有你能在那里干出事业来。所以说，今天我找你谈这件事，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我个人，因为如果找不出合适人选来，我这个一把手就是无能。”

    郑天良被黄以恒的诚恳打动了，他说：“我当有多大的事，实验区我去干不就行了，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还有哪些具体要求，你就直说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来开展工作。”

    黄以恒用一种感动的目光看着郑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他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以组织的名义保证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县综合经济实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这是市里明确过的，你去了后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考虑是，进入常委后便于你开展工作，保留副县长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说你老兄什么时候觉得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回来，给你留一个实职的位子，不能让你回来一脚踏空。车辆配备一部新桑塔纳和一辆三菱面包车，虽说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但开车回来也只要半个小时，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县城也行。总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后实现亿元交易额，这样我们‘五个亿元乡镇’就可以很快增加一个，你的担子绝不轻松。”

    郑天良非常简单地看待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觉得自己可以独挡一面地大干一场了。

    而当郑天良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上任后，县城里政界的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黄书记不动声色地就将‘五八十’工程的钉子给拔掉了。”

    黄以恒的谈话在许多年后被郑天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到实验区是组织安排，刚刚当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给足面子，将郑天良打扮成一个除了他实验区就地球不转了的唯一人选。三是激将法，这个工作不好干，是全县没有任何人能胜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县唯一能干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安排好位子，还进入常委，随时都可以回来，县里还留着位子，可进可退，进出自由。但一当你上任了，实际上也就骑虎难下了，对于郑天良这样的人，好进不好退，干好了是县里的支持，干不好就是你的无能，回来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过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实际是弃用的方式将影响着“五八十”工程顺利进行的保守僵化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绊脚石搬开。

    上任的那天，王桥集还举行了隆重的实验区挂牌仪式，市委梁书记、县委黄书记及五大班子全体成员全都到场，省市县电视台摄像机反复转动着，将一张张光辉灿烂的脸留在了胶片上。

    仪式结束后，黄以恒对郑天良说：“今后由我的司机沈一飞负责为你开车。”

    郑天良说：“怎么好意思用你的司机呢，我重新配一个司机。”郑天良不喜欢沈一飞。

    黄以恒说：“沈一飞技术好，我就忍痛割爱一回吧，要让他充分保证你的安全。”

    这时，大家招呼上车了，所有领导和来宾们都跟郑天良握手道别，几辆大面包车在滚滚尘烟中疾驰而去，当郑天良孤独地站在路边向面包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合安县的政治核心了，实验区的牌子临时挂在乡政府牌子旁边，有点寄人篱下，更像一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一样被悬挂在冬天的风中。

    郑天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但这时候，过年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小镇上到处都是杀猪宰羊的声音，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安排好了单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炉，他仿佛又回到了朝阳公社。

    郑天良打电话让沈一飞来接他回家过年，一切只有等年后再说了。

    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郑天良回乡下给姐夫拜年，去年他给姐姐买了一件羽绒服，姐姐说穿不惯这轻飘飘的东西，还是老棉袄厚实，郑天良说姐姐你的胃不好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说让兄弟破费了，郑天良说没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说到往事，姐弟俩唏嘘不已，没想到姐姐还没将衣服穿热就去世了，郑天良看着姐姐的遗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给姐夫带去了一条“红梅”香烟和两瓶县酒厂生产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带着女儿清扬在厨房里帮着洗菜做饭，而外甥大宝却在舅舅来的这一天出远门到同学家去了，他对父亲说不想见舅舅。饭后姐夫对郑天良说：“玄慧寺是靠乡邻们筹钱修的，才建了三间正殿，悟能法师云游四方也化了不少缘，你要是能批就批一点钱，村里人对你有些意见，再说悟能法师就是灵，他说今年国家要出事，你也有灾，全应验了。天安门闹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乡下。”姐夫迟疑了一下，带有征求意见地说：“你最好去玄慧寺烧几柱香，也请法师给你解一解凶结。”

    郑天良当然不会去玄慧寺烧香拜佛，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干这种事。”但他说完后心里却有些虚怯，他没想到当了常委后却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险，到王桥集实验区被看成了降职，郑天良觉得姐夫的话肯定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观点。他不会解释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当年刚坐沙发时的感觉，有点不踏实。

    回到县城后，黄以恒要请郑天良一家过来吃饭。黄以恒想推掉，他不愿意搞这种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却非要去，就说：“大过年的，你抹人家黄书记的面子，还有一点人情味吗？钱萍说老母鸡汤她昨天就炖好了，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郑天良问钱萍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猪蹄的，周玉英说是黄书记说的。郑天良听到这里心里还滋生出一些感动来，吃猪蹄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公社食堂时的习惯，那时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万师傅总要给单身的公社干部们加一个荤菜，征求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就说红烧猪蹄，工资低，一个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带点礼品到黄以恒家去，郑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说过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乡下不是也带礼品给你姐姐姐夫吗，郑天良说那是亲戚。周玉英坚持拎上了从姐夫家带回来的一瓶芝麻油，郑天良看了看就没再争执什么，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那是一种吃饭时牙齿硌到了一粒沙子一样的感觉，虽不伤人但又很别扭。

    两家虽说一个在院子东头一个在西头，郑天良从来没踏进过黄家的门，倒是黄以恒为周玉英工作的事到郑府上征求意见，黄以恒将私事放在私下的场合办，将郑天良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来办，大年初三又将郑天良一家人请到自己家里，这就多少将两人的关系放在私人的范围里来对待，而这两次私人交往如果要概括一下主题的话，即黄以恒不仅对郑天良尊重和关心，而且愿意以一种私人感情来消化工作中的一些分歧和社会上的许多谣传。

    黄以恒一见面就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连连道贺：“郑兄、嫂子，新年好！快请进！”

    郑天良也同贺新春，周玉英手里拎着一瓶芝麻油奔厨房找钱萍去了，两位县长夫人见面就谈如何烧菜的事。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起了花炮和橡皮筋，下午的阳光落在院子里，冬青树和腊梅花的枝叶与花瓣相辅相成。

    黄以恒让郑天良坐在沙发里，郑天良个子高大，一下子又陷进了弹簧里，不过他很快调整姿势让自己稳定下来。黄以恒泡茶递烟的动作极其熟练，这让郑天良又想起了朝阳公社的一些生活场景，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总是容易破坏郑天良平静的情绪，这时，他就感到历史确实是一个包袱。

    黄以恒坐下后说：“年初一要去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请老兄过来叙叙。”

    郑天良说：“我也是从乡下才回来，总体看来，农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觉悟始终提不高，过年就是忙赌钱，还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动很盛行。”

    黄以恒说：“是呀，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和行动都跟不上去，这一点你在几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是很准确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郑天良很自然又联想起了行政干部学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书记。这种联想让郑天良无法面对往事。他岔开话题说：“没想到你家里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也不装修装修？”

    黄以恒指着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墙壁：“好像比你面积要大一些，多一间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电，就好这么多。”

    郑天良也就顺水推船地说了一些心里话：“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掌权当着捞钱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黄以恒说：“是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说过，人是1，钱是0，钱越多，0就越多，比如从100到10000，如果人没有了，也就是1没有了，剩下的全是0了，钱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尽可能与工作无关的轻松的话题。黄昏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来临了。厨房里的菜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钱萍招呼吃饭。

    两家六口人，桌上堆满了二十四个菜，冷盘、热炒、烧菜、烩菜、汤煲一应俱全，郑天良差点说出了“吃饭还要搞这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但大过年的，场合不对，也就不说了。黄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边给郑天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这可不是什么搞腐败捞来的，我是特地为你来在百货公司买的，当然了，这是钱萍开后门买来的。我们两个在县里一年忙到头了，开后门买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

    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