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龙道上

    旅客们游玩九龙，好像有一个公式：九龙城，宋皇台，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这两处是古迹，而是因为最近中国已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游这两处，表示游玩之中不忘爱国。所谓九龙城，其实是小山顶上的一个寨，周围不过三四里，城内除了几排破房子便是一片荒地，除了住在破房子里的一两户穷人，根本无所谓居民，可是这一个荒凉的去处却是九龙租界地中间一块中国的国土。整个九龙半岛都租借去了，为什么还保留这几亩的地皮？据说也是有理由的，可是想想总觉得近乎开玩笑。九龙城的城墙倒很整齐，不用说，这已不是原物，香港政府特地花钱修葺过了。有四个城门，其中的一个（大概是东门），还有一条广阔整齐的石路，对着城门，有两尊旧式的废炮。这么一个小城，——不，一个城壳子，比上海租界内的天后宫小得多了，而且根本没有居民，当然也无从派用场。不过抗战以后，在香港拍的一部抗战影片到底将这九龙城用了一次。

    至于宋皇台，以前香港政府也把它列为名胜之区。这里并没有台，只是一个近海的高起上有两块光秃秃的大岩石。原也有点奇怪，这两块大岩石一上一下，好像是人工叠起来似的，上面那一块大些，因而石檐之下可容一二人蜷伏。据说南宋的末代皇帝，就在这石檐下住过几宿。但我觉得这一个传说，未必可靠。帝昺当初逃到九龙，似乎还不至于窘迫到栖身在岩石罅中，如果为了躲避蒙古的追兵，则如此光秃秃的石缝，也不是个躲藏的好地方；除非那时这里的地形还不是现在那样一无遮盖，连大树也没有一株。

    除这两处以外，沙田是"九龙游玩公式"的第二节目了。沙田山上有一座大庙，也算得名胜之区，也有点儿古朴。第三个节目便是坐了汽车跨山沿海直到元朗，这一带路上，因为常常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海，风景也还不差，这一条翻过几个山头常常傍海而行的公路就是有名的青山道。

    日本鬼子占领了香港以后约一星期，就开始"疏散"九龙的居民。这一条青山道上，每天拂晓解严以后就挤满了扶老携幼背着小包袱提着藤筐或洋铁罐等等物件的难民。这是一条人的洪流，从早上解严以后直至日暮戒严为止，这一条洪流滚滚不息，一天之内，总有十来万人这样急急忙忙脱离了这魔窟。

    但是这样挤满了人之洪流的青山道上，也还有抢匪：日本兵和临时产生的土强盗。英军撤退九龙的时候，丢失的枪枝为数不少，隔海炮战的十多天内，九龙和新界陷于十足的无政府状态，“烂仔"们将英军遗弃的枪枝武装了自己，占领了大路以外的偏僻角落，公然分段而"治"。香港陷落以后，一九四二年正月元旦，“皇军"在德辅道举行所谓"战胜入城典礼"，同时岛上的武装了的"烂仔"们却也在西环占领了一个未完工的防空洞，作为他们的大本营，那时候，岛上的居民头上压着两个主子：白天是日寇，夜间是"烂仔"。可是在九龙和新界，“烂仔"们竟和日寇分"治"了白昼，青山道上，日本哨兵在前一段"检查"潮涌似的难民，“烂仔"们就在后一段施行同样的"检查"。这真是一个拳头大臂膊粗的世界。

    荃湾是青山道上一个美丽的小地方，照大路走，这里离元朗约有十多公里。倘走小路，翻过两座相当高的山，穿过无数隐伏在丛莽中的山坳子里的羊肠小道，便抄出了元朗市外，路是近不了多少，而且要翻过那简直不生树木的石山也实在辛苦，但有一利，这里只有一个主子；不是日寇，也不是那些临时乌合的"烂仔"，却是一些略有组织，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大哥"。港九战争给他们补充了人员，也补充了武器；自动步枪和手提机关枪增添了他们的威武。这一带的"大哥"们有多少，谁也不能说一个确数。港九战争的大风暴带来了一层容易滋生“大哥"们的沃土。十来个人得到了武器的补充，有一个领袖，他就可以成为新的一股。但尽管变化是那样快而且多，不成文法的纪律还是相当严明，“大哥"们分段而治，在他们各自的疆界内保守着一种秩序。山坳子里的小路上他们安置了步哨，“保护"来往的老百姓，并且也征收"通行费"，每人四角港币。

    扯旗山头飘着太阳旗以后，这些"大哥"们曾经帮助大批“漏网之鱼"逃回祖国的怀抱，他们不但不收"通行费"，还白赔了茶水，白赔了饭食，白赔了挑行李的洑子们的挑费。他们肯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意不买东江游击队曾大队长①的帐，因为他们知道大队长是一个打日本仔的好男儿，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要打日本仔的好男儿！一九四二年正月九日，天气非常暖和，荃湾躺在青山碧波之间安静得像个太平世界，一群"漏网之鱼"，代表着五六个省，有"肥佬"，有高度的近视眼，有大病后还在拉痢的，有中年妇人，有妙龄女郎，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翻过了荃湾左近的一座高山，投进了山坳子里一个小小的村庄，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了一位"大哥"的疆界，可是他们那时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游击队的一个前哨站呢。说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实在只有五六份人家，背了长枪腰间两颗手榴弹的人们，在打谷场上来回踱着，在几株尤加列树下蹲着谈话，大肚的母猪在垃圾堆里找寻食物，一边唔唔地叫，一边用它那长嘴拱着，鸡儿谷谷地呼着同伴，用爪子爬土。小狗们走到生客们脚边嗅了又嗅，然后又没精打采走开了。一切都太像一个游击队所在的地方，而且茶水也准备好，破板凳也拿出来，客人们都坐下来休息，心里想想一天的行程大概到这里就是终点了。

    ①曾大队长指曾生。

    然而即便是休息片刻又走，那种猜想还是照旧。在路上又遇见了武装的人，还以为这是来"接应"的，却不知道这是又一位"大哥"的部属。小路旁草地上，两个老百姓打扮的盘腿坐在那里，他们面前横放着一枝长枪，其中一位手拿着一枝盒子炮，距三四丈的高坡上又站着一位，肩着自动步枪，——他是在警戒的，他们大概早已接到"招呼"，并没对那一群不伦不类，南腔北调的"唐装"难民问一句，也没有开口要"通行费"。

    从荃湾到元朗这一条荒弃的山路，据说就是日寇偷袭英军后路所经过的捷径。"十二·八"战事爆发后，英军最前线①在元朗，可是这最前线战事并不怎么猛烈，双方在工事背后以机枪遥射而已。经过了三十多小时，突然荃湾发现了日军，于是元朗一线只好后撤，英军改守沙田作为最前线了。人们传言，这是三井洋行大班（日本人）做了他本国军队的向导。其实这还是一些老实人的想法。日寇在香港九龙那些小商店就全是间谍机关，而且它的"第五纵队"在战争的前夕还公然招摇过市，带引军队过这么一条山路何必什么三井大班亲自出马！又据说，在日寇偷渡这"阴平"而扑到荃湾前一二日，英军在这个可虑的去处，确曾安置下一辆轻坦克（或装甲车），不知怎的，后来又调开了，而且就此一直不再设防。这一说，也只能姑妄听之，然而由此可见新界的老百姓对于九龙之轻易失陷终觉得可惜而又太可怪，他们创造出来的故事都从一个中心观念出发：日本仔不是打的好，却是善于行诈取巧。

    ①"十二·八"战事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的战争。

    当时日寇在香港九龙新界实在也只能作点线的占领。元朗市有伪维持会，有伪军，也有日军，然而元朗市区之外不过三里的一所大房子里就是又一位"大哥"的大本营。元朗伪维持会每天得向这位"大哥"纳贡，据说是白米十担，猪几口，鸡鸭若干挑。这一位"大哥"的大本营离一个十多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不过一箭之路，这些老百姓都受他保护，他是新界一带最大的一股，拥有一二百武装。他的大本营是一座簇新的大院落，矮矮的白粉墙，大门里面有很大的天井，正中是轩敞的偏厅，两旁各有一排三间的边房，都是朝着天井开着洋式的窗，远远看去，总以为这是一个学校的校舍，可是进门以后又觉得这是一个祠堂。大厅上朝外就是一个供着历代祖先神位的神座，帏幔低垂，一副高大的铜烛台，还有香炉，两边墙上画着一副善颂善祷的对联，墙上近屋顶处又有泥水匠画的五彩的半部《三国志》，——这一切都不像是住家房子的派头，然而那位"南洋伯"建造这所房子确是为了住家。不幸新屋落成不久，太平洋风云变色，他这吉宅太近火线，只好放弃，现在这位主人的一家也许还陷在岛上，也许牺牲在炮火下，谁也不知道，他这住宅却成为一位"大哥"的大本营，而且利用这大洋房子，他招待过"境"的特别难民，前后怕有千把人罢？

    二东江乡村

    东江游击队好像是卡在敌人咽喉里的一根骨头。敌人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东江早就实行了。淡水一带，整个的村庄变成废墟，单看那些村里的平整的石板路，残存耸立的砖墙，几乎铺满了路面的断砖碎瓦，便可以推想到这一些从前都是怎样富庶的村庄。可是现在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了。白天经过这些废墟的时候，已经觉得够凄凉，但尤其叫人心悸的，是月夜；踏着满街的瓦砾，通过长长的街道，月光照着那些颓坦断壁，除了脚下格格的瓦砾碎响，更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心里的惨痛凄凉非言语所能名状。旧时成语有"如行墟墓间"，但和这一比，这一句成语便觉得太不够了。

    这一些村庄通常都有防盗的设备。村中有碉楼，四方形，巍然耸峙，俯瞰全村，墙壁很厚，没有窗子，只有狭长的枪洞，每面上下三层。从这些碉楼墙壁上满布的枪弹伤痕看来，敌人“扫荡"这些村庄的时候不是没有剧烈的战斗的；有些碉楼还受过炮击，崩坏了一角。村前村后的路口都有长的石条，一排五六个或三四个，植立土中，露出一尺许，最高至二尺多，这也许在紧急的时候在后面堆上沙包，作为简单的防御工事的。但是最使人惊异者，一般较好的（大概是富农的）住宅也都是碉堡式，土墙很厚，石脚很高（总有五六尺），只有一个门——大门，木料很结实，除了两根从墙里抽出来的粗木横闩，又有直闩四五根，都是碗口来粗可以用作柱子的木头，套在门上石制的天地槛内，大门两旁墙上有枪眼，屋内人可以放枪射击攻门的人，全屋没有正式的窗，只有方尺大小的洞，这也装着极厚的石框，和粗的铁栅。天黑以后，无论牛猪鸡鸭都赶进屋内！——不，这小小的碉堡内，甚至木柴农具等等也都收藏起来，于是闭门而卧，可以高枕无忧。强盗土匪要进来，只有攻大门之一法，然而大门是结实的，门破了还有坚牢的木栅（即直闩），而且攻门之时，门内人可以从门旁墙上的枪眼放枪抵御。没有比步枪更厉害的武器，这种碉堡式的住房当真有点不可奈何的。从宝安到淡水一带乡村，以我所见，差不多可以说就只有两种建筑：一种是这样的碉堡式，另一种则是仅足避风雨的茅舍，那简直连门也没有，用芦苇编成一张东西挡住了出入口而已，——这是赤贫的人们的居室。他们是除了一条性命更没有值钱的东西的。

    碉堡式房子最小者全体就只一间，真要叫人联想到这是犯人住的牢房。关上大门就成为黑气一团，人和牲畜共处，大尿桶就放在床头。大者亦有两间三间的，但亦仅赖大门放进光线和空气来。更讲究的，则有一个小小的天井，于是朝外的正房，——通常是供着列祖列宗的神位的，就比较的敞亮了，然而这敞亮要付代价，因为是平房，里面有了天井，强盗可能自屋面上攻进来，于是天井上不能不张铁丝网，天井四围各房的墙上又都得开设枪眼，使得强盗虽到屋面仍然不能下来，而且屋内人又可开枪阻止强盗破坏那铁丝网。当然这样的"小碉堡"的主人在战前若不是小地主也一定是富农了。至于大地主的住房，那简直是个城，——有的比那九龙城还要大，而且墙垣也高得多，墙上没有窗已成天经地义，可是大小枪眼之多，层层密布，平常的小城，实望尘莫及。有些这样的"城"，还在四角建有碉楼，那一定是通宵有人在上边守望的。这样的"城"里，自然有天井，不过不张铁丝网了，这是因为"城"墙既高且多枪眼，来攻者即使有云梯也未必能爬上屋面。这样的"城"，倘不用炮，好像是很难攻下来的。

    这样充满了大小碉堡的村庄应该是很叫日本仔头痛的，而且又理应发挥它的自卫能力至于最高度的，然而这样的充满了大小碉堡的村庄或仅索取少许的代价或竟索不到什么代价，终极仍不免于一堆瓦砾，这是为什么呢？敌人有炮，敌人有其他的重兵器，这是原因之一，而民众的组织不够，各级村民的团结不够，地主的武装力量之不能坚决地枪口对外，这又是主要的原因了。

    三烧山

    广九铁路深圳至平湖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候，经常被游击队切断。这些民众的武装力量散布在沿线山村里，距离铁路线多则十余里，少则五六里。敌人不大敢到这些小村里去找游击队厮打，然而也不是绝对不去，有时忽然来了，人数不一定多，可是行动却很敏捷，气势也相当剽悍。敌人经常是在白天先把队伍移动到某一地点，到拂晓即突然袭击。它的出动的方向虽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估量到，可是它的移动的消息准可以很快地得到，于是有被可能袭击的小山村里的人民和武装便要来一次部署，一次准备，力量相差太远，武装便须转移，而人民物资则须疏散，这就要半夜上山。什么都带了走，食粮，农具，牲口鸡鸭，家具，——除掉笨重的家具，实在他们并无所谓家具。山上有密茂的松林，两株松作柱，加一根横梁，盖上稻草，这就成为草寮，在南国的天气，这就过冬也成了。

    武装也常住这些草寮，什么都随身带着，所以行动能够神速飘忽。

    山，和它的密茂的树林，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所以敌人时常烧山，还指使汉奸来烧山。天黑以后，远处山头会出现一条鲜明的红线，愈来愈长愈宽，而同时又向旁分支，终于成为纵横交叉的一个火网，熊熊然照亮了黑夜。有时会四面山头或远或近都烧了起来。冷枪的声音也时时可以听到。回答这样的暴行，人民的武装也许来一次突然的出击。在这些地方，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斗争，用各种方式在斗争的。

    四惠阳

    敌人攻陷港九后的一月，它的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各据点的兵力便有了移动。它将东面的兵力调到广九路沿线，放弃了淡水县城，但是原来放在广九路沿线的兵力它却暗中调上了增城前线，旧历腊月初，它猛扑博罗，博罗旋告失守，敌人即进窥惠阳，同时它的骑兵攻掠东江上游的泰尾。惠阳震动，驻防惠阳城的独九旅据守外围山地，阻挠了敌人向惠阳闪击以掠夺物资的企图。

    这时候，大批刚从虎口逃生出来的港侨，正挤在惠阳城内候船到老隆，骤闻敌兵压境，那慌张的情形有可想而知的。这时候，正当旧历年前，商店内百货充盈，都是准备在年关前后做一番热闹买卖的，现在却得赶紧疏散了。这时候，阻滞在惠淡公路（这是早已破坏了的）一带乡村间的商货何止千百挑，都陷于进退维谷，这时候，一切生命财产损失之多寡都决定于时间的因素。这时候，才显得飞鹅岭上独九旅和敌人的捉迷藏的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敌人损失了一星期的时间，敌人品近惠阳城的时候，惠阳差不多是一座空城，物资逃光了，壮丁逃光了，敌人的兵力不够久守惠阳，而且它也不作此想，于是经过一星期的逗留，烧了不少房子，杀了许多逃不动的老弱妇孺，敌人从惠阳撤走，也从博罗撤走了。逃亡在四乡的人民再回到他们的老家，离旧历年关只有四五天。茶楼酒馆先复了业。几家旅馆挤得水都岂不进去。陌生的旅客吃饭可就成了问题。上馆子不一定吃到东西。不上馆子自己弄饭呢，柴米油盐都无处去买。大概也是什么冷气团光顾了惠阳罢，那几天委实冷的厉害。然而到旧历除夕那天，秩序总算恢复了过来，货物又陆续搬进城来，一些日用品的小店和摊子都开了业，旧府城内卖旧货的地摊特别多了，拿着一两件旧衣物沿街兜主顾的几乎比警察的岗位还要密，一问，差不多全说是从香港逃来的。

    卖笑生涯的女子也在街上出现了，她们是和各机关同时回来的，帮着在这又一度遭劫的城市恢复频繁荣来。大裤管，长到脚背的裤子，窄腰身的衫子，红红绿绿的丝织品，在这时候，特别打眼。

    太平洋战争对于物价的影响，在惠阳那时还是由于这一度的失陷而显出它的刺激力。脑子里还不能忘记国币六元至起元可换港币一元的人们听了当时惠阳的物价总觉得太贵，譬如一条中等的毛巾，大洋六元，那他的计算法就是这样的：“国币六元就算它港币八毛罢，然而这样的毛巾港币八毛准可以买三条半！"然而老实的惠阳小商人仅仅涨上了一元，而这一元也是为了弥补他的逃难的损失。有人估计：那一次惠阳六天的沦陷，人民损失最大的两项，一是房子，二就是挑力。大家抢着疏散财产的时候，一塘路的挑力要二十元。这一个数目，曾经使惠阳人吃惊，正像今天给大后方人听了也是准会大吃一惊的。有一件事值得带便提一提，那时惠阳城里少见百元五十元的大片子，使用大片要打一个八折，原因是大片子不能到沦陷区。在老隆，大片子这才通行无阻。

    敌人那次进攻惠阳，目的在掠夺物资。敌人这目的没有达到，兽性发作，就滥烧房子滥杀人。我们人命的损失比房子的损失大，尸首都被丢在江里，数目不可确计，有的说六七百，有的说千外。除夕，街上冷清清地，元旦，爆竹声也只寥寥数响。街上冷落是因为逃难出去的人还没大批回来，少数爆竹倒不是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紧缩到这一项，而是因为买不到爆竹。食物已经涨价，但用品还不能跟着涨。事实上，那时在广东境内，东江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的地方，例如半个月后六七人在曲江上馆子，有鱼有肉有鸡鸭，饱吃一顿，不过花了三十元左右，可是十五天以前在惠阳三个人"饮茶"，吃些点心，也要花到十元光景。只有衣料和其他的日用品，那时的惠阳还比曲江便宜些，——至少是差不多，后来如何，那就不知道了。

    离目的地愈近，心里愈急，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况在逃难中，更何况敌人虽已退却，亦不过回复原态势而已，说不定再来一个突然的进攻，所以虽在废历年关，明知木船的老板伙友都要舒舒服服过年，但听说可以雇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发，还是努力要去进行。

    那时候，东江的木船，理论上都是在"征发"的状态中——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实际上都是在"随时随地可被征发"的状态中。为了行动上的自由，木船老板必须找个机关，（只要是机关，大小倒可不论，但自然，机关招牌大的总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来；这就是说，在船舱篾篷上，贴一张印有某某机关名号的信笺，随便两行核桃大的字，无非是此船已为本机关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当然还得盖个关防。这样经过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险了，船老板可以放心装货载客，否则，不但泊在惠阳的空船，会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货满满的也会被人当真"封"起来，而且开出惠阳，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在被"拉"的危险中。当然这太不"自由"了，所以，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个“封条"来贴上。

    这一点儿小小"过门"，在西方人看来也许大为惊奇，但在我们这国度里恐怕只有书呆子这才不懂得。当时惠阳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窍脉的人就不大能够雇到。

    五"韩江船"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的上船，我们是包了整个后舱的。前舱已经满满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难人。后舱在"理论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后来证明这到底不过是"理论"。后舱较小，可也塞进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时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条"来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板最初对后舱那伙客人说并无外客，其实不算扯谎，因为这两位当然不作乘客论。

    如果是热天，这小小后舱挤了那么多的人也许还能见得宽舒些，可惜是冬天，这些逃难人虽则身无长物，因为一到惠阳就逢到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冷，不能不临时买了棉被，这一下，舱里的地位便不经济了，人们又不能将彼此的被筒打通，于是每人更多占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几的地位。记得曾在一本古代欧洲史上看到了一张画，古罗马的贩奴船的横断面图；那地位之被经济地使用，实足惊人。但这贩奴船到底还给每个奴隶以仰面平卧的权利！

    船家说翌晨就开船。翌晨者，废历大年初一也。连过旧历年的习惯也在战时改掉了么？当然叫人高兴，为的可以早走。哪里知道大年初一不走还不足奇，竟几乎连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阳。据说船老板确实是作了大年初一就开船的打算的，因为停一天，开销还是他的；而终于不得不挨到初三者，那位给他找"封条"的先生有些私事还没料理清楚而已，可是这却苦了前后舱的"沙丁鱼"，活活多受两天罪。

    枯水时期的东江，由惠阳至老隆，木船须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顺风，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时正多北风，人们不存奢望，船家口口声声说要十二天，对，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过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时。船呢，每天约行三塘路，每小时期均五里，为的要拣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过夜，所以尽管天一亮就开船，却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间得除去船上伙友吃饭时间的一个钟头。

    每天负担过重的，却是船上那两只小的行灶。其实只是大些的风炉，其中一只还是效率不高，只能充个副手。从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后舱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组来使用这个原始的烧饭工具。一共有七组之多，后舱客人分两组打伙食，但前舱那十多位却分了五组，他们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时候他们集体包了那前舱，但轮到吃饭，他们就各自为谋。他们这么一来，船上那两只行灶是苦了，但他们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爱吃好些的就好些，爱省俭些的就省些，既无你多我少之争，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个单位各自烧饭，各人自顾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问题就完全不会发生。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聪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伙，有些事却不能。至于时间和人力的不经济，那算得什么！反正在船上没有事呀。

    然而灶头以外，后舱那班客人却也苦了。灶在船尾，因而那五组的烧饭者必须以后舱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着锅子、木柴、菜蔬，淋着水，飞散着煤烟的在后舱那班客人的膝上跨过，跳过，腿旁踹过挤过，特别是因为那五组的各个主持者最善于利用童工，所以油汤滴滴搭搭，把一间后舱淋个不亦乐乎。

    前舱那几位先生都有老有小，其中一家还是"三代见面"的。虽在船中，而且又是逃难，是在那样一条统舱风格的船，可是诸位先生的"家庭"之中依然保持传统的规矩；老爷们还是那种悠闲而尊严的风度，他们抱膝清谈，或者吆喝他们的小儿女、太太们主持家政——那是缩小到只有烧饭一件事了，但在船上，在起组人合用一具原始工具的船上，在窄狭到挤不下三个人、而同时必然有三个人以上在那里动作的烧饭地方——船尾，这一项家政实在是够苦的。老爷们只在船靠埠（打尖或过宿）的时候，上岸去买菜蔬，这是他们ae？尊的唯一例，但买菜蔬就含有"对外"的性质，所以也还是无违于"男女分工"的传统精神的。

    然而几位先生可以赞佩之处，尚不止此。他们之占有这前舱，是用集体名义向船上包了下来的，他们中间一共有五个单位，——即五个家庭，各家人口数目不等，各家人口中老小的数目亦不等，因此，在现在这社会中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一定会在他们中间发生，这就是如何分配地位与分摊船钱的问题。究竟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换言之，是以人数来计算金钱的分摊呢，或以地盘的大小来决定分摊数目的多寡呢，局外人未易妄猜，但是看到他们的划地而住，疆界俨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不妨断定他们是把前舱的总面积分为若干方尺甚至方寸，然后按寸计值，各无争论。这当然是最公平的办法，同时也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办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绝对的主权，痰盂作为便桶，保存了一整天才倒掉，这是各个小天地中最起码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现在孩子们的知礼守法，越界的事情绝无仅有。从这点上看，便可知道诸位先生之间的"君子协定"确是大家能够在字面上、精神上严格遵守的，他们提供了"绅士相处如豪猪，彼此间必保持相当距离"——这一作风的真其实据。

    这一种木船是所谓"韩江船"，底平，肚阔，两头尖，而船头尤为特别，尖头高翘，计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于三公尺。从尖头到前舱的前端，约长丈许，这都是属于船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前舱交界处最宽，约五尺，由此渐狭，渐翘而高，至尖端，则仅容一人坐，而离尖端四尺处，有一孔，船停时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别针钉蜻蜓似的就将船钉在浅水的东江内了。行船不以橹，亦不以桨，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两组在船头上来来往往的撑，篙长丈余，坚木制成，形状实如长柄之桨，惟下端扁平部分仅阔三寸许，倘以划水，则嫌无力。撑时，以篙入水中，肩胛顶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从船头高翘之尖端向下行，渐行身渐伛伏，将近前舱处，亦即撑的一个单位动作完了时，那简直是顶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起辛苦可想而知。撑篙者如为四人，则分两组，左右列，各组之二人一来一往，而与其对组之人相配合，倘为六人，亦分两组，亦左右列，而左右组各人一来一往之行动亦必与对组相配合。工作紧张的时候，但见那丈把长的高翘的船头上，船夫们往来上下历历落落若甚杂乱，但其实他们各人的动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稳向前。

    这一项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撑了一程，就得换班，备有六个船夫的一条船通常只能有四个人在撑，盖要留二人作为轮流换班时补充之用。如果六人一起上马，那只好撑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时仅能行五里，船夫日须吃四顿饭，船老板倘不带点货，兼做生意，除了开销，就没有好处了。

    东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内行不可，要能熟识"航线"，方不致搁浅在江中的暗滩上。表面看极其宽阔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条狭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了就会搁浅，船底被沙砾胶住，进退不得，那时惟有减少船的载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险。用人力撑的时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须觅路前进，而此路惟舵工熟识。

    东江路上，时有土匪抢劫客商。瘦狗垅，离惠阳八十里，曾为那些拦江劫掠者出没之所，后经独九旅痛剿，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垅宿夜。旧历大年初四，早起时发水口，十时三十分至横沥，水口至横沥仅二十里，十二时发横沥，北风甚劲，三十里至瘦狗垅，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时同行者三船，船家请客人们公摊些钱出来，给他们在岸放哨的人作点心钱，于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无事。岸上究竟有没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条船的船主和大部分伙计那夜确实辛苦了个通宵，却不是守望，而是赌博，大概是借赌博来防盗，因为惟有赌博能使他们通宵不睡。这一次开了头，以后就像有瘾，晚饭后，既冲了凉，客人们都睡了，三条船的船主伙计们便集中在一条船上赌博起来，这一阵赌风，过了河源以后，方才平息。

    从惠阳到观音阁，约一百三十里，敌人犯惠阳时，横沥很是吃紧，逃难的人们以及疏散的货物都以观音阁为安全起点，若过观音阁，便没有事了。这一理论，不知从何而来，但倘就平时的安全标尺来估计，观音阁以下，地方荒凉，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镇，亦无驻军，当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观音阁以上，步步热闹起来，村镇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状态自然比较好多了，而且据船家说，此后水路也较平易，不像观音阁以下那么暗滩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赈济委员会招待归国侨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观音阁。

    六老隆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沙鱼涌还是"自由港"的时候，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湫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其简陋也无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这里的所有的买卖，其为就地消耗且为当地流动的冒险家而设者，却只有两项：酒饭馆和暗娼。而这两者，又都不重形式。在发财狂的"现实主义"的气氛中，食色两事的追求也是颇为原始性的了。而这，完成了老隆这暴发户的性格。

    离惠阳三十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朝外贴了一副红纸的对联，上句是"目下一言为定"，下句是"早晚时价不同"。当时看了，颇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车评价，这才知道这两句话倘以形容老隆的车票行市，实在再确切也没有了。从老隆到曲江，有没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车，我不大明白，但事实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听车子的时候，决不会听到有公路客车（现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虽有官定的评价，实际上只足备参考罢了。老隆有不少车票掮客，到处活动，嗅觉特别灵，当你在街上昂首踌躇的当儿，他们就会踅进身来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车子顶括括！于是他就会引你去看车子，讲价。"早晚时价不同"的意义这时你就真正体味到了。因为今天有多少车开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决定了评价的上落。掮客们对于今天有多少车开出，自然能知道，而对于客人的数目则因他们自伙中互通情报，所以也能估计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车子的好坏，新旧，也参加着决定评价的高低。但这上头，掮客们颇能耍花样。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车，抄下号码，而临时则该车没有了，或者说是今天不开了，那时候，你对掮客发脾气也不中用，他会劝诱你去坐另一部车，今天仍能动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们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迁就。

    掮客们作成一桩买卖，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这在车票以外，也是临时讲定的。车票呢，掮客不过手，所以客人们即使有损失也不过舒服与时间而已。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兴了。

    1943年2月。重庆。

    〔附记〕这是我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间所写的关于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抢救一、二千（有人说二、三千）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杂记。在这以前，即在四二年，我写过两个短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后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后些），我又把香港战时及战后我离开香港以前约十来日的经历写成《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单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时我在香港）方才有时间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之下如何逃出沦陷区到达惠阳的一段过程比较详细地写了出来，发表时也题为《生活之一页》（这一部分，后来稍有修改，用《脱险杂记》的题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选集》，"新文学选集"第二辑）。《脱险杂记》所记，有极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参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记录了从惠阳到老隆的见闻，而从香港脱险到当时的后方桂林，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记，实属于最后一阶段，故虽写作时间最早，现在却不能不把它编在《脱险杂记》的后边。特此说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