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梅从玻璃罩下出来，已是九天以后了。对于她，那似乎是又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而九天相对于三十四年，差不多等于一天和一秒的关系。“二进宫”并没使她的身体产生特别异常的反应。那有玻璃罩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里边和外边的区别，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洁度而已。玻璃罩里边的空气是绝对“卫生”的，而且氧成分的比例对于她的肺及脑是最适当的。同时一根导管向她的血液中输送着专为她研制的药剂。

    她醒来时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当然的，她已经在玻璃罩外，已经躺在自己那个房间的床上了。阳光满室，很明媚的一个早晨。在她的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只此前不曾有过的花瓶。花瓶里插着一簇花，不是玫瑰、郁金香、康乃馨之类的花，而是从院子里剪的草花——扫帚梅、菊、鸡冠花之类。还有一盘金灿灿的，来不及结籽的向日葵，杂插一处，倒也煞是好看。

    她一睁开眼睛，最先见到的是“老院长”。他坐在她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看书。

    她礼貌地说：“您早。”

    “老院长”的目光离开书，望向她，慈爱地微笑了。

    虽然她也是红卫兵，他却渐渐地开始喜欢她了。

    “你早，女孩儿!”“老院长”合上了书。

    她问：“我怎么了?”

    他说：“你没怎么呀！”

    “真的?”

    “真的。”

    “对我撒谎可不对。”她的口吻，听来像大人在对小孩子说话。

    “我没撒谎。”“老院长”不禁又慈祥地微笑了。

    “那……您为什么坐在我床边呢?”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一觉醒来，见您坐在我床边，我就不免地犯寻思了……”

    “寻思什么，女孩儿?”

    “我喜欢您叫我女孩儿。”

    “回答我的话嘛。”

    “我寻思……我寻思……我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对劲儿的情况，给你们添新的麻烦了?”

    “没有，女孩儿。你只不过一觉醒来罢了。而我坐在你床边，是因为……是因为……想等着你醒来，和你聊聊天罢了。”

    “您?想和我聊天?这太使我高兴了。其实我也想和您聊天。但是觉得您太严肃了，怕惹您厌烦。”

    肖冬梅坐了起来，这才一扭头瞧见花，顿时一脸烂漫：“呀，多美的一簇花!您替我剪来的吧?”

    “老院长”默默地点头。一条纪律已经传达——谁也不许告诉她，她又死过去了一次。而这条纪律对于她的三名红卫兵战友，尤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您看的什么书?”

    “小说。”

    “您也看小说?”

    “偶尔看。假如别人向我谈论时下的一部小说多么多么好，我便会挤出时间翻翻。反过来也会挤出时间翻翻。没人说好也没人说坏的小说，我是不看的。”

    “那么这一部小说呢?”

    “既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坏得很。”

    “您认为呢?”

    “我赞同后一种看法。或许后一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宁肯赞同错误的看法。”

    “能借给我看看吗?”

    “老院长”刚才随手将小说放在花瓶旁边了。肖冬梅的手刚触到书，“老院长”已抢先将书拿在手中了。

    他说：“不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有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女儿，我绝不允许她接触这种内容的书，所以对你也一样。”

    “我明白了。”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生，不觉地脸就红了。她正准备无拘无束地流露一番的好心情，如同正准备张开的贝的壳，受到了惊吓而一下子又闭上了。她有些怅然若失也有些不知所措似的，将脸转向窗子，在明媚的阳光中眯起了眼睛。

    她自言自语地说：“这阳光照得人真幸福，活着多好哇!”

    “老院长”不失时机地教诲道：“所以，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肖冬梅缓缓将脸转向了“老院长”，拖长语调说：“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呀!”她那种成心拖长的语调，包含着相当明显的，对长辈的教诲表示谢绝的意味儿。其实，她更想说的是：“您怎么知道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您不是这么以为的，您的话不是有点儿多此一举吗?”

    “老院长”从她的语调中敏感到了什么，也自言自语似的说：“某些人啊，一老了，就不怎么可爱了。比如我吧，动不动就教诲下一代。而有些道理其实是起码的道理，又有谁不懂得呢?”

    肖冬梅却又情绪索然地躺倒下去了。她不看着“老院长”了，望着天花板了，近乎赌气地说：“我就是一个不懂得那些其实是起码的道理的女孩儿!”

    “老院长”说：“我们女孩儿可不是那样的女孩儿。我们女孩儿可懂事啦!”

    肖冬梅说：“您别夸我。您夸我也不是诚恳的。”

    “老院长”蒙受了不白之冤似的说：“我是诚恳地夸你的嘛!”

    肖冬梅说：“您就不是诚恳的!诚恳不诚恳我听得出来。”

    “老院长”说：“不讲理，不讲理。你这是不讲理嘛!”

    肖冬梅说：“不打自招了吧?刚虚伪地夸了别人两句，转瞬间就暴露成见了吧?”

    “老院长”大叫起来：“我?我虚伪?”

    肖冬梅也提高了嗓门儿：“我?我不讲理?……”

    于是二人都不甘示弱地较量起目光来。彼此望着，都扑哧笑了。

    肖冬梅说：“您千万别生气啊，我逗您玩儿呢!”

    “老院长”嘟哝：“我是你可以逗着玩儿的吗?再犯这种错误，一定严惩不贷!”

    “那，怎么严惩呢?”肖冬梅又坐了起来，在被单下弓起双膝，两肘支在膝上，双手捧着下颏，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这六十年代的初中女生，确乎的，非常渴望与面前这位2001年的长者交流。但她一时又找不到一个可能是共同话题的话题。她不愿放弃此刻这种好机会，也就只有紧紧地抓住着。像小猫得着一个线团，用爪子拨来拨去，不在乎线团被挠得乱七八糟，只怕线团被人夺去了。从此地“逃”出去过以后，尤其是受了“大姐”胡雪玫的影响以后，在城市里刷过夜以后，再回到这个地处郊区的院子来，她是十二分地不情愿的。她感到非常的寂寞。觉得百无聊赖。她已经不想和自己的红卫兵战友(包括姐姐)说什么了。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回忆三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因为靠那种回忆已根本无法消除内心的寂寞。她要知道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一切新鲜事儿。正如猫儿一旦吃过活蹦乱跳的鱼，对鱼骨刺就无兴趣了。

    如果现实中激动人心的事物太多太多，人就不肯再回头看过去了。对于少男少女们，这尤其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肖冬梅又说：“怎么严惩呢?”

    她唯恐“老院长”觉得和她说话没意思，应付她几句起身便走。九天如一夜。好比迷信的说法三十几年前的事，似乎是她的“前世”经历了，被新的记忆一遮盖，变得古老又模糊了。而那新的记忆，自然便是她在城市里的短暂经历。她迫切希望在继续下去的谈话中，“老院长”能向她大谈今日之事。

    “老院长”脱口道：“怎么严惩?方式多了。饿你三天，看你还逃走不逃走!”

    “老院长”对于红卫兵肖冬梅的渐渐喜欢，并非由于她长的像他的什么人。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她不像他花季年龄时期的女儿。也不像他妻子的少女时期。他渐渐地喜欢她了，仅仅因为，在“文革”后的二十余年中，他就很少再接触她这种年龄的下一代。他觉得她似乎是他生的。那有玻璃罩的医疗器，仿佛就是他孕她的子宫。而三十几年的一段历史，乃是连接着她的脐带。对于地球上的生物而言，这无疑是最漫长的怀孕期。她前后两次在玻璃罩里度过了不少个日日夜夜。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曾无数次守护在玻璃罩外，关注着她呼吸的有无。连她睫毛的眨动，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下。就算她只不过是鱼缸里的一条鱼吧，倘若一旦由自己千方百计地救活，那也会对之产生感情的呀。何况她是一个花季少女!

    他的话音刚落，肖冬梅立刻大叫：“我饿!我要吃饭!”

    “好，你等着，我为你服务!”“老院长”说罢起身，心甘情愿地走了出去。

    他忘了带走那本因内容过分色情而遭禁的书。门刚一关上，肖冬梅急速地将那本书塞到自己枕下了。

    “老院长”并没给她端来一份多么像样的早餐。无非一小杯牛奶，两片饼干。

    肖冬梅噘着嘴嘟哝：“就这点儿呀?”

    “老院长”说：“你的胃还很弱，不能进行负担太重的消化。”

    “我的胃不弱!在大姐家里，我一次能吃比这多四五份的东西!”肖冬梅表示不满。

    “别跟我提你那位大姐!从今天起，你的饭量由我控制!”“老院长”的口吻严肃得不容商量。

    肖冬梅吃着喝着的时候，“老院长”就为她读一份带来的晨报。

    他读道：“朝韩双方，又进行高层会晤……”

    肖冬梅口嚼着饼干评论道：“好!”

    他抬头问：“你一点儿都不惊讶吗?”

    肖冬梅不假思索地说：“人家在为统一进行和谈，我惊讶个什么劲儿呢?”

    “老院长”愣了愣，继续读：“美国总统就朝韩高层会晤接受记者采访……”

    “有照片吗?”

    “什么照片?”

    “现在的美国总统的。”

    “有啊。”

    “让我认识认识他……”

    红卫兵肖冬梅接过报纸，端详地看了会儿，又发表一字之评道：“酷!”

    于是“老院长”又愣了……

    在那个上午，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红卫兵，与2001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气氛很是轻松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不，用“交谈”一词，未免太郑重了。事实上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了两个多小时。不，用“闲聊”一词，也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两个得空有闲的人，倘若义气相投，那是往往越聊越热乎的。而他们聊得却并不怎么热乎。或者这么说，那一种轻松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松懈的情形。明明松懈而又勉强为续，轻松的下面也就有着几分滞重了。好比两个曾是邻居的，多年不见的老太婆。其中一个某日忽然成了另一个家的不速之客。亲亲热热的吧，从前又没有值得那样的感情基础。不亲热吧，又似乎对不大起曾是邻居的特殊关系。而不聊够一定长度的时间，双方内心里便会觉得是冷淡。尽管热乎是难求的，冷淡的气氛却更是双方都不愿出现的。所以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的尽是些多一句不嫌多，少一句不嫌少的话。其实那情形连闲聊也算不上的，只能算闲扯。对的，他们是闲扯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里，原本都是有着与对方交谈的渴望的。交谈的渴望所以变成了不冷不淡的闲扯，双方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他们双方都是有动机的，那动机又都未免得太“个人主义”了。在红卫兵肖冬梅这方面，渴望从对方口中听到的是关于中国今天的种种新奇之事。她的潜念里，有种尽快与今天完全“接轨”的热情在涌动，在高涨。“老院长”的话一不谈今天，她听得就没劲了。在“老院长”那方面，渴望从她口中听到的，恰恰相反，是对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几年前的那一场政治灾难，有所反省有所忏悔的话语。怎么说她也曾是一名红卫兵啊!现在她已经明白她是在2001年了呀!那么她不是应该有所反省有所忏悔的吗?三十几年间，除了在他获得“平反”的文件中，有那么一行几句铅印的歉意性的文字，再就没任何人对他表示过歉意。更没任何人在他面前忏悔过。他听到的最多的是谴责和控诉。仿佛没谁不是受害者。仿佛那场史无前例的曾经声势浩大的政治灾难，是千千万万外星人直接参与了才成为灾难的。仿佛外星人们早已回到外星去了。即使他在谈到三十几年间中国发生的种种大事件时，目的也是非常之明确的，为的是启发眼前这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红卫兵，使她能结合着认识到她当年的错误。然而红卫兵肖冬梅口中就是一句反省的话忏悔的话都不说。看去她的样子也不是成心地偏不说。而是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该反省该忏悔那么一根弦。只有一次二人的交谈碰撞出了火花。那就是他在谈到克林顿与卡斯特罗的“世纪握手”时，红卫兵肖冬梅很是怀旧地唱起了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那》：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是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进屋，

    门前开红花，

    可恨那美国强盗，

    他们侵略了它，

    杀害了我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肖冬梅唱得挺有感情，挺动听。

    那首歌“老院长”也是熟悉的，便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唱着唱着，觉着不大对劲，晃了晃头，暗中拧了自己一下，几乎顺势漂回从前的思维，才又猛跑回2001年的现实中来。

    肖冬梅唱完，一时沉默，仿佛她是一位古巴少女，哈瓦那是她自己的家乡，而且仍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着似的。

    “老院长”怕惹她思乡，赶紧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你想知道关于苏联的事儿吗?”

    肖冬梅眼神儿迷惘地摇摇头。

    “老院长”一时没其他的话可说，便不管她感兴趣不感兴趣，一味儿地自说自话：“苏联已经是历史了。再谈它得说前苏联了。它解体了!”

    他想，要是她真思乡起来，哭着闹着立刻要回家，并且使她的三名红卫兵战友也都哭着闹着要回家，刚刚稳定下来的局面，不是就又被破坏了吗?

    肖冬梅问：“解体怎么回事儿?”

    纯粹是出于礼貌的一问。

    “解体就是由一国变成几国了呀。”

    “那不就是分裂了吗?”

    “解体和分裂不同。解体是和平方式的。”

    “好。”

    “好?”

    “和平方式的还不好吗?”

    “它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现在是普京……”

    “……”

    “普京之前是叶利钦……”

    “……”

    “前苏联的最后一届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他接的是契尔年科的班。他在他的任期内实行了总统制。其后访问中国，受到了我们中国很热烈的欢迎。回国后不久便被围困在克里姆林宫，是叶利钦率一支军队解救了他。两人亲密拥抱后，叶利钦迫他辞职……”

    红卫兵肖冬梅一手掩口打了个哈欠。

    “老院长”就不说下去了。

    肖冬梅赶紧表白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觉得有失礼貌，很窘的样子。其实她是故意的。起码有那么几分是故意的。当然也不无倦意。刚从九天休克般的状态活转来，身体各方面的系统都未免是娇弱的。但绝不至于倦到在一位可敬长者与自己说话时面对面打哈欠的程度。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苏联的一切事引不起她丝毫的兴趣。她希望赶快换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何况，枕下还有一本对方不肯借给她看的书呢!她一觉得话题没意思，她的好奇心就转移到那本书上去了。三十几年前，她和姐姐看什么书这种事儿，父母也是要严加管限的。她和姐姐都知道那类书无非是怎样的内容。她们从不偷看，好奇心虽有，却没多大。然而枕下那一本书，可是今天的中国作家写的呀!这使她每想到它一次，好奇心就增长一倍。

    “老院长”低声说：“没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竟也有点儿窘起来。仿佛有失礼貌的一方是自己似的。他暗自觉得，“没什么”三个字，恰恰证明了他挺在乎她的哈欠似的。并且，他是那么的奇怪——这三十几年前的小女红卫兵，倘若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复存在了，以及怎样解体了的过程都不追问究竟，不感兴趣到了对面打哈欠的地步，那么她到底对这世界上三十几年中发生了的什么事感兴趣呢?

    两人相互歉意地笑笑，一时无话。

    “老院长”交谈的热情降温了。进而索然了。

    肖冬梅看出了这一点。

    她说：“再讲讲吧。您刚才讲到那个叶什么解救了那个戈什么……”

    其实她交谈的热情也降温了。也觉得索然了。所以她说完违心的话后，脸红了。她感到怪对不住眼面前这一位可敬长者的交谈热情的。她暗暗谴责自己——三十几年前，“美帝”和“苏修”，可是中国的两大敌人啊!其中之一如今不复存在了，你怎么都不想听听它是怎么解体的呢?何况，“老院长”他讲得多简明，一点儿都不啰唆!你却被枕头底下那一本自己不该看的书吸去了魂似的，你已变得多么的不可救药了啊!

    即使她不脸红，“老院长”也看出了她是怎么回事儿。

    他起身道：“我看你还没睡够。再睡一会儿吧。充足的睡眠，能使你的身体尽快地健康起来。”

    这话正中肖冬梅下怀，她装出特别乖特别服从的模样点了点头。

    “老院长”走到门口站住了，转身回望着她说：“我没忘了什么东西吧?”

    肖冬梅眨眨眼睛，肯定地回答：“没有呀！”

    他寻思着又说：“我怎么觉着，忘了什么东西呢?”

    肖冬梅煞有介事地这儿瞧瞧，那儿望望，还掀起被单抖了抖，然后调皮地说：“您就是有什么东西忘在我这儿了，我还能昧下吗?”

    “老院长”笑了：“我可没那么想。”

    他刚一出门，肖冬梅就光着脚跳到地上，三步两步跑去将门插上了。她没立刻就回到床上。她站在床边，拿起枕头拍得更松软些，先竖着放了，预备靠着。紧接着改变了主意，认为还是枕着舒服，便又平放了。头一挨枕，一只手就同时伸向枕下，摸出了那一本仿佛偷来的书。那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两行黑体字是——“连年走红作家；惊世骇俗之著。”“走红”一词，她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流落于城市的那两天里，她听别人在谈论“大姐”时说过“走红”一词。只不过前边加上一个字是“曾”……

    “从星期五的下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象自己和他疯狂做爱。想象他持久的，强xx我似的蛮干，带给我一次比一次痛快的高xdx潮。我想象着我自己怎样在他之下尖叫，咬他……这一种想象使我沉迷不能自拔……”

    那小说便是这样开篇的。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小女红卫兵，顿时看得血脉贲张，全身火热，连呼吸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

    她更加放不下那一本小说了……

    整个上午，另外三名红卫兵也没出过各自的房门。

    他们处于“洗脑”阶段。这是救护他们活下来，并使他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不能使他们成为新人，也就是与2001年的时代主流思想合拍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头脑中洗涤掉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那么“疗养院”里他们以外的每一个人，就都会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

    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吧?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吗?便宜的不才几百元吗?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吗?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污七八糟的内容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吧?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嘛!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有人说他们会操作吗?难道要为他们先开几次电脑操作常识讲座不成?

    提议者说那有什么呀?操作说明书一份份地给他们了，保证他们半天就能操作，一天就能打字，一天半就能成网民了!

    反对者连连摇头：网上多少垃圾呀，对现今的中国毫无免疫力的三名三十几年前的青少年，要是一下子从网上学坏了可咋办?

    提议者就据理力争：要是上网对于他们都成了可怕的事儿，那他们将来怎么办?自杀?还是再由我们来帮他们安乐死?免疫力，免疫力，不接触“疫”，“免疫力”又从何谈起呢?

    “老院长”又拍板道：“电脑，给!上网的自由，给!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只要不是黄色的，反动的，都让他们见识见识嘛!对于今天的中国，好的方面，我们就坚持说好。不好的方面，也没必要为当局藏着盖着!好或不好，暂由他们自己去感受，去鉴别，去下结论嘛!总之要让他们尽快了解三十几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

    他的话获得了他的支持者们的一阵掌声。而他的支持者们，当然皆是中青年人。散会后，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议论，说他的表现可爱极了。说没想到他的思想竟如此开明。而他的老字辈的同仁们，却都说他的头脑“热发昏”了。说他莫名其妙，完全被年轻人们所左右了。有的居然扯住他，不让他走，质问他是否有讨好中青年人的私心杂念?否则为什么对中青年人们的提议一味支持?

    而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谁对我支持谁。”

    其实，质问他的那一种私心杂念，他确乎是有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特别是在赵卫东深更半夜“滋扰”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关于他的胸怀问题的窃议传到了他耳中。他是个事事要求自己体现长者风范的人。身为长者，胸怀问题受到怀疑，不能不引起他的自我反省。既有窃议，必有腹诽，他再这么一想，就为自己一向接近完美的形象深感忧虑了。所以他的态度和立场，难免地在这第二次“核心成员”会议上向中青年们倾斜。矫枉往往过正，一倾斜就几乎彻底倒向了中青年们一边……

    那些中青年“核心成员”们，提议或表态时的想法倒是很单纯的。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不管三名三十几年前的人是不是红卫兵，总之首先是中国人，让对方们先享受点儿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般成果，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于是赵卫东们九天里可有事儿干了。平均下来，各自每天至少看三四盘碟。除了看碟还看电视哪!于是各自房间里的电视机，每天至少有十五六小时是开着的。即使在他们翻报刊时，也是开着的。好比八十年代初某些中国家庭的大男人们，一旦凭票或走后门买了一台电视机，虽然只不过是黑白的九寸的，却立刻就迷恋上了，一看就非看到荧屏上出现雪花为止。电脑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妙不可言的东西了。上网费已替他们交了，说明书已发给他们了，他们又都不是笨蛋，那么闯“聊天室”还有何难呢?

    “老院长”并没多么负责任地审查影碟，其中有些从始到终是色情内容的。那当然是他们都反复看的。肖冬云也不例外。色情内容的东西之所以厉害，正在于它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人的原始羞耻感的东西。色情内容的影碟使李建国和赵卫东之间又说话了。因为他们各自要看到另一盘同样内容的东西。为了交换，李建国鼓起勇气，不怕再次被赶出门，主动来到了赵卫东的房间。赵卫东当时也正看一盘影碟，见他进门，立刻就按遥控器将电视关了。他冷冷地瞪着李建国。李建国讪讪地从怀中取出一盘影碟，讨好地说：“这盘我刚看过。怕他们收回去，你想看也看不到了，所以给你送来。”赵卫东还是瞪着他不开口。李建国只好放下盘走。才走到门口，听赵卫东低声说：“等等。”他刚一转身，赵卫东已将一盘影碟抛向他了。他双手准确地接过，如获至宝，会心一笑。回到自己的房间放了一看，果然是期望中的内容。从此，这一种交换，使他俩不计前嫌了……

    李建国有时也到肖冬云的房间里去交换影碟。有次他正逢肖冬云在一边看着一边流泪。他问她好看吗?她说：“不好看我能流泪吗?”他说：“那好看的标准就是让人流泪啰?”

    “去去去!”她挥了挥手，不愿再搭理他。

    他却不走，交抱双臂，站在她背后也看。看了几分钟，屏幕上便出现了男女做爱的情形。肖冬云看得专注，以为他已经走了，不料听到他在背后说：“现在的中国人真有福气……”

    他的话刚一出口，她全身僵住了。虽已明知他没走，却哪里好意思回头呢!想立刻就将录放机关了，遥控器又不在手边。

    而屏幕上的一对儿美国男女赤裸裸地做爱不止。

    李建国又说：“这要是在三十几年前，那咱俩就全完了!那我就得干脆牺牲自己，承认是我勾引你和我一块儿看的了……”

    肖冬云这才有所反应，猛站起来，转身指着他厉斥：“你流氓!”

    李建国被骂得懵懂，眨着眼睛嘟哝：“我怎么了呀?你看，我不过也站在你背后看一会儿，我怎么就流氓了呢?”

    “那你……那你为什么悄没声儿地站在我背后?”肖冬云脸红得像樱桃，眼泪都快羞出来了。

    “我不悄没声的，那我反应该手舞足蹈，大吼大叫的呀?我有毛病呀?”

    肖冬云哪里容他辩白，从床上抓起枕头打他。而他，一边躲闪一边仍说：“你这叫恼羞成怒，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不就是现如今的中国人都看得够够的了，不稀罕再看了，十元钱买两三盘的东西，你在聚精会神地看，我也沾光看了一会儿吗?”

    “反正你流氓!”

    肖冬云一直将他打出房间才罢手。并且，还是羞得哭了一鼻子。

    那一盘影碟是《廊桥遗梦》……

    那件事以后，肖冬云再看影碟时，便也插门了。遥控器也不离手了。一旦听到敲门声，甚至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向门口走来，先自神经过敏地关了录放机。因为她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正在看着的某盘影碟里，会不会又出现男女赤裸裸做爱的情形。然而此种担心，一点儿也未消减她看影碟的兴趣。即使出现了做爱情形，她也还是批准自己看的。并不自己对自己下禁令。她用枕头打李建国时，李建国一边躲闪一边说的话，竟然对她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不吗，有什么呀?如今的中国人都看得够够的东西，我刚刚才开始看还明摆着亏了呢!

    她如此一想，就几乎能以一种天经地义的，弥补损失般的心理看着了。

    是的，是这样的——无论是她，还是李建国和赵卫东，一旦接触了一点儿二十一世纪的皮毛事物，都不免的同时具有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一方面都觉得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三十几年前的自己的同代人们，往小了说也五十来岁的年龄了，而自己才不到二十岁，等于白赚了三十几年似的呀!另一方面，又都觉得亏得很。三十几年间这世界和中国出了多少新鲜东西啊，可自己才刚刚接触，又仿佛少活了三十几年似的。至于三十几年间这世界和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重大事件，他们各自倒是不大关心了。尤其不大关心的是战争事件和政治事件。

    是的。事实正是这样——从三十几年前的中国巨大的政治子宫里诞生出来的他们，一旦被三十几年后的时代的皮毛事物所吸引，相比之下，政治以及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件，就似乎显得那么的没意思了。他们的同代人们，由被异化成的政治动物再恢复到社会的自然人，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漫长的“转型期”，尚不能较完全地摆脱政治基因造成的种类痕迹，他们却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基本完成了“转型”。虽也伴随着相应的痛苦，但那痛苦的时日异乎寻常地短。他们更像是本世纪的新生婴儿，刚满月就开始依偎本世纪这位奶娘怀抱了。至于三十几年前的经历，倒变得像胎中的梦幻记忆一样似有似无了……

    在电脑操作方面，无论是李建国和肖冬云，还是他和赵卫东之间，却从来也没交流过一个字的经验。而肖冬云和赵卫东之间，其实九天内根本没说过话。有时去食堂打饭不期然地碰见了，只不过相互地点点头而已。赵卫东即使对肖冬云点头，表情也是那么的冷。倘若她情绪好，则会高姿态地对他微微一笑。而他却并不以微笑回报微笑。仿佛她是一个卑鄙小人，极端可恨地暗算过他或出卖过他似的。三人在电脑操作方面的讳莫如深，好比学习成绩不分上下的三名优等生，在考试前不相互探讨解题方法一样。好学生们一向都那样。谁主动探讨，似乎意味着谁企图从别人那儿获得启发，借以弥补自己智商的不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疗养院”外面的人们，都在为生存或为证明个人价值，而在不同的能力层面上进行着激烈的有时甚至惨烈的竞争。而“疗养院”内的人，具体说是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相比之下活得就近乎着幸福了。但人是多么匪夷所思的动物啊!在生存危机的阴影的笼罩之下，倘能活下去便是共同的也是唯一的愿望了。一旦从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下迈出，哪怕刚刚迈出一步，相互间就开始暗萌争强好胜，比高比低的意识了。仿佛这所谓的“疗养院”是一处学府，仿佛要从赵卫东、李建国和肖冬云三人中录取一名电脑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似的。也不知为什么，反正三人背地里钻研，较着劲儿都一心想高出另外两人一头……

    有天吃午饭时，肖冬云去得晚了点儿。打了饭正往回走，听到李建国叫了她一声。她循声望去，见李建国和赵卫东二人坐在一张桌子的对面。她不知那一天他俩为什么都在食堂吃起来了。她本不想走过去的，又觉得李建国既已叫自己了，并且赵卫东也坐在那儿，不走过去实在是不好。于是冲他俩，主要是冲李建国微微一笑，走过去坐在了他俩之间。从前那种类似战友的关系是不复存在了。那已是一种消亡了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可以修复的关系了。恰如皂泡，越大，越飘得高，越容易在空气的压力下破灭。

    李建国说：“刚才我俩在谈网上文学。”

    肖冬云随口搭言地说：“我认真看过几篇，都挺有意思的。”

    李建国就又说：“对现在的中国，我的感觉渐渐变好了。而且越来越好！网上作家这一新生事物，多么地值得为之欢呼啊！”

    肖冬云说：“是啊，是啊，在三十几年前，纯粹是幻想……”

    不料赵卫东突然生起气来，瞪着李建国低声说：“我警告你，你那是侵权行为！经历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无形资产，谁授权你可以用来炒作的？再说怎么轮也轮不到你！”

    他一说完，将菜盘往饭碗上一扣，怫然而去……

    肖冬云一头雾水。

    报刊，影碟，电视，电脑，仅仅这些现在时的皮毛事物，便在短短的几天里大大丰富着他们的日常用语了。总之他们在说话方面，都已经开始变得有点儿新人，甚至新新人类的意思了。

    李建国望着赵卫东的背影，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也愤愤然道：“耍的什么大牌呀！谁不清楚谁的历史面貌怎么的呀？要说共同拥有的无形资产，那也有我的原始股份！我炒作我那一股，关他屁事啦？轮不到我？那就只能是他的特权啦？”

    肖冬云低下头说：“小声点儿行不行？别招得别人都往咱们这边儿看。你俩又因为什么事儿不快乐？”

    李建国便告诉肖冬云，他只不过将他们四人的奇特经历，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在网上连载。怀着喜悦的心情透露给赵卫东了，赵卫东一听，不但不分享他的喜悦，反而沉着脸指责他沽名钓誉，还指责他暗中抢先的结果，只能是将无与伦比的真实素材彻底糟踏了……

    “你？……发表网上小说了？”

    肖冬云顿时显出了万分惊诧的表情。她极想装出由衷地分享他的喜悦，并且对他刮目相看的样子，然而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内心里失落落的，仿佛同是沦落人，对方却一下手就抓中了彩，并且是大彩。

    “你怎么也那样的一副表情？”

    李建国敏感起来，语气中流露出些微的不满。

    肖冬云掩饰地微笑了一下：“我的表情怎么了？难道不是替你高兴的表情？”

    李建国嘟哝：“高兴不高兴，你自己心里清楚。”

    肖冬云以攻为守地说：“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吗？已经发表几篇了？”

    李建国的脸这才明朗起来，既谦虚又不无得意地说：“才三篇，每篇才两千多字，刚及格的中学生作文水平而已，才写到咱们迈出长征第一步……”

    “你自己既没主页，又没加入网站，怎么在网上发表的呢？”

    肖冬云刨根问底。

    “我在聊天室结识了一位叫‘隐身人’的网客，挺投机的。我把我的念头一向那网客公开，他就热情地向各网站推荐我。最后我就选择了一家印象好的网站与他们开始合作了……”

    肖冬云心不在焉似的问了并且暗暗记住了那家网站的名称，又陪着李建国吃了几口饭，便找借口端了盘子碗先自匆匆地回到房间去了。她一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就将门插上了。接着就在电脑前坐下，心情迫切地开了机，以飞快的速度搜索李建国说的那一家网络公司。

    那是一家网上表现特别活跃的公司。不得了，李建国的纪实小说引起了网上轰动。因为他在“自我介绍”中这么写的：“我——李建国，三十几年前的初三红卫兵。家乡县城焦裕禄式的县长的儿子。我在长征路上被岷山的雪崩掩埋了三十几年。现在我活过来了！喝令二十一世纪鸣锣开道，我来啦！我下面公开的一切经历都是真的。”——他居然还在网上注明了“疗养院”的地址，欢迎对他的“纪实小说”的纪实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前来调查，了解，核实……

    但总体而言，他等于是将自己当成一块骨头抛给网上的一群饿“狗”了。而且不是那种被剔得光溜溜的骨头。是带着许多血淋淋的肉的骨头。那一群网上的“狗”们，也不仅饿，显然还很恶。那一时期网上没什么热闹可凑。没有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对骂，也没有什么关于明星的绯闻和造谣。一名红卫兵的死而复生，成为网上焦点是自然而然的。如同一具吸血鬼僵尸公开的亮相。有人断定他是狂想症患者；有人咒骂他企图为业已成了历史的“文革”时代招魂；有人对他的现实真身究竟是男是女表现出病态的兴趣，仿佛如果他确乎是男的，某些女人都打算约会他进而考虑嫁给他；而他若竟是女的，且容貌不差的话，某些男人意欲引之为“红颜知己”似的。有一个男人在网上对李建国大献殷勤，亲爱的话语读来肉麻。那男人不知根据什么首先断定李建国是女性，接着厚颜无耻地声明自己正处在离婚冷战时期。而离婚的原因，又据其说是由于根本没有任何“共同语言”——“苦啊！那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寂寞呀，它像绞套紧紧勒住我精神的脖颈呀！但是现在，我看到我活下去的希望像曙光一般布开在我命运的地平线上了！不管你取一个多么男性的化名，我敏感的直觉，仍嗅出了你那化名所散发出的鲜奶般的女性荷尔蒙的气味儿！你正是我梦里拥抱不放的另一半呀！共同的经历决定了我们会有无限多的共同语言！三十几年的时间造成的年龄差距，又怎么能将我们同代人早已一体化的精神撕开？快把你的手从网上伸向我，让我们牵着手走下网络，让我们精神的一体化促成我们人生的一体化……”

    默默读着呈现在电脑上的这一段文字，肖冬云只觉得胃里一阵阵翻腾欲呕。就好比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企图诱拐一名比自己小三十几岁的芳龄小女子。她原本只不过认为网上有些内容很无聊，说得严重些也不过就是低俗。现在她开始认为网上有些内容很猥亵了。觉得那个男人要么患有精神病，要么是在网上发情手淫。然而李建国本人似乎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不，说他没有看明白这一点是不准确的。也许说他其实正在利用这一点才对。因为他在他后来的“纪实”中，文字竟渐渐的女性化了。而且在写到自己时，竟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因自己的花容月貌，在那个红色的时代常常感到莫须有的罪过。也许我并不秀丽且温柔，那个红色的时代反而会更认同我这一名中学女红卫兵的吧？是的，它格外偏爱的女红卫兵不是我这样的……”

    肖冬云终于看得反感，起身去找李建国。李建国也正在摆弄电脑。她一言不发地将他推开，只手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通键盘，调出了他的“纪实”，指着自己刚刚看过的那一段文字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李建国装糊涂，反问：“有错字？不通顺？”

    肖冬云生气了，批评道：“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严肃的事就应该严肃对待！你明明是男的，为什么要成心在网上给人以女性的印象？”

    李建国就不以为然地笑。在肖冬云看来，他的笑也近乎着厚颜无耻。这使她联想到了在报上读到过的一篇关于上网的小杂文，文中有句话是——“网上的全部人际哲学总共两条：第一条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第二条是‘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也是流氓！’”

    肖冬云又说：“你的做法是在亵渎我们共同的经历！”

    李建国反驳道：“我们的共同经历是什么伟大的经历光荣的经历吗？不可以亵渎的吗？我亵渎了谁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肖冬云就被抢白得一时张了几张嘴说不出话来。

    李建国见她下不了台，心里不落忍，就又和颜悦色地向她坦白，他的后几篇“纪实”并不是他写的，是网站请人替他往下续的。

    “那你就同意他们利用你的名字胡编乱造？”

    “这你不懂。他们懂。他们说纪实那也是允许虚构的。虚构才能使纪实显得更真实。”

    肖冬云困惑得直眨眼睛。在她听来，分明的，李建国的话是一句逻辑上很说不通的话。像中学生所造的病句。“虚构才能使纪实显得更真实”这算一句什么话呢？然而他已经先就特别强调地说了——“这你不懂。他们懂。”并且说得那么的肯定。如同说的是真理。竟使她不敢再正面批评了。万一自己真的不懂呢？万一“虚构才能使纪实显得更真实”这句听来逻辑上很说不通的话，真的反而包含着什么逻辑上的高明性呢？比起现而今的中国人，自己毕竟是少活了三十几年呀！在自己少活的三十几年间，中国人对于“虚”与“实”间的逻辑关系，兴许有了更深刻的一种什么认识吧？

    “那，那你允许别人连你的性别都成心改变了总归是不太好的吧？”

    她的话与其说是在批评，不如说是在讨教了。

    “不太好？这你又不懂。咱们今天的中国人懂。他们说好得很。他们说简直好极了。他们说如今只有四十五岁以上的人的头脑，才会对‘文革’啦‘红卫兵’啦什么的做出点儿小小不言的反应。而这些人中的女人，除了当个一官半职的，全都下岗了或者快下岗了。那她们还有经济条件买电脑还有心情上网吗？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们就不同了，正是在各自人生的游泳池里起劲儿地扑腾哪。正在累的时候。所以要到网上去散心。那是他们解乏的方式。和泡澡泡茶馆泡酒馆是一样上瘾的。所以，他们认为我必须像女的。起码我的网上形象必须像女的。他们认为，我，一名死而复生的红卫兵，起码得给他们一种人妖似的印象。那才能通过我将网民粘在网上。好比蜘蛛网将苍蝇蛾子什么的粘住一样。人妖你明白是什么东西吗？”

    李建国仿佛一位老师在给肖冬云补课。

    肖冬云却对他的一番话不得要领。有一点她似乎是明白的。那就是，李建国所说的“他们”，不但指为他敞开门户的网站的人，仿佛还指一概的现在的中国人。她想，多奇怪呀，才仅仅三十几年的隔膜，只不过历史长河间的一瞬，竟使自己谈起现在的同胞，俨然的像是在谈外国人了。“他们”，这在语法上是丝毫也没错的，可听起来怎么有种特别生分的感觉呢？

    她摇头道：“我不懂人妖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说的是实话。虽然，“人妖”的历史已将近一个世纪了；虽然，她从报刊上，电视里和网上，已吸收了大量的新事物，如同木炭吸引一切颜色一切成分的水液一样。那一种吸收之迫切可用“饥不择食”一词形容。但“人妖”二字，确乎是她陌生的。

    李建国用一根手指挠着脸腮予以解释：“人妖嘛，我刚才用词不当。人妖是不可以叫做东西的。人妖其实不是什么妖，仍是人。起初是男人。成长到少年，做一次手术，割去了生殖器，再服一个时期的雌性激素，就是使你们女人显示女人味儿的那一种人体成分，结果就变得像女人了。比你们女人还像女人。有些人妖比你们女人对男人还具有吸引力。那是一种往往比性吸引力还强的性感……”

    李建国说此番话时，肖冬云的脸不禁一阵阵红。什么“性感”了，“性吸引力”了，尤其是“生殖器”了，三十几年前，若男人当着一个她这种年龄的中学女生说，那就绝对是流氓行径了。无论怎么解释都是。若一个女人当着一个她这种年龄的中学女生说，那就绝对是堕落教唆了。可李建国竟满不在乎地对她说。仿佛家庭主妇们在说萝卜白菜之类的事儿。她想，变得和“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同胞们一样，其实又是多么的简单啊。首先的一条，只要自行地减少，甚或彻底根除人心里的羞耻感，那么在最基本的方面也就快接近着了吧？比如李建国，他不是已然的有点儿“现代”了吗？

    她心里虽然暗暗承认李建国比自己的“进步”快，嘴上还是忍不住有所保留地说：“你张口‘他们’如何如何，闭口‘他们’怎样怎样，自己就没有一点儿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了吗？”

    不料李建国如此反问：“三十几年前我们又何曾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过？独立思考固然好，独立判断固然好，但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感觉上的好。人总不能光靠自我感觉活着。那不成阿Q了吗？让我也问你一问，你认为我们和现在的中国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什么方面？”

    肖冬云便也以攻为守地反问：“那你认为呢？”

    李建国以权威分析家的口吻回答：“三十几年前的中国人，头脑中太没有实惠的观念。明明什么实惠也没得到，却极端可笑地把不实惠当实惠。比如我们吧，一被尊作‘革命小将’，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怎么着似乎都觉得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无限忠心。而现在的中国人，那是太善于从实惠不实惠的个人立场思考问题了！谁敢说这就不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呢？比如现在的我吧，如果有谁再号召什么，想鼓动我李某参加吗？那好，给我实惠。不给我实惠，玩蛋去！”

    “只要给你实惠，谁号召什么你都参加？”

    “你怎么总成心跟我抬杠似的？杀人放火的勾当我当然不会参加啦！可能损害我个人利益的事我也坚决不参加。当了一回红卫兵我还不懂得总结一点儿经验教训吗？一捞不到实惠，二还可能损害个人利益，那种事儿我干吗参加？我傻呀？即使我从前傻，现在还一直傻着吗？”

    “反正听你的话，我总觉得你像是被‘他们’收买了。”

    肖冬云将“他们”二字说出着重的意味儿。

    “你怎么知道？”

    分明的，李建国问得挺心虚。

    “那么你果然是被‘他们’收买了？”

    “别用‘收买’这么难听的词行不行？我和他们那是互利性的合作。”

    “‘他们’给你什么实惠？”

    肖冬云仍将“他们”二字说出着重的意味儿。

    “钱。”

    与她相反，李建国的声音变低了。

    “钱？”

    “对，钱。”

    肖冬云眯起眼注视着李建国，一时目光复杂地沉默了。因为要不是李建国口中说出了“钱”字，她简直已忘记了世界上还有钱这种东西。也简直已忘记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都是离不开钱的。三十几年前，当他们四名红卫兵悄悄离开家乡那座小县城那一天，她身上是带着钱的。总共二十三元五角。那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钱。是他们四人合在一起的钱。李建国出的那一份最多，十元；她和妹妹各五元；赵卫东三元五角。他家里生活最困难。他是偷偷将家里一只传了三代的铜壶卖了，才凑足三元五角的。二十三元五角，当年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差几角就是一名一级技工一个月的工资了。那些钱被她用别针别在内衣兜里。怕丢，一路宿睡几乎没脱过内衣。“长征”途中也几乎没花过。沿途吃老乡的，喝老乡的，犯不着花，也舍不得花……

    她联想到了自己在城里坐出租汽车的遭遇——那名出租汽车司机对她递给他的三元多钱是多么的嗤之以鼻啊!

    而一回到“疗养院”这个地方，钱似乎对她又变得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了。这个地方对他们周到得连牙刷牙膏都提供，完全没有了花钱的必要呀!……

    “难道我们会永远在这里贵族似的住下去?”

    经李建国这么一问，她顿时重新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难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指望有谁发给我们每人一大笔钱不成?”

    “……”

    “现在的中国人是这么说钱的——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

    “说得多深刻呀!这话都成了至理明言了!报刊、小品、电影电视剧说来说去的，你就没关注到?”

    肖冬云摇头。她复杂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忧虑了。

    “那你对于现在的中国，整天都关注什么了?”

    “我……我关注现在的中国人怎么对待爱情……”

    “哈!哈!爱情?咱们现在的中国人不谈纯洁的爱情，主张即兴拥有，及时行乐!”

    “得啦得啦!”肖冬云心烦意乱地皱眉挥手，打断了李建国的话，然后小声说：“现在我也不想跟你谈爱情。”

    李建国愣了愣，以顺应的口吻说：“那随你想谈什么，我就陪你谈什么吧!”

    肖冬云难于启齿似的张了几次嘴，才终于问出一句话是：“他们究竟给了你多少钱?”

    李建国支支吾吾、扭扭捏捏地不肯实话实说。

    肖冬云表情变得严肃了，又问出一句话是：“好几百吧?”

    李建国还是不肯吐露。

    “我想，我是有权利知道的。赵卫东他说的没错，那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李建国就斜眼看起她来。

    “你那么怪模怪样地看着我干什么?我再声明一次，那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你从前说到他，可从不连名带姓一并说。你从前说到他，哪一次不是亲亲爱爱地只叫他卫东?”

    李建国所答非所问。

    “你别想转移话题!”

    肖冬云的双眉，由皱着，而竖着而拧着了。

    “好，那我就告诉你。可你不许嫉妒。我们之间，你要是嫉妒我，那多令人难过呢!”

    “快说!”

    “其实他们也没给我多少钱。他们花一万元买了我的经历……”

    “我们的!”

    “对，对，姑且说是我们的……”

    “不是姑且，原本是我们共有的!”

    “对，对，总之他们出了一万元。再就是，如果能替他多吸引一名网客上他们的网，每人再给我五元钱。现在网站之间争夺网客上网的战争很激烈，他们有点儿不惜投入成本了……”

    “别啰唆。那……吸引了多少?……”

    “相对于咱们中国的总人口而言，不算多，才吸引了五千多网客……他们的网站前一时期几乎垮了。等于是我救了他们。所以他们挺感激我的。”

    “那……你……你已经……名下拥有三万五千多元了?”

    肖冬云企图以特别平淡的语调问，可连她自己都听出来了，她的语调尽管平静，可是几乎每一个字都带着——即使不是妒意，也是醋意。

    “你不问我，我也打算告诉你和冬梅的……”

    “你……你不显山不露水的，就和我们三个不一样了。”

    “别这么说，有什么不一样了呢?”

    “就是不一样了!你自私自利!”

    李建国又愣了愣。那样子，显然是因肖冬云说他“自私自利”而委屈而伤心了。他也眯着眼睛看起肖冬云来。两个人就像一对儿相互怀疑有外遇的夫妻，谁要再抛出一份证据，便会同时翻脸闹离婚似的。僵持了片刻，李建国首先作出了“谈判解决”的表示。

    他放松了脸上的肌肉，以一种特别亲近的口吻笑道：“咱俩这是干什么呢?冲着我和你妹妹的关系，咱俩之间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好好商量呢?”

    “你和我妹妹有什么关系?你别扯上我妹妹!”

    肖冬云嘴上尽管强硬，毕竟的，有些难为情了。她在心里暗暗谴责自己：肖冬云啊肖冬云，你可真是的啊!你怎么一听说他名下有了三万五千元钱，就如同他偷了你自己的钱似的，要不依不饶似的呢?

    李建国又笑道：“我和冬梅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比你清楚，她也比你清楚。不过咱们这会儿先不谈这个。不就是三万五千元惹你不高兴了吗?那咱们就先谈这三万五千元钱。其实我打算过了。我能一个人独吞吗?能没有冬梅的份儿吗?能没有你的份儿吗?那家网站还承诺，积极与国外联系，如果被美国的什么影视公司买去了版权，那我就又有一大笔美金了。美金也保证有你和冬梅的份儿呀!咱们活过来了，是一幸事。可难道你没得出结论?现在的中国，明摆着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中国呀!谁穷谁就等于是贱民呀!如果咱们成了现在的中国的贱民，那咱们死而复生还是幸事吗?那还莫如一直冰冻在岷山的深雪下呢?你说是不是?”

    李建国说着说着，起初那一种油滑的笑，渐渐地就从脸上化出了。语调也越说越凝重了。而肖冬云，则不由得英雄所见略同地频频点头。既然他说那三万五千元中有她和她妹妹的份儿，不管多少，总之已使她的心理获得了一定的平衡。她甚至自叹弗如起来。不再认为李建国自私自利，而觉得他是那么的高瞻远瞩了。

    “这儿的这些人，自然都是对我们有恩的人。他们救活了我们，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他们。但他们没有义务对我们的人生负以后终生的责任啊!现在的中国对我们也不会负那么一种责任。这一点是明摆着的，我说得对不对?”

    肖冬云又频频点头。

    “你当我在网上被人诅咒，被人辱骂，我心里就舒服啊!你当我看到自己在网上的形象不男不女，人妖似的，我就感到光荣啊?咱们四人之间，不，我才不替赵卫东瞎犯愁呢!我、你、冬梅，咱们三人之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拍卖自己，谁拍卖自己?我不牺牲自己，谁牺牲自己?牺牲了我一个，换来了我们三个的实惠，扪心自问，我无怨无悔，我是何等的心甘情愿、义不容辞!”

    李建国竟声色悲壮起来!

    其实，此前他根本就没像他现在说的这么无私又崇高似的打算过。他只不过是在临时的编着说。专拣能使肖冬云深受感动的话编着说。编着说着，说着编着，竟仿佛由煞有介事而确有其事了。竟首先完全彻底地将自己骗了，使自己深受感动了。

    他眼泪汪汪的了……

    听了他的剖腹式自白，肖冬云能不深受感动吗?

    她目光一刻都没离开地望着他，也眼泪汪汪的了……

    她不禁柔声细语地说：“建国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我刚才太误解你了。是我不对，我请求你的原谅……”

    于是两个相望着笑了。

    之后肖冬云问李建国，倘那一家网络公司利用了他一番，并不兑现承诺呢?李建国说不会的。说他已要求对方们在合同文本上签了字，并在网上公开了。而且，他已下载了一份保留着了。见她仍有点儿不放心，李建国就找出合同给她看。她对合同之类，自然是外行的。三十几年前从未见识过。越是外行，就越比内行看得还认真，并且小声地反复地读着某些条款，咀嚼着那些对她来说非常陌生因而似乎非常可疑的合同文本专用词语，怕是陷阱。仿佛李建国和她是合同双方了。仿佛自己稍一疏忽必将受骗上当。

    李建国见她未免太认真了，催促道：“行了行了，别看起来没完了。我都仔细研究过多遍了，没什么问题的。”

    肖冬云这才作罢，以长辈般的欣慰的目光望着李建国，夸奖地说：“你成熟了。”

    李建国受到夸奖，自然是很高兴的，他亦谦虚亦自负地说：“我可是觉得我还嫩得很啊!不过我一点儿都不怕。”

    肖冬云又听糊涂了，就问：“不怕什么?”

    李建国以慷慨悲歌似的语调回答：“不怕现在!你也不要怕。咱们要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后来者勇!”

    肖冬云还是不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又问：“我们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人了，哪儿还有什么包袱可丢的呢?”

    李建国耐心地指点迷津：“有!有!什么关心政治啊，什么关心国家大事啊，什么国家的前途啦命运啦，这都是咱们头脑里的思想包袱啊!其实，咱们哪儿懂那些高级的游戏!咱们的小肩膀哪儿担得起那些沉重的使命!我看今天的中国，还有些人自命不凡地忧国忧民着。网上就有那么一批人。我渐渐地发现他们可能都是些活得太闲在的人。有个词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些人来着?对了，叫坐而论道。什么事儿都干不成的人，就会一厢情愿地想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儿了。想当年，一停课，咱们这一代初中高中尤其大学的学生，不就彻底的没事儿干了吗?一旦彻底的没事儿干了，不就一窝蜂地‘造反有理’了吗?还觉得是在干着一场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儿!现在咱们千万可都别傻了!现在咱们的使命那就是拯救咱们自己。如果咱们还不觉悟到这一点，没谁替咱们担着什么道义!”

    “这儿的人们，老院长啊，乔博士啊，不都在为拯救咱们而努力吗?”

    “嗨，你呀你呀，我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开窍呢?他们拯救的只不过是咱们的生命!我看得出来，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成功了。难道你没发现，这几天他们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变得很轻松了吗?那咱们也就大可不必因自己的生死问题而愁眉不展的了!咱们要开始拯救的，是咱们自己的人生。生命和人生，那是多么不同的两回事儿啊!拯救咱们的人生，指望不上老院长和乔博士他们!像《国际歌》里唱的，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咱们自己的幸福，全靠咱们自己。说白了，说透了，说穿了，你听清楚，那就是——他妈的现在的中国人怎么在现在的中国捞实惠，咱们也怎么个捞法!他们已经捞到了多少，咱们也要捞到多少!后来者勇!后来者居上!后来者只争朝夕!这就是我，一名死而复生的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的——自白!只要谁给我实惠，我这人的躯体，甘愿从狗的洞子爬出!”

    李建国说时，肖冬云照例地频频点头。但听到最后一句，皱起眉大摇其头了。

    李建国情知自己只图一时嘴上痛快，收不住舌缰，一顺口说了她难以接受并有损自己形象的话，赶紧往回找补：“最后三句是玩笑，纯粹是玩笑，纯粹是玩笑。”

    之后二人又聊了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肖冬云就怀着相当复杂的心情回自己房间去了。

    她既没心思看电视，看影碟，也没心思翻报刊，摆弄电脑了。她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今后干什么，怎么挣钱怎么活，这个问题，一经被李建国提出，便像磨盘一样压在她心头了。根本不想似乎已不可能。想又想不出个结果。越想乐观越少，悲观的情绪像乌云一样四面八方地涌来。忽而就想到了妹妹，呀，呀，妹妹不是昨天夜里脱险了吗?肖冬云啊肖冬云，一上午都过去了，你不去看妹妹一眼，却先是满腹对李建国名利双收的妒意，后又满脑子的钱字打转，与钱字纠缠不清。仿佛你并没有一个妹妹!仿佛你的妹妹她不是刚从生死线上转移下来!你多么的可耻呀你!

    她习惯性地，本能地谴责起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