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陪领袖跳舞

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产,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我没有便服,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

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便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舞厅是打蜡地板地,四周墙壁很高,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下半截用缎子围贴,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江青也常朝那儿坐。

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同志介绍我。

“晤,小王。好,你好。”朱德朝我伸出手。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很大,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不过,他握力很大,抓枪似的,我差点叫喊疼。

乐曲响起来了,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他又步子大,一支曲子跳下来,能换十来次舞伴。

轮到我时,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德高兴了,忽然跳出错步,跳出了花样儿。于是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朱德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伯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本该说:“战士的武装”她忘了,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对口,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问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扭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德的卫士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德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作其他锻炼吗?“朱德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文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朱德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啊厂我问:“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朱德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小声问:“谁呀?是主席吗?”朱德摇头,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医一一一生一一一”

1965年部队改军装,取消军衔,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说:“叫咱们总司令看看。”

在春藕斋,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显得很激动。她说:“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

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好,很好。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眼睛深邃湿润。跳舞的乐曲响了,他没有动,他在沉思。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泽东,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朱德看过后,默默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德缓慢他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

在朱德委员长之后,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

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总是说少奇同志。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眼里含着笑,嘴角漾着笑,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真奇怪,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只是一味感到亲近。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介绍。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我真想偎到她怀里。当我接受母亲爱抚时常有这种感觉。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注目共和国主席跳舞时,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当她走下舞场时,她又是那么热烈、萧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有次她参加“四情”回来,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等到毛泽东来。我看到她与毛泽东坐在大沙发上,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她讲话声音不高,显出沉稳干练。偶尔作个手势,毛泽东便跟着点点头。那次汇报时间不短,我们和乐队等着。毛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跳么,你们先跳么。”于是,乐队奏起了乐。而王光美同志仍在那里汇报……

我的感觉,王光美同志很了解社会,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你们年轻,社会经验少,要懂得爱护自己。社会上还存在坏人,要有警惕。有的坏小子故意买两张电影票,把一张再卖给不懂事的年轻姑娘。看电影的时候就趁机欺侮女孩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眼她的宝贝女儿说悄悄话一样。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花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没跳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很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开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特技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同志跳舞。可是,当我想再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微笑着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要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半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去年《北京晚报》征稿,“难忘的一件事”。我也写了一篇,就是写的同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这次跳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泽东来了!

这个时候,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德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听说他是早睡早起,生活讲究规律性。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处于一线,工作责任重,经常要等毛泽东来,以便请示汇报一些事情。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经常是十点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跳跳舞,休息一下脑筋,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去办公。

毛泽东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我眼里心里只剩了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我想欢呼万岁,想跳跃,又像什么也没想,身体凝固了,周日的空气也凝固了。

“小王,毛主席来了。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完全像在梦中,忽而醒来,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再醒来,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别忘了,我才十六岁啊,极度的幸福和神秘感使我憎了,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

开始跳舞了,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目光一刻也不离开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一曲终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我还是呆呆地望着、眼睛不敢眨,怕一眨就会梦醒,就会看不到毛泽东。事后才知道,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说那样不礼貌。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就是一个劲地盯住看,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脸都洗湿了。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泽东拿起毛巾擦汗,一侧脸,看见了我。毛泽东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仍然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站到毛泽东面前的。我只记得一名老团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小工,叫王学文。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声音悦耳他说:“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

乐曲又响起来。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我周身发热,确信这不是梦了。我真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干什么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1

随着接触渐渐增多,我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因而也更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五年多,毛泽东一直穿着那双红棕色的大头皮鞋,鞋底很厚,每一步下去都是那么沉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深痕。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

①据当时常参加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说,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和起止时间一般由乐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往往在毛泽东舞到临近座位时。乐曲即行停止。衫,右后背还补着补丁。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习惯把双腿伸出去休息,于是便露出粗线袜子,袜子上也是补丁。我曾问秘书:“主席怎么穿补了衣服呀?”秘书笑了:“人民能穿,人民的领袖当然也能穿。”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秘书作个手势:“你想得太神了,毛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

毛泽东非常富于幽默感,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不解地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泽东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他是一支烟分两次抽。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泽东赶紧再吸一口,将烟蒂拨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泽东用感伤的腔调叹口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哩。我们女团员们拨弄那支烟头,为毛泽东的幽默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烟嘴是褐色的,跳舞时就放在茶几上。我们年岁小的女团员跟毛泽东接触多了,就“放肆”起来,常拿起毛泽东的烟嘴玩。老同志批评我们:“别玩主席的烟嘴,看弄脏了!”毛泽东听见了,笑着说:“玩玩没关系么,就是别学抽烟。烟里可是有尼古丁,要害人呢。”。

有一次,毛泽东的左手破了,结了痴。坐在沙发上休息时,皱着眉头搔痒,那样子简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惊讶极了,问:“主席,您,您怎么也挠手呀?

“痒痒啊,你痒痒不挠吗?”毛泽东对我的问话也很奇怪。

“我挠。可是,可是您……“哈哈哈,”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想法,笑出声,“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痴也要痒痒,痒痒了就想挠么。

是啊,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

实际生活中却不然。有一次跳舞,江青忽然心血来潮,对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江姐》里的歌吗?正好我们有些歌要作者帮忙,叫他来,你也见见。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空政文工团,全团人马立刻出动去找这位作者,把他从一个剧场直接带到了春藕斋。这位作者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平时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泥发亮的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芽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也有不少油迹污垢,他个子本来不高,便更显窝里窝囊。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像木头棍似的,紧张得脸色煞白。江青带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他嘴巴张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在一个文工队平时很熟。见他这副样子,我们再也忍俊不住,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就那么九十度地躬着,我们这些女孩子便也笑得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