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十五章

    林虹和范书鸿隔着写字台在杂乱拥挤中坐下。

    周围是两个单人床、一个折叠床,上面堆满衣物,桌子,一个个书架、书柜,堆积在书架上直至房顶的书籍,堆积在地上占满家具间隙的书籍。一摞六个箱子,比立柜还高。靠墙的一个三屉桌上放着个两开门的小衣柜,家具的重叠。脚下狼藉着一个个打开的箱子。

    物质对人的近距离的包围。

    她需要迅速适应这个环境中人与空间的关系。她更需要迅速适应这个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她应该运用她处世待人的聪明,消解自己踏入这个纷乱家庭后主客都面临的某种难堪。

    “范伯伯,您现在写什么历史著作呢?——刚才我看见外屋桌上堆着书稿。”她礼貌地问。她首先要使范书鸿情绪好起来。

    范书鸿摇头了:“这个先不谈吧。”

    林虹看着范书鸿理解地笑笑,需要换个谈话角度:“范伯伯,我这次回来,要帮助整理父亲生前的遗稿。到时整理出来了,要请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一下。”

    “应该的。”范书鸿点点头,“说不上百忙之中,我有什么百忙?”他自嘲地叹口气,“是不忙,白忙,乱忙。”

    “那您忙什么呢?”林虹问。

    “忙什么?忙房子,忙孩子,忙历史学以外的乱七八糟。”

    林虹有些吃惊:“孩子还用您忙吗?丹妮、丹林他们不都挺好吗?”

    “先不谈这个吧。”

    林虹稍有些不自然地笑笑,没再说话。

    这使范书鸿从自己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他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歉疚。“丹妮是一天到晚在电影界混,混得谁都看不起。”他叹道,“……她的事我很难和你讲啊。”

    “她爱人在哪儿工作?”

    “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了,你慢慢就知道了,她在北京文艺界很‘出名’的。”

    怎么个出名呢?当然不便问。

    “丹林呢?他……”林虹话半而止,让表情把话说完。

    “他?……这两年他算不错了。”说到儿子,范书鸿平和了些,“他现在在经济所,是改革家。在北京思想界也算有点名气吧。”

    “他还没结婚,为什么?”

    “这个问题,大概要一个历史学家再加一个心理学家才能回答。”

    “丹林的想法有些有些怪是吗?”

    “说怪也不怪,不过要说清楚也很难。这会儿他在那儿轧马路,又不知道和人家说什么呢。”

    月坛公园外的林阴路边,夜风习习,树影婆娑。公园内一团团高大墨黑的松柏,将沁人的湿凉隔墙洇化出来,溶入夏夜京城的燥热中。范丹林和一个姑娘缓缓并肩走着。姑娘低着头,红花裙在朦胧的光影中摆动着。

    “你这是第几次和人这样轧马路了?”范丹林问,文质彬彬中透着一种玩世不恭。

    “……第一次。”

    “第一次?”

    “真的,像这样是第一次。”

    “像别的样呢?”

    “就是第一次。”

    “我相信你的回答——你愿意吗?”

    “愿意。”姑娘低着头答道。

    “你今年二十七了吧?”姑娘脸红了,低着头没回答。这样居高临下的口吻,对于一个极力要使自己显得年轻的姑娘无疑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二十七岁的女性,没谈过恋爱是令人遗憾的。我很难想像我会爱这样的人。”范丹林目视前方一幢幢灯窗闪烁的楼房,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姑娘抬起头看了范丹林一眼。

    “你怎么?”

    “我……不……我……”

    范丹林嘿的一声冷笑:“你知道我第一厌恶什么吗?”

    “不知道。”

    “我第一厌恶的是虚伪,掩盖真情的虚伪。你爱我什么呢?我怎么看不出我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各方面……”

    范丹林从鼻子里嗤了一声:“我现在好像价钱不坏。”

    “你别侮辱我人格。”

    “我可没侮辱你。我前几年可是个劣等货,没人要,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天到晚在街道工厂抡大锤,不是‘劣等货’?现在成了优等货了,出口转内销的,就抢着要了。”

    “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姑娘声音很低。

    “要,又不说真实的考虑——你知道我第二厌恶什么吗?”

    “不知道。”

    “我第二厌恶的还是虚伪——讳言自己的目的性。看上我什么?是研究生,出过国,著过书,有前途,这些说出来就挺好嘛。何必说些别的?”

    “我就不看你这些嘛。”姑娘轻声嗔道。

    “那你看哪些?”

    “我看的是你整个人。”

    “人?又不是抽象的,总有具体的方面。我劝你不要考虑我了。我这个人,质量,性能,都不会符合你的理想,毛病缺陷太多。”

    “……我……”

    “我告诉你吧,我有肝硬化。”

    “你……”姑娘看着范丹林似乎隐含着一丝恶作剧的样子,说不上话来。

    林虹看着范书鸿理解地笑了笑:“一个人一个性格。”

    “他性格有缺陷。”

    “您不是说他挺活跃吗,还遇不到合适的对象?”

    “怎么能合适?他接触的差不多都是你们这代人。你们这一代,好一点的都结婚了。哪儿去找他合适的?”

    “不会找年轻点的?”林虹赶忙把问题引下去,话停留在这儿会涉及到她。

    “再年轻的,给他介绍,他又觉得没味道。不知道他要什么味道。”

    林虹笑了笑。范书鸿轻轻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好,看着林虹问道:“你爱人现在在哪儿?”

    “我?”林虹微微摇了摇头,还是涉及到自己了。

    “还没结婚?”范书鸿有些意外。

    “我离婚了。”林虹坦然地说。

    “噢……”范书鸿不自然地点点头,一瞬的尴尬。他太唐突了。“你看我们家挤成什么样了,”他转移话题,环指了一下房间,“范丹林这个改革家连自己的房子都搞不到,挤在父母这儿。真是家不成家。”

    “原来这三间不都是你们家的吗?”

    “那是老黄历了。‘文革’中又搬进一家,你进来时没看见那家邻居?”

    “现在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

    “有落实的,有没落实的。我这房子问题,前前后后真可以写部很精彩的小说呢。要说问题很简单,单位里只要给我这邻居找下住房,让他搬出去就行了,是吧?就这么件小事情,从1978年到现在,研究来研究去,整整四年了,找了领导几十次,可到现在还是没解决。后来,就是最近这次出国,我突然明白了,我没有随风入俗,采取大家都采取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客送礼。可以说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最最简单的办法。以为在文化单位不用这一套。关于房子的事,前前后后可以和你讲两天,有的场面简直就是电影。”

    丰田牌小轿车载着范书鸿在雨夜的北京街道上飞驰着,去首都机场。阜成门立交桥,白塔寺,北海公园,景山,故宫,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京城街道,范书鸿突然惊异了:车一过美术馆往北拐了,应该一直往东去啊。

    “怎么从这儿走?”他俯身客气地问司机小刘。

    “噢,您等会儿就知道了。拐一下,接个人。”

    车在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门口停住,响了几下喇叭。很快,红色大门吱嘎嘎开了,一个人打着折叠伞,戗风顶雨地从门口急步出来,一弯腰,收伞上了车。

    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白贵德。

    “您也……”范书鸿看着他,一时有些惊讶。

    “范老,我去机场送送你。”白贵德嗓音沙哑地笑道,边示意小刘开车。

    范书鸿既意外又感动。这次为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曾和研究所领导闹得很不愉快。起初,德国来请了,研究所领导不同意去,说没有外汇。后来,德国方面汇来一笔钱,所领导又说这样有损国体,难道中国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结果还是不让去。无奈范书鸿只得向上面有关部门越级交涉,反反复复总算可以去了,但所领导都有些悻悻然。

    车在雨夜的街道上疾驰着。

    白贵德打着手势感叹道:“出国交流学术,是很光荣的事情。”白贵德高颧骨,凸额头,凹眼窝,他说话时,那双大眼睛并不看对方,“所里总该来领导送送,别人都说没时间,那就不勉强他们了。我和小刘说了,不要张扬了,到时车拐到我家一下就行了。”他点着烟吐出烟气来,“范老,现在的工作不好做,到处是官僚主义啊,你看你的房子问题拖了多长时间。不能再拖了。等你出国回来,一定立刻解决。”

    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

    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回国几十年了,我只出过这一本书。”他翻了翻,书中夹着很多纸条,他拿出一张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这一本书,还要对许多地方修改后才拿得出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书慢慢放到写字台上,用右手抚摸着,左手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堆码成一个硕大正方体的四摞书。

    他自己的书,薄薄的一本,薄得几乎没有厚度,手指透过书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质地低劣的封皮,软沓沓的,没有一点张力。

    老同学的书,厚厚实实的一垛,堂皇气派,精装封皮硬挺挺的,烫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书压得写字台要翻倾过来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压住自己那本薄书,好像这样才能维持这个大天平的平衡。

    书的对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过的道路。

    “当时我回国了,他没回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范书鸿感叹道。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大概是为着打破这不该有的静默,范书鸿又从书柜里抽出两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就是这教科书了。我只是十几个编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

    又是两三秒钟沉默。听见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

    “您现在后悔吗——当初回国?”林虹轻声问。

    范书鸿看了看林虹,摇摇头:“已经走过的路,有什么后悔的?”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呢?”

    “还是要选择回国的吧。”

    “为什么,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学术事业都耽误了?”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

    林虹刚要说什么宽解的话,范丹林回来了。他冲她笑笑,转向父亲:“爸爸,您这左手一大垛,右手一薄本,可真是个蒙太奇对比。这充分证明前些年,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是多么可悲。”

    范书鸿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

    “爸爸,您明天就准备把这么一本佛教史回送邓伯伯?”

    “还有这两本教科书,集体编的,不一定合适吧?”范书鸿看着儿子,犹豫不决。

    “这哪能送出去啊?”

    “那,就只有这本佛教史了。”老历史学家显出了可怜。

    “这本也别送了。”

    “怎么?”

    “这本书是什么年头写的?那种理论模式下写的东西,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

    “起码有点资料意义吧?”范书鸿小心地说。

    “有什么资料意义?这本书现在看,没什么信息含量。趁早别送人。拿出去还不够丢脸败兴的呢。”

    “你……”范书鸿一下恼了,嘴唇有些发抖。

    “爸爸,您不要生气,我不是想伤您自尊心。您看邓伯伯的书——”他啪啪啪把书一本本从书垛上拿下来,又一本本在桌上打开着,哗哗啦啦展露出装潢精美的封面、扉页,雪白发亮的纸张,华美的插图,“一本是一本。这是1957的,那一年您干啥来了?差点当右派。这是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人家年年出书。看,这本是1966年的,您那时正住牛棚呢。这一本,还有这一本,您看,这一本是1982年3月出的,刚出三四个月。爸爸,要我说,您这样的书不如不送,孤零零一薄本,也没什么新内容,送了反而让人小看。”

    “有什么小看的,他是我老同学,对中国这些年情况也不是不理解。”

    “你不是要修改再版吗?等那时候再送不也行吗?”

    “不修改了,就这样送人。我一辈子没写什么,就写了这本连资料意义也没有的劣等书。”

    “爸爸……”

    “你怕爸爸让人小看,爸爸可不怕让人小看。”

    范丹林看着父亲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嘴。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爸爸,书你送吧,送还是对的。”

    “你说送,我不送了。”范书鸿大声说。因为激动,他的手神经质地抖动着,摸索着抓起那本书,哗嚓嚓,从中间把书撕成了两半。

    范丹林怔怔地看着父亲,林虹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了。

    突然,外屋阳台上传来惊惶的喊叫,那是在范丹林之后刚刚回来的保姆的声音:“你们快来呀。阿姨晕倒了。”

    三个人一惊,急忙来到阳台上。吴凤珠正呻吟着瘫倒在黑暗中。

    “我刚回来,要在阳台上放点东西,就发现阿姨……”

    保姆是个四十来岁的安徽妇女,她蹲在吴凤珠身边,对范书鸿解释着。

    “妈妈,你怎么了?”

    “凤珠,凤珠。”

    父子俩抱起吴凤珠,要往屋里抬。

    “我……不要进屋……我……要……翻,翻……”吴凤珠有气无力地挣扎着。

    “你还翻什么?本子,本子,连命都不要了?”范书鸿冒火地说。

    在众人的协助下,吴凤珠被抬进房间。铺床,安置,拿药,家里乱成一团。

    这时,门厅又响起陌生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