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三篇

《残阳如血》读后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类似这样悲惨的故事，我自己就听说过不少。我不认为把这样的事藏起来比把它写出来要乐观，（还有光明呀和高昂呀）因为首先我们不想闭上眼睛躲起来，我们决意睁大着眼睛走进真生活。晓钟说，他自己“瘸跛地走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还屡屡受着命运的打击，可我居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很坚韧”，从这一篇《残阳如血》中我相信，他上述活里的每个字都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每一个字都应该放大千倍万倍来读，来想。

晓钟的文笔不错，结构故事的能力也好，他说“文学中有我的爱，我也深深地爱文学，虽然很苦很艰难，但是我无怨无悔”，请允许我以一个多着几岁年纪的文学信徒的资格说，在晓钟的前面，不是一步步地成功，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说到小说《残阳如血》，我想更多地给晓钟提些意见。我想把话说得过份刻薄一点，因为这样问题才显露得清晰鲜明：一篇小说，和一则传闻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重过程，传闻重结果，小说重人物，传闻重事件；小说更关注事件中人的心魂，传闻则偏爱事件外表的线路。因而小说可以在任何司空见惯的事件里发现独特的心路历程，传闻却把一切心路历程的独特省略，仅仅剩下司空见惯的事件。

《残阳如血》的故事不可谓不真实，不可谓不悲惨，但是它并不感动我。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它仅仅掠过事件的外表，而放弃了走进三个主人公心魂中去的机会。这传闻充其量只能让传者和闻者相互叹息，然后很快就忘记。因为这样的或那样的悲惨的事情很多很多，闻不暇闻，记不暇记。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仅仅是悲惨，它不是悲剧（或者它事实上是悲剧，而作者只写出了它的悲惨）。悲惨并不能让人感动也很难让人有更多的思索，让人感动让人思索的是悲剧。比如偶然的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那仅仅是悲惨，而只有伤残者的心魂面对这偶然造下的诸多问题之时，感动和思索才可能出现，悲剧才可能诞生。悲剧必须走进人物的心魂，悲剧是发生在心中的问题不是发生在心外的事件，因而它才使更多的心为之感动，为之思索，长久地难忘。晓钟说：“残疾人的爱是首独特的诗，有时伟大无私和自卑懦弱实在分不清楚。他们渴望爱情雨露的滋润，却又看到世俗的眼光和阻力以及生活的重荷，更多的时候，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我想，晓钟其实已经看到了悲剧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这是一种悲剧。换一个字——“他们埋葬了自己的爱”怎么样？那是更大的悲剧。我想，《残阳如血》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疙瘩是，柴妞更是，他们都败于强大的世俗，但主要是败于自己的软弱，于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因为往日的伤痕而扭曲了心，竟至与世俗同流。疙瘩是因为怕牛爷，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干嘛不拉上柴妞跑呢）。柴妞更软弱甚至有些自私，她对疙瘩说“你要做傻事我恨你一辈子”，可她自己却一走了之（她要是坚持着等下去事情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了吧）。当然，他们要都是那么英明那么坚强，也就没有这个故事了。我想说的是，三个爱着的人都埋藏了自己的爱，这中间必有着更为动人、更为震撼人的心魂路程，有更为值得思索的东西在里面，晓钟应该在这儿多用笔墨才是。那样的话，《残阳如血》就能成为一篇很好的小说了。

我的意见不保证全对，谨与晓钟商榷。

写给《地震》作者的一封信

东野长峥：你好！

你摔伤住院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住的那家医院离我家太远，那阵子我的电瓶车又出了故障，所以没能去医院看你。现在好些了么？又拄着拐到处乱窜了吧？我又出了毛病，也是腿，静脉血栓，在医院住了两星期而且现在还要常常卧床。咱们俩都用得上那句话：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看了你的小说《地震》。单就这篇小说而言，应该说它是一篇挺不错的作品，但我有一些不限于这篇小说的感想，很想跟你聊聊。

你的身世我多少知道些，看来这篇小说与你的经历紧密有关。看罢它心里很不好受，并不是一般的忧伤或悲哀，而是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冰冷。你我都是残疾人，不同的是我基本上是被爱所维护着，而你很久以来一直被爱所冷落。生活，到处都显露着不公平。因此你的作品中常常流露着嘲讽与忿恨。不，我绝不是要简单地说这不好。这世间到处和时时都存在着庸卑和丑恶，所以恨是需要的是必要的，虽然它并不是我们的希望。恨可以让丑行暴露，可以使麻木惊醒，可以令愚昧与昏聩不能安枕，可以给惰性或习惯揭示一条新的活路，因而恨与爱一样是创造生活的一股动力。恨，大约原本就是爱的背影，是对爱的渴盼与呼唤。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写作者应有的心性品质，我们一同发现，恨与爱同样可以是好作品的源头，甚至人的一切心性品质都可以创造出好作品来，唯要真诚。唯要真诚。只有一种东西是写作的大敌，就是虚伪。只有虚伪不能产生好作品，因为从根本上说，虚伪的消灭和真诚的降临正是读者立于此岸的祈祷和仁望于彼岸时的期待。我们相识已久，我知道你是个以真为善、不守成规、敢怒敢言的人，你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以及你的写作才赋，这些都无可怀疑。但对于一个作家，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上，你对我说：“老史，我这些日子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宽容。”你说这话时样子很激动很兴奋。当时的环境不容我们多聊，但这事我记得深刻，因为当时我就想：东野这家伙的作品肯定要更棒了。

我想，宽容并不意味着失去锐气，宽容绝不是谦恭加麻木。宽容之妙在于，它可以使人冷静，因而可以让人理解和发现更多的东西。我一向以为，好的作品并不在于客观地反映了什么（像镜子或照像机），而在于主观地发现了什么。人们之所以除了看生活还要看文学，就是期待从文学中看到从生活中不见得能看到的东西。所以文学不是收购进而出售生活，而更是像孩子一样向朋友们描述自己的发现。发现，是文学的使命。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生活中发现其更深的意蕴那才是创造。作品的好与坏，其品格的高与低，全在于它发现了什么（以及它发现了一种怎样的发现）。为了这发现的深广和准确，所以需要宽容。因为否则也许狭小的恨或者爱会限制和扭曲了发现者的目光。我们可以把那些狭小的恨与爱咀嚼千万遍，然后把目光放得更为宽阔，把心放得更为从容，那时候我以为就肯定能看到更深刻更广大的存在了，那时候的爱也会是更为博大的爱那时候的恨也会是更为博大的恨，行诸文字的话，就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大器之作了。

以上是我对写作的一点看法，不知你以为如何？唯望我的老朽（我比你老十好几岁）不要磨损了你故有的锐气和野性，我知道我缺少这种东西。但愿宽容能与锐气共存，冷静与热情共存。最后说一句：千万把身体弄得好好的，否则想干的事干不了，不想花的钱还得花，咱们下个决心不受那份罪可好？

祝好运！

史铁生

《逃亡三题》读后

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不见得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如小说以生活为根据，去写作家对生命对存在的感受，评论则以作品为根据，阐释评论家对世界对文化的理解。所以，在我被推上评论者的位置之前，我最想说的是：写作，千万别跟着评论跑；尤其不要事先为自己选定什么主义。

“维纳斯星座”的主持人，要我来评论小说，至少不是一个上好的主意。我不会作评论，只会写一点小说之类。所以读者不要把下面的文字看成评论。看成什么呢？《逃亡三题》的读后感而已。

《逃亡三题》最引我去想的是：要逃的是什么？很明显，是孤独。但这绝不是串串门、逛逛街、去去歌舞厅和交几个酒友就能排遣掉的情绪。孤独并不是一个人独处时的寂寞。《陈梅》中的那个孤独者，不是独自面对一只红苹果，也会感到欢乐吗？孤独，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所遇的隔离，在觥筹交错间所见的冷漠，在彬彬有礼的人类语言中所闻的危险。这样的孤独可怎么摆脱？唯有爱情。狭义的性爱，对于人，并不仅仅承负着繁衍的使命；很可能，那更是对博爱的渴望、呼唤、祈祷所凝聚起来的一次祭典、一种仪式。《少年》中的那个少年，“死死护住自己的小鸡鸡”，虽然这象征或者意象不免陈旧了些，但那确凿是人之初渴望亲和的根源。人被分开成男人和女人，万物也都被分开作阴阳两极，这是上帝最为英明的考虑，否则世间轰轰烈烈的戏剧将无从展开也无从延续。但光是肉身的继续，那戏剧仍难免乏味。所以上帝从万物中选出一类——名之为人，使之除了繁衍肉身，还要祈求爱情，于是魂牵梦绕，悲喜无穷，创造不止。我想，正是因为爱情的诞生，如今的世界上才不光有机器和仪器，还有了文学和艺术。但它同时给我们送来痛苦。这痛苦是那些“为了晚上能摸到那些鬼婆娘的肉他们白天总要拼命去砍柴”的人所不能体会的。爱情的诞生，使人不再能像其它生物那样安分地繁衍了，他要向苍茫的天际张望、寻找。一个看见了爱情的人，便走出那一点陈旧的象征或者意象了，在百折不回地张望，尽管天际只飞着一只灰色的蝙蝠，凶吉难定，但心中总听见一首驱除孤独的歌了。终于，这世界上有一缕目光向这个孤独者投来——从他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间照耀进来了。不管她是否曾经沦落——也许每个人都因为孤独而曾经在心中沦落，只要那目光穿透隔离穿透冷漠向你投来，那目光便是无比圣洁，便以其真诚、坦荡、炽烈打碎了周围的危险。而且不管那是真是幻，“依然可以安慰我的苦寂的灵魂”。

所以，不管是谁声称在文学中放弃了浪漫，我都不信。因为当一个人想要写小说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渴望爱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梦想。因为没有梦想的世界太可怕太无聊太不知所终，因而让上帝疑心他是不是造就了一场无期的苦役，地球上这才出落了一类要求着爱情又要求着艺术的动物。人们对文学的期盼并不与对新闻的期盼等同。孤独者之所以要逃亡，料必不是因为新闻太少，最可能的是因为浪漫的梦想常常破灭。但是，梦想的破灭与梦想能力的丧失，哪一个更可悲呢？所以，我在《陈梅》中，看到了一个不屈地向孤独挑战的最可尊敬的人；他不仅向着人间倾诉爱情，而且为写作者指点着迷津。写作和爱情一样，是要走出孤独，是要供奉梦想，是要祭祀这宇宙间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在这三篇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说中，少年的恐惧、愤恨和焦灼；灰蝙蝠远去的天空下，男人“挥手叫她不要再来”；那个暂且叫作陈梅的女子，“在愈来愈浓的苍茫暮色中，她洁白得宛若一个少年的梦”；从中我看到了由真至善，由善至美的一种递进关系。很可能沈东子会说他并没有过这一份设计，但我相信（也许是强词夺理）上帝有这一份设计：人要走出孤独，走进爱情与艺术，非此路而不可通行。

我是个残疾人，“维纳斯星座”的作者们也都是残疾人，《逃亡三题》中的主人公也都多多少少有着残疾，因此我又想起一个老话题：什么是残疾？孤独是残疾么？可以这么说，孤独是所有人的残疾。正如人被劈作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而每一半都有残疾。但如果每一半都不仅渴望另一半，而且能舍生忘死地去追寻另一半，残疾便给我们一个实现美满的机会——像断臂的维纳斯那样。但倘若我们渴望，而我们又不敢去追寻，那么我们就不止于断臂的残疾，而又迎来失魂落魄的残疾了。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害怕去寻找我们的那一半，不要害怕写出我们真正的感受，不要害怕梦想的屡屡破碎尤其不要萎谢我们梦想的能力。不要困于孤独。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恋人，我们得坦诚地奉献我们的心魂，那才会有好的创作。我见过不少残疾朋友写的作品，毛病常常出在要么一味地诉苦，要么不敢触动心底的梦想，要么靠纸笔去向人间作一场雪耻式的战斗；这就糟了，这不能走出孤独，反而会越陷越深在孤独中咬坏了自己的心智，那样，便有千种技巧万般努力，也难有好作品问世。便是你要写恨，你也要超越于恨之上，去看准那恨的来由。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走出残疾人，再去看人的残疾；走出个人的孤独，再去看所有人的孤独。沈东子的作品是好作品，原因之一就是，他写的不仅是残疾人，而是人的严峻处境，和比严峻处境更坚固的人的梦想。

我希望我没有曲解沈东子的作品。当然我不指望上面的文字已构成一篇面面俱到的评论，因为我在篇头已经说过——这算不上评论，只是一点读后感。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

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发言

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

丰衣足食、移山填海、航空航天，总之属于经济和科学的一切事，都证明人类“确实有办法”。但是，比如痛苦不灭，比如战争不停，比如命运无常，证明人类也常常处于“实在没办法”的地位。这时我们肯定会问：我们原本是想到哪儿去？我们压根儿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问题是穷人也是富人的问题，是古人也是今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科学还悠久比经济还长远，我想，这样的发问即是文学的发源和方向。

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

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

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