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可惜记不得了。他一九五八年去世，当时我仅八个月。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姥娘在一旁说：“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臢！”

    姥爷说：“那让我摸一摸他吧！”

    于是母亲上前，让他摸了摸我。

    据母亲说，姥爷这人很和善，瘦，长一撮山羊胡子，一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肉。一年冬天，王家杀了一头羊，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回来收拾收拾吃了。姥爷虽然和善，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赖着祖上创下的“封井”与“染头”制度，维持着村子前进，没出什么大差。

    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就让外姓人给戗了。戗者是宋家。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可来这里落脚后；赖着男人勤劳，起五更背筐拾粪；女人纺棉花，纺花不点油灯，点一根麻秆，四十年过后，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拥有三头牛，两头驴，两顷地。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觉得再让一个刮盐上卖盐的人家当村长，对他指手划脚收田赋，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恰好这时机构改革，村长易名，改叫保长，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回来带回一纸文书，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姥爷的村长就没了，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不过村丁没变，仍是小路，改叫保丁。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

    姥爷的村长没了，闷着头生了两天气，也就算了。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有些不服气。好端端的发面热饼，自家吃了几十年，现在改了姓字让别人吃，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姥爷劝他：

    “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上边让换人，咱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瞪着眼睛：“再换也轮不着他，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

    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铁皮喇叭一响，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到村西上庙前转悠。

    宋家掌柜上任以后，倒没改祖上的规矩，仍是封井，仍是染头；断案之前，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发面热饼烙好以后，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拉着脸不言声；别的族长也不言声。纷纷说：

    “断案断案。”

    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三姥爷吃了一份，就苦了小路保丁。

    以后每逢夏秋两季，该收田赋，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轮到申家门上，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三姥爷例说：

    “小路，你和你爹，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

    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喃喃着说：“三爷，你别对我出毒气，宋家掌柜让收，我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我×宋家掌柜他妈！他就没想一想，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

    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都磨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宋家掌柜摆摆手：“忍住，忍住。”

    这时发生了“高粱叶”事件。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这年好雨水，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高粱叶子用途很广，可以织蓑衣，可以拧草墩，可以搭房顶。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一到七月出头，大家都刷高粱叶子。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可惜老三是个聋子，一百亩高粱，他站在这头，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他一点听不见。十天下来，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宋家掌柜很生气。这天，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届年十五岁），和村中一帮顽童，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换了老四看守。老四不聋。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就被老四给抓住了。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命令小路保丁：

    “去打小钹，去用喇叭喊人，抓住贼了，让保长断案发落！”

    小路保丁不敢怠慢，忙打小钹，传人，集合了保长和族长，发落贼人。

    这时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一反平时的温和，铁青着脸，瞪着眼，指挥小路保丁：

    “把草筐都给我剁了，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

    于是，草筐被剁了，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跪着。

    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听到消息，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到庙前一看，见草筐被剁了，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说：“老宋，你去把小孬拉起来，赔我一个草筐，咱们没事。”

    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也愣着眼睛说：“一个贼羔子，不把手给他剁了，就算是好的！”

    三姥爷说：“你剁，你剁，我拉都不拉！”

    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老三，算了，算了。”

    有的说：“保长，算了算了。”

    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高粱叶子事小，偷盗事大，不能坏了村里规矩！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

    三姥爷握着粪叉说：“好，好，断得好老宋，你就让他跪吧，你就罚吧！”

    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提溜着粪叉回去了。

    “高粱叶”事件过去了两个月。该收高粱了。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对宋家掌柜说：“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

    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看谁能把谁的xx巴揪下来！”

    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宋家胜利了，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

    “保长，这儿吃吧！”

    “保长，我这先偏了！”

    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吃罢吃罢。”

    该到集上卖高粱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突然被土匪绑架了。这一天没有月亮，老四高粱没有卖完，也回来得晚些。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土匪丛生。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时也弄不清楚。宋家一下子乱了。纷纷派人出去打听。村里也乱了，跟着惶惶不可终日。过了有三天，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换他的性命；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抬杠子，灌凉水，那罪受得不用提了；千万别告官，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宋家掌柜一下蔫了。村前村后的转，文明棍也不提了，月蓝大褂也不穿了。到了第二天，只好变卖些家产，折成五十石小米，送到了大荒坡，换回了老四。老四被抬回来，已经不成人样子了，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话也不会说了。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村里马上大乱。

    这时有人传说，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托土匪干的。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三姥爷在街上走，反正昂首挺胸的。村民们揣测形势，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中家也不大好惹。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

    “老三，这儿吃吧！”

    “老三，我这先偏了！”

    三姥爷昂首挺胸的，正眼也不看人家：“偏什么偏，咱早xx巴吃了！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

    闹得人家挺尴尬。最后为了免招是非，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纷纷躲在家吃。一到吃饭时间，一街筒子没人。

    宋家老四的病终于好了。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宋家掌柜拦住：

    “忍住，忍住，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凭什么找人家？”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用铁皮喇叭传人，到村西土庙里断案。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一到断案，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扌汇着一个芭斗，芭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的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仁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儿，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窜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