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 国破山河在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