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讲到反对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谓一家,只有母女二人。我先认识伯恩克小姐。原来我们可以算是同学,她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学习斯拉夫语言学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面,同梵文研究所共占一层楼。一走进二楼大房间的门,中间是伊朗语研究所,向左转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转是斯拉夫语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来,伯恩克小姐虽然不是天天来,但也常来。我们共同跟冯·格林博士学俄文,因此就认识了。她有时请我到她家里去吃茶。我也介绍了张维和陆士嘉同她认识。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父亲已经去世,据说生前是一个什么学的教授,在德国属于高薪阶层。因此经济情况是相当好的,自己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风闻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犹太人,已经越过了被屠杀被迫害的临界线,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这样一层瓜葛,她们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也就成了我们能谈得来的基础。

伯恩克小姐是高材生,会的语言很多。专就斯拉夫语而言,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这是她的主系,并不令人吃惊。至于她的两个副系是什么,我忘记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总之是说不出来了。她比我高几年,学习又非常优秀;因为是女孩子,没有被征从军。对她来说,才能和时间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到了我通过博士口试时,她依然是一个大学生。以她的才华和勤奋,似乎不应该这样子。然而竟是这样子,个中隐秘我不清楚。

这位小姐长得不是太美,脾气大概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非常少。她早过了及笄之年,从来不见她有过男朋友,她自己也似乎不以为意。母女二人,形影相依,感情极其深厚诚挚。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散步,使我顿悟了一层道理。"散步"这两个字似乎只适用于中国人,对德国人则完全不适用。只见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后同出左脚,好像是在演兵场上,有无形的人喊着口令,步伐整齐,不容紊乱,目光直视,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竞走的速度,只听得脚下鞋声击地,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这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中乐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缘分太浅了。

这个问题先存而不论。我们认识了以后,除了在研究所见面外,伯恩克小姐也间或约我同张维夫妇到她家去吃茶吃饭。她母亲个儿不高,满面慈祥,谈吐风雅,雍容大方。看来她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的。欧洲古典文化,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艺术,老太太样样精通,谈起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人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下厨房做饭,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小姐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打打下手。当时正是食品极端缺少的时期,有人请客都自带粮票。即使是这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一次客,自己也得节省几天,让本来已经饥饿的肚子再加码忍受更难忍的饥饿。这一位老太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亲手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子的饭菜的。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像,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但是,我认为,最让我兴奋狂喜的还不是精美的饭菜,而是开怀畅谈,共同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她们母女二人对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无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有这种想法的德国人,只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想法深埋在心里,决不敢随意暴露。但是,一旦同我们在一起,她们就能够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当时的日子,确实是非常难过的。张维、陆士嘉和我,我们几个中国人,除了忍受德国人普遍必须忍受的一切灾难之外,还有更多的灾难,我们还有家国之思。我的远处异域,生命朝不保夕。英美的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蛋,落在我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者阎王爷。肚子里饥肠辘辘,生命又没有安全感。我们虽然还不至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但是精神绝不会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我离开德国以后,在瑞士时,曾给她母女二人写过一封信。回国以后,没有再联系。前些日子,见到张维,他告诉我说,他同她们经常有联系。后来伯恩克小姐嫁了一个瑞典人,母女搬到北欧去住。母亲九十多岁于前年去世,女儿仍在瑞典。今生还能见到她吗?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