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谈翻译及其他

郁达夫

林语堂氏的《北京的一瞬间》(林氏自译作《瞬息京华》),在美国约翰·台公司出版,已将半年,行销听说将近五万册。在上海,除别发公司与美国原出版公司订有特约,印行廉价本外,并且也有了一种盗印本在流行。中国作家的没有保障,当然不必赘说,聪明的中国出版业者,并且还劫夺到外国文的作家及书店的身上,这本领可真算不少。这些还是馀谈,现在要说的,是这书的翻译问题。

虽然书在出版之前,语堂氏就有信来,一定要我为他帮忙,将此书译成中文。后来这书出版,林氏又费了很大的气力,将原著所引用的古典,及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前后注成两册寄来给我。

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于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而我们的敌国,却在这书的中译本未出之前,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日译本出世了。

在这里,我一面也很感到对林氏的歉意,一面也看到了敌国文化的低潮。

原来敌阀因起了不自量力的野心,向我发动侵略战以后,敌国的文化界,言论界,已经不复存在,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新著作问世了;所以在这两三年来,敌国也流行了一个翻译盛行的恶现象,尤其是粗制滥译的横行。

譬如德国的赫儿曼·赫塞的作品,汉司加罗撒的作品等,在敌国的翻译界一时曾出过了很大的风头。

这一种出版界苦闷状态之后的畸形现象,当然,在中国也不能说是没有。譬如上海孤岛的出版界,现在就也在呈出同这一样的怪象。但我总以为这现象是一时的,决不会在文化界有长存的可能。

所以,最近林氏从香港来电问我的译讯的时候,我就告以我们不必汲汲与这一群无目的的滥译者们去争一日的长短。

对于翻译,我一向就视为比创作更艰难的工作。创作的推敲,是有穷尽的,至多至多,原稿经过两三次的改窜,也就可以说是最后的决定稿了。但对于译稿,则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改窜,也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

但我这一次的翻译,好在可以经过原作者的一次鉴定,所以还不见得会有永无满足的一天。否则如翻译西欧古人的作品之类,那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关于翻译难的闲话。

其次,因为林氏在美国的成功,中国人似乎很有些因眼红而生嫉妒的样子。如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啦,林语堂发了大财了啦等批评就是。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的洋财,我也不知道。关于说他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上外国去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

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虽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分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那我也没有话说。

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原载1940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