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郿英

周郿英，以非凡的毅力同伤病抗争三载，于1994年5月5日离开了他所爱恋的这个世界，终年48岁。

所有他的朋友，都看他作亲敬可赖的兄长。他心中始终装满的是炽爱，因而名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他眼里永远看见的是平等，因而善良的人都会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喜悦和忧悲，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

郿英是新文学的推动者，作为《今天》最初的编委之一，他真诚且毫不张扬地尽了他的职责。

郿英是以助人为乐的人，是以宽厚为怀的人，是以俭朴为美的人，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忘记你那间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郿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

郿英，愿你安息。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9月8

号那天，我甚至没有见到他。老同学们推选我给他献花，我捧着花，把轮椅摇到最近舞台的角落里。然后就听人说他来了，但当我回头朝他的座位上张望时，他已经倒下去了。

他曾经这样倒下去不知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他都能挣扎着起来，因到他所热爱的学生和音乐中间。因此全场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他倒下去的地方，几百颗心在为他祈祷，期待着他再一次起来。可是，离音乐会开始还有几分钟，他的心弦已经弹断了，这一次他终于没能起来。

唯一可以让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们稍感宽慰的是：他毕竟是走进了那座最高贵的音乐的殿堂，感受到了满场庄严热烈的气氛。舞台上的横幅是“王玉田从教三十五周年作品音乐会”——他自己看见了吗？他应该看见了，同学们互相说，他肯定看见了。

主持人走上台时，他在急救车上。他的心魂恋恋不去之际，又一代孩子们唱响了他的歌；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我只上过两年中学，两年的班主任都是他——王玉田老师。那时他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我记得他把冼星海、聂耳、格琳卡和贝多芬的画像挂在他的音乐教室，挂在那进行教改探索：开音乐必修课、选修课；编写教材，将歌曲作法引进课堂；组织合唱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工作之余为青少年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如果有人诧异，清华附中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何以他的学生们亦不乏艺术情趣？答案应该从附中一贯的教育思想中去找，而王老师的工作是其证明之一。要培养更为美好的人而不仅仅是更为有效的劳动力，那是美的事业……在这伟大（多少人因此终生受益）而又平凡（多少人又常常会忘记）的岗位上，王老师35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实现着他的理想。35年过去，他白发频添，步履沉缓了……

9月8日，我走进音乐厅，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王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说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报告说：王老师被抢救过来了！每个人都鼓掌，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那时他在急救中心，一定是在与病魔作着最艰难的搏斗。他热爱生命，热爱着他的事业。他曾说过：“我真幸福，我找到了一个最美好的职业。”

据说他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复了一会儿。我们懂得他，他不忍就去，他心里还有很多很多孩子们——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所需要的歌呢。

音乐会结束时，我把鲜花交在董老师手中。

一个人死了，但从他心里流出的歌还在一代代孩子心中涌荡、传扬，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享有的幸福。

安息吧，王玉田老师！

或者，如果灵魂真的还有，你必是不会停歇，不再为那颗破碎的心脏所累，天上地下你尽情挥洒，继续赞叹这世界的美，浇灌这人是的爱……

作者后记

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我的全部文章或文学作品，但并不是我的全部写作。当我不断有文字发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写作起点越来越要往前推，直推到我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疑问的时刻，以至推到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印象的那一天。写作并非必要用纸和笔，它在被记录下来之前早已发生和呈现在心里。这样的发生连接着这样的发生，呈现之后呈现叠出；纸和笔还有大脑，追踪不上它，捉拿不及它，甚至消灭不尽它，它在我有限的时空里玩耍着无限的困苦和梦想。文字真是无奈又可怜。不能全面的实话，是否谎言呢？至少是残缺。真诚在上帝那儿依然是残缺的，仿佛永远都坐在轮椅里。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愿把我这些残缺的真诚汇编成集；考虑到我也曾真诚地走进过虚饰，感谢至少要变成羞惭。好在真诚地发生并未停止，困苦和梦想都在心里愈演愈烈，可以作为期望未来的借口，以及出此文集的一种赊购式的自慰。

很多篇章已不忍卒读，但放弃如同遮丑，反促幼稚长成诡诈，想想实在不好。况且，走向未来不该以贬损过去为快意、为轻装，就如同任何时候也不能对初恋的痴验与悲喜轻描淡写。记得少年时，有一次我把一件心爱的玩具送给了一个同窗好友，后来我们打了架，我又去把那玩具讨要了回来；从他把那玩具送还到我手里的一刻，我就知道此事再难忘怀。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心仍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紧紧地发痛。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地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地去看这些文字，而是借助这些瞒珊的脚印不断看那一向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

罗兰·巴尔特说过：“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语的根源处，而不是根据其消费状况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这是最好的教诲，至少对我是这样，是欲望要我去的方向。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