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北京没有开过团代会，故先称“筹备委员会”，后改称“工作委员会”。后来第三区改为东四区，略有扩大，后来东四区又与东单区合并乃有东城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个提法最早出自马克思，含义是要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谈吐优雅，组织纪律，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团区委的同志，王晋（后任北京市府文教办主任）、段天顺（后任北京民政局长）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说，各个中学的团总支书记、副书记……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要不怎么说革命是亿万群众的伟大节日，革命时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范与中，五中的刘毓峻，一中的赵树枫，二十一中的何钢、陈良锟，女二中的刘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华、杨双挥，二十三中的白逎贤，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济护校等的团干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与理想的见证。我们互相切磋，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晒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据说每天都要在地安门跑步，高声朗诵“高高的乌拉山啊……”他因此甚至获得了“乌拉山”的绰号。范与中绰号拼命三郎，如一团烈火。刘毓峻善于宣传鼓动。赵、何、陈分析什么都是鞭辟入里……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胜利，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不必讳言，他们对我也很佩服、亲近。

我把我们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怎样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好上千倍万倍。现在所以还没有做到那么好，那是由于受到了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偏见的影响。从有了人类文明，私有制与剥削制就禁锢了我们，我们甚至于来不及想一想，摆脱了私有制与剥削制，摆脱了私心私欲，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人！

我们的理想不但是建设全新的社会，而且培养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我们常说，敌人所以说我们的愿望是空想，那是因为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他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现的可能性。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员起来。各个区的团委书记都极善于讲话，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引用文学书籍上的材料和语言把青年人说得热血沸腾。同时，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团委也经常能请到一些英雄模范社会名流来给学生讲话，例如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还有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有一个女工叫李凤莲，她小时候是童养媳，婆婆打她的时候说，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后来她当了劳模，作为中国工会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她坐上飞机的时候她想到她现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辈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如今扬眉吐气，谁能不感动涕零？谁能不高呼万岁？

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热烈的期望，我们的善良的心愿。有一阵。男校和女校联欢得都快疯了，革命带来的解放感青春感都是无与伦比的。革命是血腥的厮杀，革命的胜利带来的是天天艺术节，天天青年联欢节，天天爱情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女二中有一个叫做翟达的有点小胖子状的团员，她声音洪亮，宽广，领唱：“我们，唱一首最亲爱的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当你走过普天之下，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国家……”想一想近百年二百年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吧，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河山破碎，引进了新思想的严复晚年只能抽鸦片，一代宗师的王国维只能投昆明湖自尽……就是喊口号背条条也没有这样宣扬过自己的祖国啊！

而二十三中的团的书记白逎贤会用他的男高音高唱：“哪里有这样的国家，像我的祖国一样美丽，看花开千万朵……”他唱的是苏联歌曲，但与我们的心相通。

我参加过一对母女的同时举行的婚礼，女儿是地下党员，自不待说，母亲从小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直到解放后在女儿的启发下提高觉悟当了妇联干部，勇敢地支持姐妹们争取幸福，也勇敢地为自己营造幸福。

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关于给别人提意见，这就是魅力，这就是好心。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而绝对不作侫人。入木三分地分析自己的与他人的私心杂念，苦口婆心地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解开思想包袱，放下思想负担，忘掉小我的小恩小怨小小不快，越是个人受挫越是要坦坦荡荡，阳光万丈，满足于快乐于无忧于大事业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我记得同事中有一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帮助”他帮得不亦乐乎。他结婚，家里提供了一些物质条件，在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最后全部拒绝。而他的父母也没有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志们（不是新郎新娘）贯彻政策给他的父母去电话，他的母亲说：“由于阶级的关系”，他们就不来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拉四，流露骄傲（如说某个爱说爱笑爱表现的女同志无知、不读书所以“可怜”）。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来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我想它也是来自德国民间音乐旋律。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这些又与大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关联？

直到此后大搞反修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我确实是有不健康之处的，否则何必那么喜欢苏联？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我读了他描写第二号女主人公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像读了圣经，那种终极性的感动与体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华。我也喜欢他描写红军在二战后期一个又一个地解放许多欧洲国家的情景。特别是他描写的维也纳，那里的圆舞曲。他还喜欢描写斯大林，令人神往。这一切如诗如梦，即使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的东西也令人温暖和感动，佩服和赞赏。书里描写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描写了美国客人的粗野与蛮横。书里他还写了一个苏联的战争孤儿，重度残废，但是仍然充满生活的热情与奋斗的志气，而美国客人认为这样的孩子活着只能带来痛苦。敢情美国人这样浑球儿！

后来知道，巴甫连柯其人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苏联二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做过许多害人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十年后我曾经与一位曾驻苏联的外交使节谈起五十年代的一些事，他评论说：“那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啦。”

有许多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激动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完了你仍然会记起过往的一切。

我背诵了许多俄苏诗人的诗。我入迷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有“……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用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像这样欢乐就会涌上心头……”等等

是的，能够亲切地怀恋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能够想起你的不幸（或者干脆是幸运呢？）的青春时代的好友的人是有福了。怀恋和好友也许不能代替政策，却能产生普希金式的诗。

我也喜欢普希金的形象，他不算高大，但是秀气英俊，永远年轻，特别是一帧他手持后披的斗篷向前行进的照片。

我会背诵《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朗读的诗：“不，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亲爱的不要紧就让那白发霜生在两鬓……请问哪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战争洒下的白盐粉？”

法国的左翼人士法齐，土耳其被囚禁的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与巴西的亚马多的诗也叫我感动

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苏联电影。《勇敢的人》我看过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过五、六遍。而《攻克柏林》（上下集）我至少看过七遍。所有这些影片都在观众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坚信，如影片《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师、美丽的娜塔莎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新中国的电影则是刚刚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长春制片厂的《桥》，我们在中央团校就读期间已经看过了，此后的,《中华女儿》《赵一曼》都堪称党课教材，崇高英勇，抛头颅，洒热血，名存千秋。

我也组织指导区里的一些中学生的1951年新年联欢，我努力让他们做得最美最好，充分体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无限美丽。我为自己设计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来的情景，不是像苏联影片那样倒计时等待1952年的钟声敲响，而是在“检查”了几个中学的新年活动之后，恰恰在午夜前后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我从16岁走到了17岁，从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进着迎接新的时间新的前景的，我是多么幸福！

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版了卓娅的母亲柳·科斯莫季缅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娅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战中英勇牺牲。母亲曾经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讲道：“你们能够赢得和平，因为世界上有苏联！”我爱这句话胜过了一切诗句，我甚至能够想像伟大的母亲讲话的声音，慈祥而又沧凉，坚毅而又从容，她白发苍苍，她代表人类和上苍，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表达对她的爱。我曾经为她们而感动，我的青春与这些人在一起，这是我永远的骄傲。

还必须提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他为了革命的军工事业，致重伤至残，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为革命做奉献。革命者的精神韧力，发人深省，可泣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