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大轱辘车呀,
转呀,转呀!
转呀转……
以下的歌词,他就不再感兴趣;有这两句,足够用了。
以转应变,是花轱辘老头六十年饱经风霜,从酸、甜、苦。辣、咸中得出的一条调合五味的人生哲学。
他给地主家扛长工,从来没有真正卖过力气;耕、耩、锄、耪、收割、打场,就像霜打的黄瓜秧,吊儿郎当,伸不开懒腰。可是,不打馋,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他这个人眼观六路,远远瞄见地主的影子,马上手勤眼快,争风抢上,挥汗如雨,一马当先,欢喜得那个地主口口声声夸他是忠臣。
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精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热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腿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腿,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被打下去二十多年的吴钩,伴着天晴月圆,当上农民报社的社长,又是个大人物了。
花轱辘头儿慌了神儿,邵家父子跟吴钩是生死换命之交,必定倚仗吴钩的势力,跟他清算陈年老帐,如何是好?他关门闭户,憋在屋里转磨,砖馒的地面,被他转出了迤逦歪斜的脚印;这一天,左思右想,忽然心头一亮,一拍大腿,情不自禁喊出来:“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到吴钩门前请罪去!”他背起梢马子,鼓鼓囊囊装满了黄瓜、茄子、扁豆、青椒,又左手提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找吴钩去也。
花轱辘老头是个沁头汉子,五尺五的大高个儿,却又水蛇腰。走路不抬头,眼盯着脚尖,轻提脚根,飘动脚步,好像生怕一脚下去,踩死一只蚂蚁,又好像沿路寻找遗落的散碎银子,说起来,都不是;他这个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盘算,又不愿被人看破形迹,才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而行。
走上京津公路,迎面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疾驰而来;他心事重重,耳朵失灵,吉普车在他面前紧急刹住,吓得他慌张急忙躲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车上跳下一个老干部,无巧不成书,正是吴钩突如其来。
吴钩已经六十多岁,瘦骨嶙峋,花白了头,夕照青山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一双眼睛还像二十多年前那么清澈明亮。
“吴……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花轱辘老头咧着嘴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五七年,我可不是……存心害你。”
“老轱辘,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沤肥去吧!”吴钩哈哈大笑,“我带着酒肉,就是来找你跟正大一块喝两盅儿。”
“你……得替我……向他求情哩!”花轱辘老头眼泪婆娑地说,“只怕他……跟我话不投机半句多。”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两瓶红梁大曲不够喝的!”吴钩把花轱辘老头拖上车来,打手势叫司机开车,“我们这张农民报,七月一日复刊,宣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新政策;我要在鱼菱村召开一个座谈会,你跟正大得给我捧场。”
“我……我怎么给你捧场呢?”花轱辘老头瞧了瞧自己那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又不会……绘画……绣花……作文章。”
吴钩把他这一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大手紧紧握住,深情正色地说:“我只要你跟正大不再心有余悸,在鱼菱村带头富起来。”
“有你给我壮胆……”花轱辘老头挤咕着眼睛,胡髭下狡黠地一笑,“我就敢转……转呀转……转弯子!”
“老轱辘,老轱辘!”吴钩连叫了两声,眼眶潮湿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大家造福呀!”
车进鱼菱村,司机问吴钩道:“社长,到谁家门口停车?”
“当然是我家!”花轱辘老头抢先答话,遥指自家门口。
吉普车停在杨家门外,吴钩下车,拍了拍花轱辘老头的肩膀,笑道:“叫你家锦囊娘子煎、炒、烹、炸,预备酒饭,我去恭请正大,出席盛宴。”
花轱辘老头脚下驾云进家门,站在两家分界的那棵皴皮老枣树下,耳朵贴住高墙,提心吊胆,等候佳音。
“老吴,我不认得姓杨的!”突然,隔墙一声大吼。
“正大,不要小肚鸡肠……”吴钩轻声低语。
“你没心没肺!”邵正大吼声如雷。
花轱辘老头就像雷近了顶,蔫溜溜软瘫墙下,两眼直勾勾发呆,嘴唇嗫嗫嚅嚅:“老正大这个家伙,犯起牛脖子来,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吴钩到了儿还得……站到他那边。”
“你这个老花轱辘呀,怎么刚遇上个甩洼就转不动了?”他的老伴,从灶上一阵风走出来。
这位当年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原名锦囊娘子;岁月不饶人,似水流年三十载,她已经红颜褪尽霜染头,变成了一个干巴精瘦的小老太婆,村里人也就叫她锦囊大婶了。
锦囊大婶走到花轱辘老头身边,咬住老伴的耳朵,嘁嘁喳喳,眉眼乱动。
“着,着,着!”花轱辘老头鸡啄米似地点头,满脸云开雾散,“妙计,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