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生暴动那年，我住在惹兰勿刹的N旅店。

这是一家古老的旅店，楼高四层，二楼与三楼是旅店，用板壁分成十几个房间；四楼则是某业的俱乐部。俱乐部与旅店并不属于同一个机构。旅店的住客不能随便走上四楼的俱乐部去；俱乐部的会员也不会随便走到旅店来。

旅店的设备不但简陋，而且陈旧。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吊在天花板的电风扇。风扇年代已久，转动时，会发出卜洛卜洛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锅放在熊熊柴火上的清水因沸腾而溅起泡沫。

由于所有的房间都用板壁间隔，不必要的纠纷常常发生。单身男子抵受不了某种声音的引诱，半夜趴在板壁上偷窥邻房的动静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每个月总有一两次。

N旅店的设备既然如此简陋，营业当然不会合乎理想。不过，它已开设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因亏蚀而关闭。战后，新加坡日趋繁荣，现代化的旅店不少，像阿达菲酒店，像东海酒店，像大使酒店，像国泰酒店，像白沙酒店……都是第一流的酒店。照说，时代已不同，N旅店这样的古老旅店早该淘汰了；它却没有被淘汰。我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比别人容易找到解答。依我看来，它的存在有两个理由：（一）有些在歌台做工的艺人，生活极富流动性，从联邦来到星洲，或者从星洲前往联邦，少不免总要住几天旅店。大旅店租金贵，不是一般歌台艺人所能负担；小旅店太脏太杂，也不相宜。只有N旅店，不大不小，而且邻近游艺场，正是歌台艺人最理想的寄宿处。（二）N旅店与别的旅店不同，它欢迎长期住客。贪图茶水以及其他方便的单身汉或小家庭，都可以在这里长住。旅店方面对长期住客特别优待，大房每月房租叻币五十至六十不等，小房每月房租仅叻币三十至四十。

那时候，我在一家报馆工作，经常于深夜或凌晨回家，向别人租一个房间，很不方便，也不受欢迎。当地的同事们知道我是“新客”，就介绍我到N旅店去长住。在旅店做长期住客，起先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旅店是为旅客而设的，旅客应该像走马灯上的纸人那样，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过，日子一久，习惯成自然，倒也不觉得什么了。

N旅店的长期住客不算多，二楼有七八个，三楼也有七八个。我住在三楼，对于二楼的情形，并不清楚。

三楼的长期住客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体育教员。此人在一所中学教体育，独身单口，与我是同乡，谈得最为投机。至于其他住客虽然每天见面，却无来往。

在所有的长期住客中，最受我注意的，是一对外籍夫妇。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国人；也不知道那男的干什么营生。见面，有时点一下头，有时假装不见。

这一对外籍夫妇的外形很有趣，男的既瘦且长，像竹竿；女的既矮且胖，像木桶。当他们站在一起时，我常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在互相讽刺。

我刚搬去N旅店居住的时候，旅店的伙计就告诉我：这一对外籍夫妇已经欠了两三个月房租，常常吵架。

他们确是常常吵架的。有时候，当我从报馆做完工作回到旅店，别人睡得正酣，他们就吵起来了。两人的嗓音都提得很高，有如鸡啼一般，各不相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讲的是哪一国的语言。不过，从他们的生活情况看来，争吵的原因，多数与贫穷有关。

说他们贫穷，大概不会错。第一，N旅店的账房先生经常上来向他们追讨积欠的房租；第二，新加坡地处热带，衣着比较随便，他们却连干净的衣服也没有；第三，他们经常不吃早餐，中午与晚上，总是由男的从外边带一只长面包回来，和以滚水，分而食之。

凡是N旅店的长期住客都不愿与这对外籍夫妇打交道，见到他们时，总会投以鄙视不屑的目光。

我与这位外籍瘦子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能够清楚记得这个日期，因为这是新加坡发生大暴动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一刻，直洛亚逸街福建会馆，前边，突然发生了暴乱事件，几个市民纷纷用木凳和石子袭击警察，情况混乱，警察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到了十一点左右，吉宁街有一个十二岁的华籍孩子被催泪弹击中，急召救伤车送院治疗，因为伤在要害，不治毙命。下午一点，一辆停在吉宁街附近的广告车被人纵火焚烧。不久，老巴刹的电油站也燃烧了。半小时过后，群众出现在吉宁街，用木棍石子作武器，与警察搏斗。警察开枪，群众散去。下午三点左右，牛车水一带情形更是混乱。暴乱情形如同野火一般，一下子燃遍整个狮城。警方利用直升机低飞，向各街道的群众投掷催泪弹。此时，巴爷礼峇新飞机场也发生暴乱了。

暴乱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惹兰勿刹一家理发店理发。刚修过面，就听到“丽的呼声”播出警方的宣布：

“……从今天下午六时半起，至明晨六时半止，全岛实施戒严。各色人等，在戒严期间必须留在户内，不准违令外出。否则，被警方逮捕后，可能被控，并判处三年徒刑；或无限额罚款；或两者兼施。任何人在戒严期间犯有纵火或掠劫之罪行时，可能被开枪射击。……”

听了这广播，催请理发师赶紧替我洗头吹风，然后走去邻近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品，捧回旅店。

这天晚上，当然不到报馆去做工了。夜色未合，新加坡已变成死市。吃晚饭的时候，我以罐头食品充饥。就在这时候，那个外籍瘦子走来了。他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

“晚安，我叫赫尔滋。”

我也顺着他的语气做了类似的自我介绍：“晚安，赫尔滋先生，请坐。我姓刘。”

他坐下了，脸上呈露抑郁的表情，眼睛里满是疑虑与失望，显示他的内心已陷于极大的困扰。他似乎很疲倦，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白得像抹过粉似的。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声调很低，有点发抖，“单是学生集中开会，还不能算是十分严重的事；现在，事情变了质，可能变成种族抵牾！”

其实，所谓“种族抵牾”，未免言之过早。赫尔滋是白种人，最怕这种可能性的形成。

“现在，当局已采取断然的措施，”我说，“相信此次骚动事件，不久就会平息。”

对于我的看法，赫尔滋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只是低着头，仿佛一朵枯萎了的蒲公英。经过一番噤默后，期期艾艾说出这么几句：

“我……我听到戒严的广播后，匆匆赶……赶回来，什……什么东西也没有买。现……现在戒严了，不……不能出街。不知道你……你有余剩的食物吗？”

辨出他的来意后，立刻拿了两罐罐头食品给他。他将罐头食品接了过去，感动得流了眼泪。当他走出房门之前，他一边用衣袖拭干泪眼，一边做了这样的诺言：

“明天紧急戒严解除后，我一定到外边去买两罐罐头食品还给你。”

我笑笑。他疾步回入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赫尔滋一早就出街。我走去报馆看看。在报馆里，我听到两个消息：（一）警察当局于凌晨时分逮捕了几百个人；（二）当局的戒严令将于下午四时开始生效。

下午三点，我从报馆回到N旅店，看见赫尔滋垂头丧气地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当他见到我时，他邀我坐下。他对于种族抵牾仍有过分的忧虑，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只是没有提到那两罐罐头食品的事。他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但咬字不准。我断定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当我称赞他的英语讲得流利时，他脸上立刻浮起自得的笑意。他说他除了英国话外，还会讲法国话、德国话、西班牙话与俄国话。

“你是一个人才。”我说。

他叹口气。

我询问他的国籍，他迟疑片刻，说是黎巴嫩人。这种不必要的迟疑，证明他在撒谎。关于这一点，我倒有点困惑不解了。赫尔滋故意隐瞒他的国籍，应该有个解释。

谈到他的职业，他说他曾经在飞机场做过翻译员。这“曾经”两个字，意味着一件事：他目前并无职业。我相信我的猜测不会错，赫尔滋的自尊与傲慢还没有因为贫穷而消除。

由于实施戒严令的关系，闲着无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发现赫尔滋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他说他曾经在开罗开过小店。他说他曾经在旧金山一家大公司做过联络员。他说他曾经在马德里做过小贩。他说他曾经在柏林一家旅行社里做过秘书。他说他曾经在中东一个小国家做过政府官员。总之，赫尔滋是一个喜欢陶醉在过去而又必须用“过去的光荣”维持自尊与傲慢的人。过去的种种，对赫尔滋来说，等于燃料，经常在替他制造生命的推动力。他的苍白的脸色，说明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力仍强，并未因贫穷而失去挣扎的勇气。

我们谈得起劲时，“丽的呼声”又播出当局的决定，说是自即日起实施全日戒严，除上午八时至十时内，市民可以出外购物，其余时间必须留在户内。至于何时解除戒严令，当视情势而定，另行公告。

赫尔滋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一点血色也没有。我正欲提出问话，他却霍地站起，疾步走入自己的房间。这天晚上，N旅店的房客多数很早就上床，我也不是例外。午夜过后，我被杂乱的吵架声惊醒。吵架声来自赫尔滋房内，声音嘹亮，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八时，我走出N旅店前往报馆时，在街角遇到赫尔滋。

“早安，赫尔滋先生，到巴刹去买东西？”我问。

他露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用低沉的语调反问：

“你去买东西？”

“我到报馆去看看。”

“十点以前必须回旅店。”

“我知道。”

一辆计程车疾驰而来，我挥手截停。抵达报馆，才知道情况仍极严重。梧槽律、阿拉伯街、惹兰苏丹、文达街等处依旧有小规模的骚乱。我当即赶去莱佛士坊，在一家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物，搭车回去。

中午，赫尔滋先生与他的太太又吵架了。吵了一阵，只剩下赫尔滋太太的饮泣声。晚上，那位肥胖的太太忽然像一匹脱羁的马似的，从房内奔出，快步走下楼去。毫无疑问，她已暂时失去理性。这是宵禁期间，任何人出现在街头，必遭警方逮捕。我见到这种情形，忙不迭追下去，在旅店门口一把将她拉住，用英语对她说：

“不能走出去。”

她歇斯底里地大声呐喊：

“我饿！我要吃东西！”

“你上楼去，我拿些东西给你吃。”

她的理性迅即恢复，被赫尔滋拉了上去。我又拿了两罐罐头食物给他们，赫尔滋红着眼圈对我说：“不知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笑笑，走去电话机边，打了一个电话给报馆。据报馆的同事说：情况依旧严重，宵禁可能还要继续几天。搁断电话后，我立刻想起了赫尔滋夫妇。要是宵禁继续实施的话，这一对贫穷的夫妇必将遭遇更多的困难。

这天晚上，我在会客厅休息的时候，赫尔滋又走来跟我聊天。他承认他是犹太人。

宵禁又继续了五天。在这五天中，赫尔滋夫妇不知道吵过多少次。赫尔滋太太在宵禁解除的前夕突然晕厥。大家以为她患了急病，由旅店账房打电话急召救伤车送去中央医院救治。第二天早晨，宵禁解除，赫尔滋从医院走回来，我在电梯口见到他。

“情形怎么样？”我问。

“好得多了。”

“患的是什么病？”

“没有什么，只是饿昏了。”

我取出烟盒，递一支烟给他。我说：

“你必须找一份工作。”

赫尔滋目无所视地望着前面，仿佛完全没有听到我讲的话，沉默片刻，说出这么一句：

“我是犹太人！”

这样的答复，使我百思不解。我不明白：一个赫尔滋这样的犹太人怎会连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也找不到。记得暴动刚发生的时候，赫尔滋曾经对“种族抵牾”有过很大的忧虑。

宵禁解除后，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清早出街，中午时分带一只长面包回来。每一次带长面包回来时，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紧紧包裹着，蹑足而过，仿佛那面包是用不名誉的手段弄来的。其实，我对他的心情倒是相当了解的。一个自尊心尚未完全消失的人，天天吃长面包，总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不能顾到体面的事，越来越多。除了夫妻吵架外，旅店的账房先生也在加紧向他追讨房租了。赫尔滋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哪里还有能力缴付积欠的房租？我断定：赫尔滋是迟早要被旅店当局赶出去的。

关于这一点，赫尔滋太太也知道。因此，在一个大雷雨的晚上，赫尔滋夫妇又吵了起来。这一次赫尔茲太太发了很大的脾气，将茶壶茶杯之类的东西摔碎后，犹如一支飞箭般从门内冲出，一边哭，一边嚷，脚步搬得很快。使我感到困惑的是：赫尔滋太太离去时，赫尔滋并不追赶。

第二天早晨，在会客厅见到赫尔滋，发现他的眼睛布满红瘀血丝。

“你的太太走了？”我问。

“是的，她走了。”赫尔滋答。

“为什么不将她追回来？”

赫尔滋叹口气，答话时，声调微抖：

“她迟早要离开我的。”

对于赫尔滋的际遇，我相当同情；但是除了送些罐头食物给他充饥外，不能给他更多的帮助。

赫尔滋太太出走后，不到半个月，赫尔滋本人因为积欠房租太多，被旅店当局赶了出去。赫尔滋离开旅店时，我在报馆做工。我回到旅店，从伙计的嘴里获悉这件事。我不知道赫尔滋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每一次经过他曾经住过的房间时，心里不免有点惆怅。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赫尔滋睡在康乐亭旁边的石凳上。醒来，脑子里听到的第一个思念便是：赫尔滋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居住问题。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尔滋，是非常偶然的。那一天，我从报馆出来，走去“红灯码头”的邮政总局寄信。信寄出后，需要一些日用品，走去莱佛士坊的罗便臣百货公司选购。

莱佛士坊是银行区，也是新加坡的心脏地带。凡是外地来的游客，想采购货物，莱佛士坊必然是第一站。正因为这样，白昼的莱佛士坊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行人。

当我买好日用品走出罗便臣公司时，后边忽然有人用英语对我说：

“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回头一看，竟然是赫尔滋。

他瘦了，比在N旅店时更瘦，两眼深陷，颧骨高耸。

“还没有找到工作？”我问。

他想答话，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塞在他手里，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涌出。他用泪眼向我呆望片刻，费了很大的劲，说出一句“谢谢你”，掉转身，仿佛一只受惊的兔子，疾步窜入人群，瞬即不见。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赫尔滋了。有时候，午夜梦回，因为听不到这对贫贱夫妻的吵架声，反而觉得宁静，有点可怕。

有一天晚上，我到“新世界”邻近的麻将馆去打牌，赢了钱，几个在歌台做工的朋友要我请他们到三龙街去吃消夜。在这些朋友中间，有一个常在烟格赌档出入的驼子忽然提议到一家下等客栈去看“隔壁戏”。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就谈呀笑地走去寻找刺激。

那是一家下等客栈，肮脏，黝黯，说是客栈，其实是妓寮。当伙计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立刻带我们走进一个没有灯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有很多小洞，将眼睛凑在小洞上，可以看到精彩的“隔壁戏”。当我将眼睛凑在小洞上时，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了。那个在邻房出卖肉体的女人正是身形像木桶的赫尔滋太太！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九龙宵禁解除后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