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瓷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

    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

    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窜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作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

    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

    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

    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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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

    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

    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

    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

    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

    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