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Ｈ·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附：《人生》俄译本后记

    〔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