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玲 叶娓娜 王仁芸 王晓堤

姚启荣 黄维樑 陈锡麟

《酒徒》的重要意义

姚启荣：很多人都说刘以鬯先生的《酒徒》是意识流的小说。这点我同意。但《酒徒》的重要意义不单在这点上（因为很多小说家都用过意识流的手法），而在内容。《酒徒》的主角是个卖文为生的人，为了生计而写武侠小说、黄色小说。作者写六十年代流落香港的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小说中有很多对“五四”以来作家的看法，某些方面似乎破坏了小说的结构，我却很喜欢这些有关“五四”源流的见解。如果当年这本小说有人重视的话，我们不必等到今天才知道“五四”的传统在哪里。《酒徒》基本上是表达“五四传统”的新见解和香港文化的问题，探讨范围很广泛。相较之下，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不是那么重要了。作者在六十年代让读者看到“五四文学”的源流及其对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不但看到作者对社会的批判，也让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联系。

陈锡麟：刘以鬯的《酒徒》《看树看林》，我读过，很有亲切感。当他追溯一些事时，当时他在那地区，我也在那地区，他当编辑，我从事的工作也和文化事业有关系。《酒徒》里面写的很多都是事实，两个人谈起来，很多人物呼之欲出。

《酒徒》的技巧

钟玲：请大家谈谈《酒徒》的技巧。

叶娓娜：《酒徒》的意识流写法和诗化的语句充满魅力，不过以巨著的眼光看《酒徒》，辐射面仍不够广。

钟玲：刘以鬯先生写《酒徒》时的心情，不过为了“娱乐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写什么“传世之作”。

黄维樑：刘以鬯先生饮酒吗？（众笑）

姚启荣：他绝对不饮。

王仁芸：他在《酒徒》里写他最关心的事物——在香港商业社会里，任何严肃一点的艺术都没有什么市场价值，有市场价值的，就是刘先生所谓“文字垃圾”。一个职业作家具有艺术良心的话，面对这种现实的确很痛苦。《酒徒》有作者的影子，他对“五四传统”和外国文学一直很关心。书中人物麦荷门想搞杂志，又无眼光，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他关心的事是严肃的文学处于商业社会所受的压迫，我一点不觉得《酒徒》的辐射面不够。一些小说不能以它时空的幅度来评价它的高低。香港很少有像《酒徒》用意识流手法写长篇作品的。

姚启荣：当时评《酒徒》的文章有两篇，都是讨论作品意识流技巧。一篇是李英豪写的，一篇是吴振明写的。这么大部作品用意识流手法，在六十年代是相当轰动的一回事。《酒徒》是香港六十年代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和个人在社会文化的横切面、纵切面的关系。

文人小说

王晓堤：我是四五年前看《酒徒》的，其实我没有资格评价这本书。印象中我很喜欢它，很喜欢作品中的文学观点、理论，介绍沈从文的《萧萧》《黑夜》《丈夫》《生》，乔也斯、汤马士·曼《魔山》……现在再读，有个疑问：这样写小说是否是优点呢？我看过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赌徒》，相较之下，觉得刘以鬯先生似乎过分激情，似乎失节制的地方不少。

叶娓娜：我觉得用意识流手法写他的感觉一点不过火，他要表现他强烈的感觉，用意识流的写法是很聪明的。他写得有组织、计划。舒巷城同样在自己作品里介绍书、作品，就不及刘以鬯的让读者信服。

黄维樑：我认为《酒徒》可归入“文人小说”。作家借作品说出一些对文化现象的看法。李汝珍借《镜花缘》讲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释、道）及文艺的看法。《镜花缘》的故事当然吸引读者，但读者可能把故事、情节视为次要，不过作为表达作者意念的桥梁。钱锺书的《围城》也属这类小说。夏志清指出《镜花缘》是Scholar Novel（文人小说）。《酒徒》出版至今，刚好二十年，当时文化界的不少现象，目前仍存在。——严肃的文学得不到大力推广，色情之类的仍然流行。在《酒徒》中，作者重新评价了“五四”以来的小说。他提出被遗忘、不受重视的作品，要扭转批评的风气。

王晓堤：这些描述和反映商业社会腐败的主题有关吗？

黄维樑：作者对当时身处的社会种种毛病有感于怀，甚至萦绕于怀，因此写了这一部小说，他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这些问题。（作者写的都是他感受最深、最尖锐的问题，如杜斯退益夫斯基之对宗教，艾略脱之对现代文化，刘以鬯在小说里批评文化界的怪现象：例如，笔会的代表连乔也斯是谁都不晓得。作者写这些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文坛的恩怨，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酒徒》是对香港文化透视有真知灼见的一部作品，很有代表性。作品的意识流表现反而是其次的。

陈锡麟：传统小说里作者借作品中人物的口批评书、批评历史的情形比比皆是，《红楼梦》里，曹雪芹就常借贾宝玉、林黛玉批评历史事件、某种文人、某种文体。

黄维樑：中国才子佳人的小说，千篇一律——曹雪芹也提出这样的批评。

（录自《香港小说初探——“文艺座谈会”记录》，原载香港《文艺杂志》季刊第六期，一九八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