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81］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

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邓一群本想让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邓一群心里想。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我错了吗？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不，我没有错。是她错了？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那么，就是他们都错了。

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他想。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只是那样硬撑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们现在还不会，他想。

转眼就进入了夏季。

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会到处是一片汪洋。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别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尚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82］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这也是一种现实。

在沟墩乡，邓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农民，事实上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精明而狡黠，朴素的本质已经失去了。像开饭店的老毛，一个四十多岁的胖汉子，和乡纪委书记孙得海是什么亲戚，他对乡政府熟悉得很。他开的这个饭店几乎就是乡政府的饭店。乡里的食堂也怪，怎么也办不好，于是上面来人，就到老毛的那个饭店去。老毛的饭店有个好处，随你吃什么，他都有，而且可以挂账。一年下来，乡政府也有十多万的吃喝。挂账归挂账，老毛也不怕，终归最后你要给钱。

乡里第一个跑起运输的户主姓严，据说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乡里的书记和乡长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他是富人，由不得你不尊重。据说过去严跛子是杀猪的出身，手里有点小钱。他的老婆年轻时很漂亮，和乡里不少干部睡过觉。乡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顾他家。时间长了，家里就有了钱。儿子到了二十岁，不肯杀猪，也不肯老实当农民，于是家里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车，跑县城，每天往返六七趟。就这样跑了三年，换了新车。到现在，他家已经有了三辆车，全部是雇人开。

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几位。邓一群从内心里不喜欢他们，这些人都是农民的背叛者，但他们的背叛方式和他邓一群的全然不同。这些人都是投机者，狡猾而奸诈的小人。骨子里，他们还洗不了那份愚笨。但他们看到邓一群很客气，有两次严老板居然叫家里人送了好几盒营养品给他。谄媚者。邓一群坚决没有要。我也是谄媚者，谄媚的方式是相同的，仅仅是对象的不同。邓一群想。他没有收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事太小儿科，而且这样对他的形象不好。他们不是一路人。在省城，下面单位送什么东西给他，他敢要，而这些人则是要不得的。

我的前程远大，绝不贪这点蝇头小利。他想。

在农村，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好。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他有一天在县城，居然看到了林湄湄。完全是无意的。

那天下午，他从招待所出来，走到街上去买点水果准备带回乡里去。一方面自己想吃点新鲜水果，另一方面，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需要降火，这是个讨好的好机会。一点水果，价格不贵，无关紧要，同时又衬出自己对他的关心。在招待所的路边，排了很多水果摊子，那些摊主每个都向他展现热情的笑脸。而他，是严肃的。他从摊前一一地走过，问价。在一个妇女面前，他问价，那个妇女却直直地看着他。

那个妇女看上去有四十岁了。她正是林湄湄。邓一群感觉她似乎有点面熟，然而他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疑惑地问：“……你是……邓一群？”邓一群感到很意外，在这个县城里，还没有人敢这样直呼他的名字。他有一种被人冒犯了的恼怒。“你是……”他问。那个妇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我是林湄湄啊，原来红旗旅馆的。”邓一群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看到她，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情境。她与过去相比，老了许多。她这一说，他就感觉眉眼什么的还是过去的那种神情。

“真的想不到，会这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我现在在这里挂职。”邓一群说。

她一笑，问：“什么叫挂职啊？”

“省里组织一个扶贫工作组，到这里扶贫。”邓一群说。“你怎么在这里？”他问。

她说：“我早就下岗了。去年二月份。我男人在的那个小化肥厂也早关门了。我妹妹摆水果摊子，我就也跟着她摆。”

邓一群明白了。

“你现在还好吗？”他问。他想到了他们过去的那层关系，这样问，实际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问候。

“就那样。混日子呗。”她内心里一定对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感到一丝窘迫。任何一个人当然都不希望让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不论那种爱是真诚的，还是仅仅因为得到性上的满足），看到失意时候的样子。

她看着他说：“你还是那个样子。你现在出息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这样说的时候，内心里有一种失落，也有一种得意——仿佛因为她的先见，她的预言。事实上她的预言根本没有根据。

邓一群不置可否。

被人崇拜的感觉很好。

那天林湄湄非要给邓一群10斤苹果，但他却坚决不要。他不想欠她的债。当她逼他把苹果拿上时，他只好在走的时候，留下多出一倍的钱。她在后面喊，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房间的时候，邓一群坐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他爱过林湄湄，是她教会了他性爱，跨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在心里也蔑视过她，觉得她不过是个瞒着丈夫偷情的女人，本质是低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偶尔也会想到她，对她产生一种回忆的温情。这种温情，也只有回忆的时候（类似于梦里）才是美丽的。一旦逼近现实，它是这样地裸露，裸露出来的是严酷。很多事情一旦过去，就永远过去了。如果她要再和他发生那种事，他会干吗？不！他再也不会了。她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美感。

他想起了过去，在夏季的晚上，在南方大学的那个男生宿舍里，他们疯狂地做爱。他第一次领略到女性肉体的迷人。他在极度的性快感里从此堕落了。那种肉体的快感，今天已无法再回味了。他已经记不确切了，但他知道自己那时是疯狂的。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后出现的，因为她可以被视作从天上掉下来的肉馅饼。一块肉馅饼对于一个饿汉而言，那真是一顿美食。她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邓一群想：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隐秘的日子。

对他而言，隐秘比荒唐更重要。

它就像梦境一样。

而今天，这梦境，不再让邓一群感觉回味了。

因为这次下乡扶贫，邓一群得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让邓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奈。他们都是任命运（人？）宰割的人。强烈的悲哀。人要自主，所以要奋斗。在一次回城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围在省政府的大院门口，而省政府信访局不得不求助于办公厅，办公厅不得不请求公安厅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警察。警车。示威的工人。他们失业了。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吃饭。在陵州，大约有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下面的市县呢？其他地方呢？

眼看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邓一群不知道未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有时，他也的确有点忧国忧民。作为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他已经身体力行了。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要成为小人物，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与一般群众相比）。这是他努力得来的。

邓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

［83］

连阴雨下个没完，整个沟墩乡一片泽国。

工作组辛苦筹建起来的对虾养殖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十万块钱的虾苗，因为虾池倒塌而前功尽弃。那一阵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心里都特别不好受。大运河堤吃紧，由于河水猛涨，岸边十多年树龄的老柳树根部松动，歪到了河里。一些地方出现漏洞，河水开始往堤内渗漏。一旦大堤崩溃，那么整个沟墩乡就彻底完了。省里向市里下文件，市里向县里下文件，县里向乡里下文件。一句话：死活要抗住洪水。过去政府向下面发文，从来都有走样的时候，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谁出问题，谁负责。动真格了。

乡里紧张起来，他们这回也清楚得很，一旦出了问题，自己的工作也就不保了。作为一名干部，有什么能比工作岗位更重要呢？邓一群也紧张起来，自己年轻，下来扶贫就是作贡献，一旦有问题，将来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

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老苗把工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说：“县里最重要的就是沟墩乡了。沟墩乡傍着运河边，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同志，一定要战斗到抗洪第一线去。一定要保住沟墩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谁也不能请假，原单位的一切事务都要丢开。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扶贫。到这里了，工作也就在这里。”

苗得康主动要求上大堤，邓一群也跟着他。

那些日子，邓一群和苗得康，就和群众完全一样，穿上雨披、胶鞋，拿着铁锹，行进在运河大堤上。虽然事实上并不用他扛麻袋、运沙子、挑河泥，但他的确随时要参加劳动。沟墩乡的男男女女（劳力范围内的）都来到了堤上。乡里照顾他们，让食堂给他们送小灶，苗得康不知道，邓一群知道，但他们吃的依然是冷饭冷菜。

邓一群在电话里告诉肖如玉现在的情况，肖如玉淡淡的，说受这样的苦是自找的，谁让你下去呢？邓一群放下电话，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不下来扶贫，他将来有借口提正处么？这次下来，对他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机会别人争都争不来呢。

肖如玉倒是告诉他另一个消息，说家里人给小阿姨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男青年比薛小娜要大五六岁，年龄差距虽不算大，但他的确长得很老气，而且身高有一米八二，父母离异了，本人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工厂效益不好。邓一群问：“那他能同意吗？”要知道薛小娜没有工作，她只是一个保姆，农村户口。肖如玉说：“怎么不同意？他那个厂子其实早发不出工资了。再说现在户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将来有钱了他们可以买一个户口嘛。小娜要是和他结婚，就不用回乡下去了。”“那以后怎么生活呢？”他问。肖如玉说：“那个男的有房子。他们总不会饿死的。”邓一群想想也是。

薛小娜是个漂亮女子，他对她很有好感，但他却毫无办法。在心里只能忌妒那个小伙子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他想。

国家体制这块大铁板开始松动了，他想。现在是越来越民主了，老百姓越来越自由。户口不再是大问题。如果当时葛素芹的户口也不成问题，能留在城里工作，那么他是否会娶她呢？

那也不会。他想。不过，葛素芹绝对是个贤妻良母，他要娶她，她会像个奴隶一样地伺候他。一个人一种命。他既然选择了肖如玉，那么他就只能如此。如果没有肖如玉，那么邓一群就是否一定是今天的邓一群呢？

他不能肯定。

而这婚姻的苦涩，他却不能对任何人说。很多迹象表明，肖如玉已经不想再爱他了。他们目前只有一种现实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如果没有了这层关系，那么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他是不爱肖如玉的，这一点从他看到她的那天开始，自己心里就很清楚。他看中的只是他需要在陵州立住脚，需要成家立业。而他同时也清楚她越来越不爱他，不知为什么，很奇怪。当他还是一个小科员的时候，她对他倒是挺好，而当他在事业上一步步取得成功时，她却离他越来越远。他内心里一直希望她是爱他的，因为他是优秀的么。他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在机关里已经很有成就，在仕途上前程一片光明，她怎么能不爱他呢？但事实上，随着他一步步地走高，她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升温。

他对婚姻的要求是自私而传统的，完全是男性的理解。

那么，目前的现实就不得不让他失望。

邓一群的努力过程事实上是个不断征服的过程，他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个家庭，征服了肖如玉，事实上他所完成的不过是一桩婚姻。

肖如玉现在对他还有什么价值？她是他的合法妻子。但她不理解他。如果她继续不理解他呢？无所谓！他现在已经长硬了翅膀。他已经能够飞了。他也实现了自己过去的目标：娶一个城里女子，而且居然还是一个干部子女。他类似于一个跳高运动员，已经跳过了一个高度。

最让邓一群感到吃惊的是肖如玉那天告诉他，他们机械厅又调来一位副厅长，姓孔，位置仅排在龚长庚之后。在这之前，邓一群居然一点也没听说。前一天，他还打电话到厅里找一些哥们聊了一会，他们谁也没对他说有这档子事。他妈的，这帮狗杂种！他在心里骂。朋友也是极不可信的。

这个姓孔的副厅长将来会对他怎么样？他心里没底。尽管他有龚厅长保驾，但这还是不够的，他一定要让每一个可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都能够友好地关照他。过去的几位副厅，差不多是不掌握实权的，他们都得听龚长庚的话。但这个姓孔的可能不同，肖如玉说他是从下面一个市里调上来的。

邓一群那天在大堤上的风雨里，边走边向苗组长问孔副厅长的情况。老苗对他好像比较了解，说孔副厅长叫孔子悦，四十多岁，出身农村，从一个村支书一跃而为共青团县委书记，由团县委书记再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从一个县委书记再调到省建设厅担任副厅长。从省建设厅到省机械厅，副厅的级别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不好理解。这其中一定是有蹊跷的。然而，从苗得康的语气里，邓一群听不出对他有什么赞赏或是否定。这时的邓一群心里，真有点乱糟糟的，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应该回去一次，面见，借汇报工作之名，沟通一下感情。然而，在这节骨眼上，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了。

他在心里很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