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什么,聊聊,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上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遛哒到另一家。入夜,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象本地人士,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曝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象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聚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有潜质;妈妈回忆,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是个淫胚。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象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Fanny Hill》、《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磁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尿道和阴户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和我的假帐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至今为止,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我老婆说我不能象对待鸡那样做她,要举案齐眉,不能忘记了礼数。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乱伦的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象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象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那些是鸡,那些是鸭,那些是鹅,那些是同性恋,那些是吸毒者,那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眼影、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象。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来,从血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象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粘稠而透明,我象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味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地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它浑如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翘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帐。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如果认定是假的,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都是一天比一天强,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有时候争得凶了,各持己见,如果争论的对象是鸡,就打赌。把姑娘叫过来,请她喝杯酒,让她当裁判,输的人付酒帐,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下,姑娘们都真诚坦白,绝不作假。极少见的情况下,我们也搞错。有些人表面风骚内心娴静,虽然有鸡态,但是绝对是本分人,教初中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的,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然后建议她入行,听从心灵的召唤,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兴致更高的时候,会帮她设计,教训她不规矩的老板。比如她一拉帘子,就表示有情况,象过去革命电影里通知地下党战友似的,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抓奸抓双。得来的银两全归她,买些更漂亮的衣服,招徕更多的骚扰,我们再抓更多的奸,得更多的银两,买更多的漂亮衣服,如此进入良性循环。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民航的、邮政的、保安的、警察的、看病的、饭店的、跑堂的、清洁的、做饭的,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说也该给鸡们设计一套制服,上班的时候穿上,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人们认起来也容易,避免误会,两下里方便。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辨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趣味的一节,斗智斗勇,机变无穷,与事前砍价事后付钱一道,使人在这件事上区别于猪狗。可是闲得无聊,我们还是向酒吧的老板讨了几张白纸,让姓方的执笔,大家出主意。颜色都同意保持黑色,应该根据季节和场合分夏常服、冬常服、作战服、训练服、夏礼服和冬礼服,应该有绸子和皮革两种不同质地,应该有肩章、领花表明等级,勋章、绶带表明功绩。最后出来的样子大家都笑了,纸上一个巨乳女子,黑衣黑靴,黑色硬壳帽,板带护腕,凤眼圆睁,横眉立目,嘴角朝下。如果加一条皮鞭,加一句“残酷严格的奴隶训练”,加一个电话号码,活脱一个国外三级杂志上吸引男性受虐狂的广告。那张纸后来被酒吧老板讨去,胡乱用图钉钉在吧台的酒柜旁,他把我们当晚的酒帐免了,

我请教过妇产科医生,她说畸胎本来是我的弟弟或是妹妹,我是个杀手,我消化了我的弟弟或是妹妹,剥夺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象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阴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在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和清朝末年那个彪悍无比的女人同姓,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在如今这个呼机时代,一些小姓依赖历史上的一俩个同姓名人与呼台小姐沟通,比如“姓哈,没鼻子哈弥赤的哈”,“姓詹,詹天佑的詹”。那个姓秋的奇女子不会想到,百年后她以这种形式被纪念,产生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象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象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线路,把他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烦躁,甚至至今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帐,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走,很晚才回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