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物色“执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个计划的关键，这个人直接关系着计划的实施，更关系着安全保障。叶红军回到罗马后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尽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责的，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在驱动着他，使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有“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信息库，有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基础，有广泛的交际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条件，有把握完成此项工作。

确切地说，自大学毕业后他与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几年里，宋一坤只请他办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请他在奥地利调查“铁鹰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孙刚移民到奥地利。

从调查高天海到夏英杰的八十万元文稿竞价，这期间相隔了几年的时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叶红军从这件事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再一次领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艺术。回忆起来，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铁鹰饭店”临近落成，围绕着饭店的装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关系的装修公司之间明争暗斗，竞争得难解难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竞争无望，便让手下找来一堆铁鹰集团的内部宣传刊物《铁鹰月报》和一本《铁鹰集团概况》宣传画报进行研究，试图有所启发。

宋一坤研究了两年来的二十多期简报，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业务需要曾三次出国，去过七个欧洲国家，其中六个国家均只去过一次，惟独奥地利去了三次，这就是，他每次出国都要去一次奥地利，然而，除了六国之外，“铁鹰集团”惟独与奥地利没商务联系。高天海去其他国家，接待他的都是相关企业领导人，而他三次去奥地利，接待他的均是华侨协会，并无商业背景。这说明，他与那里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一坤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机会，如果叶红军能从海外打通关系，这种曲线切人的方法总比在国内行贿无门多了一线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长高天海身上打开缺口，就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他马上给当时侨居维也纳的叶红军打电话，介绍了背景、线索和目的，请叶红军了解高天海与华侨协会的关系，争取找到机会有所突破。

叶红军很快打听到：高天海与华侨协会并没有联系，他三次来维也纳，接待他的均是一个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华侨协会的一名理事，经营一家百货商店，兼做移民生产，搞签证办居留很有办法。

叶红军认识田玉青，但并没有贸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从田玉青周围的人中间打探消息，搞清田与高之间的关系。叶红军了解到：原来田与高是经一个香港人认识的，并无深交。高天海来奥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来找情妇。该女子名叫周丽，北京人，现居格拉茨，拥有一家餐馆和一套住房。周丽从北京移民奥地利是田玉青经办的，中间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认识周丽，后来才认识的高天海，据说那位港商曾是周丽的未婚夫，周丽的财产也是港商给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红军从“华侨大学生互助会”的名单里查出周丽在北京和格拉茨的两处地址，立即往国内打电话请北京的朋友了解周丽的家庭背景，同时亲自去格拉茨调查周丽的财产状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周丽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丽却在格拉茨以二十六万美元买下一套房子，二十万美元买下一家餐馆。

叶红军冷静分析了情况之后认为，田玉青已经不重要了，应该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证据，他把情况和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找个相关的借口接触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证据。

宋一坤只讲了一句话：虚构一个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钱、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叶红军经过了精心策划，虚构了一个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见田玉青就给了他一万先令的定金，可谓背景不小。田玉青为了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列举了许多实例，讲出了很多情节、数字。叶红军以一万先令的代价掌握了高天海出资移民周丽的全部内幕，从而也得知，那位所谓的“港商”其实不过是田玉青的一位老乡。

至此，宋一坤已经拿到了与高天海直接对话的王牌。但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变得复杂了。宋一坤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弃这次竞争装修工程的机会，留着这张牌等以后有条件时再派用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原因：一、暴露了叶红军，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叶红军有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诈乃小人之举，不够君子之度，从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无意中却给王海、孙刚不久后的出国铺平了道路。

转眼几年过去了，叶红军也从奥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罗马的“风水”对他更好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迁，无论高天海再发生什么事，再也不会有人将“叶红军”与“高天海”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了。

回忆往事，审视眼前，叶红军感到如果当年调查高天海只是一点小聪明的话，那么这次物色“执行人”则需要更严谨的思维、更准确的选择、更周密的策划。这是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之举，也是把良心交给上帝的性命赌博，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失误。

叶红军反复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关于物色“执行人”的六项条件，他认为，现有的六条是不够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还应该增加三条原则——

一、物色过程严格保密的原则，不能让周围的人看出任何活动过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点。

二、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执行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不在中国的原则，预防万一之万一。

三、不向宋一坤报告“执行人”情况的原则，万一情况恶化，不能让宋一坤受到这个方面的牵连。

叶红军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报社提出两次警告，他离除名已经不远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头，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个诗人脑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负债累累，像输红了眼铤而走险的赌徒，无论过去写诗还是现在经商，都具有疯子的特征。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来，他将不再是穷酸的诗人，财富将使诗歌在他的生命里真正成为一种艺术、一种高雅、一种品位。

“方氏保健调味球”寻求投资商的信息在一家卫星电视台播出后，每天都有咨询电话打来，报社文艺版编辑室一时间几乎变成了咨询中心，这下又把领导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方子云则连夜“私访”了报社几位主要领导的家，还请编辑室的同事们到一家餐馆光顾了一番。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编辑室的电话号码，他是有意这样做的，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效果，这样才能“说得清楚”。而报社之所以没有将他除名，除了想给他留条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个人才。作为文艺版的编辑，他毕竟是称职的。

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编辑室审阅稿件，同事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来，对他说：“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两位编辑同时抬起头向客人望去。来访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灰色西裤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弯搭着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着一只皮箱，装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着没动，问：“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陌生人放下皮箱，取出一张名片递上说：“我是根据电视广告提供的线索找到这里的。”

名片上印着：深圳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东阳。

方子云说：“对不起，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我不能凭一张名片就接待你。”

他的态度有些生硬，因为他无法确定此人是否他应该服从的人，如果不是，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事态往失败的方向引导，他只能与专门派来的人进行合作。

陌生人注意到了对方的态度不够热情，他取出身份证递上说：“方先生，是你在卫星电视上发布消息寻求投资商，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我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文学爱好者。”

方子云和另外两个编辑部笑了。

“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这是宋一坤写在纸上十个重要事项第五条的前两句话，对方讲得一字不差。方子云心中有数了。

身份证上显示：刘东阳，男，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住北京朝阳区三里庙胡同七十五号。身份像看不清楚，因为中国的身份证照片全是一个犯人模样，根本无法辨认。

方子云将身份证还给刘东阳，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说：

“房地产是大生意，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项目呢？”

“方先生过谦了。”刘东阳说，“调味球方便、保健，应是家庭厨房必备的东西。中国有几亿个家庭，有百分之一的家庭购买就不得了。这个产品投资规模可大可小，机动性很强，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所以我感兴趣。”

方子云说：“我每天接到很多联系电话，但亲自上门洽谈的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你的诚意。你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来洽谈？”

“以我个人的名义。”刘东阳解释道，“我从四川来，刚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会。三阳公司是我们三个亲兄弟合办的，取每个人名字的‘阳’字，所以叫三阳。兄弟之间的合作难免受到家属的影响，说不清是工作矛盾还是家庭矛盾，最后分家了，各干各的。我去四川就是为了找项目，但是收获不大。我的资金有限，规模太大干不了，小打小闹不想做，一定要找合适的项目，关键是要有发展前途。”

方子云说：“关于产品的认证等级、专利证明和现有原料、设备等情况，你在电视上都看到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总不会盲目来找我。”

刘东阳说：“具体内容我们双方协商，我只谈两个基本意见。第一，四川的饮食文化全国知名，安河市劳动力便宜，而且我知道有一幢现成的办公楼要出租，安河市对外地投资也有优惠政策，从地利上考虑，厂子办到四川安河市比较合适。第二，既然是专利技术就要独家生产，广告宣传的规模要上去，生产规模也不宜太小，根据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筹集两百万元投资。”

“两百万，出乎我的想象。”方子云说，“我只能以技术入股，你把投资额定这么高，我怕连汤也喝不到了。”

刘东阳问：“你开发产品的总投入是多少？”

“有据可查的是十六万。”方子云答道，“我为这个产品连命都快搭上了，你不会理解的。”

刘东阳说：“如果你愿意，而且索价合理，我更倾向于买断专利，这对你我都省事。”

“这不可能。”方子云摇摇头，又看了一下手表说，“我现在是工作时间，不宜谈私事，中午下班后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详谈，我带你到存放设备的地方看看。不过我必须先声明，如果合作的话我只能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按报社的规定每年要上交七千二百元，我现在就差没卖掉自己了，在盈利之前我拿不出这笔钱。”

“每月六百元，不算大问题。”刘东阳站起身说，“我住东方大酒店四O一四房，下班后你来找我，可以吗？”

“可以。”方子云站起来，握手送客人出门。

整个见面过程编辑室的同事都看到了，每个人都是见证人效果非常好。

客人刚走，一位同事便说，“子支，你时来运转了，我劝你把专利卖给他，保险。”

另一位同事也说：“你现在风险太大了，见好就收吧，少赚几个总比负债强，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方子云表情很严峻，说；“既然已经冒险了，就得走下去。赚个十万八万的，我自费出版四本诗集再还掉利息，还能剩什么呢？又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了。”

三天后，玉南市公证处受理了刘东阳与方子云的合作协定，公证内容主要有：

一、由刘东阳出资两百万元人民币，方子云出技术和部分设备，双方合作创办“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

二、公司设在四川省安河市。

三、刘东阳占70％的股份，全面负责公司管理。方子云占30％的公司股份，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业务。

四。方子云的停薪留职费每年七千二百元，由公司先行垫付，分红时从方子云的红利中扣除。

一切都经过预先设定，却又必须严肃认真地表演下去。方子云实在看不透烟幕后面的东西，也很难将宋一坤在神与鬼之间划出一道鲜明的界线。在他心目中，宋一坤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常常感到他存在的幽灵，是一个释放能量而又不动声色的幽灵。

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朋友他应该是幸运的，而幸运之中却也难免有可怕的感觉。

奥地利国维也纳格拉普尔有限公司的镀金标牌与其他公司的标牌一起，赫然镶贴在江州国际饭店大厅的墙壁上，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以为那是一家具有相当实力的外国公司，仅国际饭店的房价和服务规格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其实，格拉普尔在维也纳只是一家餐馆的名称，原是一位德国人创办的，后来餐馆几经转卖，一直都沿用这个名称。到了王海和孙刚手里，这个洋味十足的名称便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企业破产法》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亏损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国家领导人先后在各地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策。

资金！资金！

中国迫切需要资金，企业迫切需要资金，国债的发行量一年比一年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出台优惠政策，诸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招数层出不穷，从武术到花卉，从饮食到民俗，凡是可以用来搭台的材料全都用上了。更有甚者，有人苦于本地区一清二白，竟“引经据典”把一座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帝王陵墓从千里之外迁进自己的地方志，于是大兴土木，招来国内外大批学者和游客，居然也富了一方百姓。

宋一坤正确估计了大气候，大气候也为宋一坤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原来时势不仅可以造就英雄，也同样可以造就出别的东西。而他的人格投资和战略远见又为他抓住机会提供了资金和人力的保障。

王海有宋一坤的指挥，胆更壮了。他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

经验告诉他，只要有宋一坤指挥，不必问为什么，不必知道原理，只要服从命令就可以发财。而教训则告诉他，一只抡炒勺的手绝对抢不起一支将军的红蓝铅笔。

现在，王海和孙刚只知道服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宋一坤。即使天塌下来，宋一坤的命也比他们的命值钱，死亡与受伤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四十天内筹集两百万元人民币对王海和孙刚来说并不算难事，难就难在“秘密”二字，难在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携带？怎么转移？要知道，两百万元人民币即使全部是一百元面值，也需要装满四只皮箱，其风险不可想象。

为此，王海和孙刚采取了层层分解、化整为零的方式，先后从维也纳带进十三万美元现钞，又以探家的名义从侨乡亲戚朋友那里秘密筹借十一万美元。他们将二十四万美元现钞悄然地集中在江州，存放在国际饭店格拉普尔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为了这笔钱的安全，孙刚不得不与王海一道留在江州，轮流在办公室值班，等待着专人来取。

这大下午，格拉普尔有限公司与江州皮革厂的新一轮谈判在皮革厂会议室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一年了，意向协议签定之后，正式协议迟迟定不下来，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总是不停地开会、不停地研究。

对于合资，皮革厂的态度一直是半信半疑。外商机构常驻国际饭店，工程师、会计师、法律顾问、司机、文秘等等，人员组织齐备，每天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开支，从这一点上看让人不能不信，而尽管中方一再让步，外商却得寸进尺，条件要求越来越苛刻，大有刁难。拖延之嫌，看不出实质的诚意，又让人不能不怀疑。皮革厂不明白，格拉普尔公司这样打消耗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皮革厂的困境已经跌到了建厂历史的最低点，厂里除了值班人员和个别车间零星的生产之外，绝大多数职工都呆在家里靠领取基本生活费度日。积极走向外资，这不仅是市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皮革厂也希望借助外资迅速改变工厂的困境。谈判对职工毕竟意味着一线希望，对厂长毕竟意味着权力的延续。

王海将一部价值两万元的手提电话机以借用的名义赠送给马厂长，这似乎是联络私人感情，而厂方却从中又看到了一点外商的诚意。当外商正式提出了独资的要求时，厂方一时竟不知所措，急忙向主管部门汇报，研究应变对策。厂方意识到：或成功、或失败，最后的时刻到了。

正如宋一坤所预料的那样，皮革厂上级主管部门态度十分明确，指示皮革厂一定要争取谈判成功，外商独资与合资相比，独资对江州的意义更大：

一、盘活了国有资产。

二、甩掉了亏损企业的沉重包袱。

三、引进了更多的外资。

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五、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谈判双方利益一致，心态相同，这就为谈判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海坐着长期包租的奥迪轿车前往皮革厂出席谈判，由漂亮的女秘书开车。同车的另外三个人都是从维也纳带来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会计师和翻译。其中工程师是奥国人，这标志着未来的皮革厂将完全以奥地利的生产技术为建设标准。

工厂的大门临着马路，门面很美观，这大概是迫于市容管理的要求。进入厂区就完全不同了，四周冷冷清清，到处是破败的景象，几座车间像出土文物一样古老，似乎经不起一阵大风的吹袭。

谈判场所布置得很干净，大型会议桌上铺着一块绿色绒布，房间的四角放着四个电暖器，墙边摆着几盆常青花卉，每个席的前面都有一杯茶水。外商代表来了五个人，中方代表来了十一个人，双方各坐一边。

谈判开始。

王海首先发言，他习惯性地站起来说：“各位代表，我们的谈判持续一年了，毫无实质进展，你们皮革厂以逸待劳，觉得无所谓，而我方每天都在承受着大笔的开支，这样拖下去我们受不了，你们也得不到好处。最近我们提出独资的设想，其目的有三个，一是进一步表示我们投资的诚意；二是不允许你们的国营作风继续影响我们的工作节奏；三是希望尽快结束谈判，我们与其在这里搞拉锯战，还不如重新考察其它投资项目。”

王海是在背台词，这段话既给过去的谈判下了结论，又给以后的谈判定了调子，在推脱责任和否定对方的同时，使自己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似乎随时都可能拍桌子走人。

马厂长身材高大，会议室的简易木质沙发显得小了一点，看样子坐着有些不舒服。他抽着烟静静地听，显得胸有成竹。皮革厂主管部门的基本原则是：如果外商是假投资，那就必须得有个说法，休想以转嫁责任的方式一走了之。必要时，可以答应外商的全部条件，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拿出钱来。

马厂长发言道：“过去的事不谈了，现在只谈皮革厂转让产权的事。自从你们提出独资的要求后，我们双方在正式谈判之前也进行了一些接触，交换过意见。现在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是产权转让的附加值，转让产权如果仍按合资时核算的股份值，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产权转让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人总是要吃饭的。”

外方的会计师说：“关于产权转让的附加值，我方的看法正相反，当时的股份值是以你们的价值尺度核算的，尽管这个数字写进了协议草案，但我方并没有表示接受，也并没有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下来。关于股份值的贬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我想请工程师来解释这个问题。”

当工程师正在听德语翻译的时候，王海说：“那个股份值我们吃亏了，但是你们也受影响，因为是合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独资，是一次性买断。批发和零售怎么能是一个价呢？”

这番话既有失水准又不着边际，引起在场的人忍不住地嘻笑。王海顿时有些尴尬，女秘书赶忙打圆场，轻松地笑着说：

“王总真有气度，这种场面还忘不了幽默。”

“宽松宽松气氛嘛。”王海顺势笑道。

工程师取出大量图片和资料，一边指点着一边讲话，翻译在一旁几乎以同步的速度作中文讲解。工程师的意思是，按照奥地利皮革生产的技术要求，中方现有的厂房、设备全部都要报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奥方不能以买设备的价格买一堆废铁和砖头瓦块。工程师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各种有力的科学根据。

“当然啦，”王海不等对方开口便抢先站起来，这次他慎重了，不紧不慢地说：“我毕竟是中国人，毕竟在江州生活过，我不会那么黑心，我要是对江州没感情就不来这里投资了。如果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进行技术改造，皮革厂的大部分设备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这一点我和工程师讨论过，洋人可以不讲，但我不能不讲，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希望江州方面也能体会海外华侨的难处，拿出点诚意来。如果我坚持现有的设备都要报废，我有根据，如果我不想费事进行设备改造，那是我的自由，可我没有那样做。”

马厂长说：“双方国情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有争议也在情理之中。关于情与利，还是应该面对中国的国情。比如企业破产，在国外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存在职工的安置问题。中国就不同，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奋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要高于一切。所以我想，股份值和职工安置两个问题放到一起来谈，如果可以互补的话，解决争议的方式就多一些。关于职工安置，请王总谈谈你的意见。”

王海说：“本质上讲，我们对职工安置不应该负法律现任，因为你们是国营企业，职工是国营企业的主人，职工应该跟着产权转让费走，跟着党和国家走，但是我们还是打算协助政府做一些工作。”

“具体都有什么内容？”厂方的一名代表问。

王海看了女秘书一眼，秘书会意，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份名单，说道：“第一，我们从现有职工里挑选六十名留用，名单我们拟定了，我们计划在谈判协议没有正式签定之前，先行组织他们进行培训，学习质量管理和皮革生产的专业技术，培训的场地费和师资均由我方负担，所有学员均带工资学习，工资标准暂定每月三百元，由我方支付。我们这样做，一是表明诚意，二是提前为投产做好生产骨干的准备。第二，对于没有选上的职工，我方发给每人五千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至于退休职工，我方不能负责。”

五千元的安置费对于城市消费显然杯水车薪，以利息计算，每月不过四十元。但是，六十人留用并先行纳入外方管理，这个举措出乎厂方的预料。厂方谈判代表对留用名单反应敏感，都争相查看，会场里引起一阵骚动。

马厂长并没有看名单，而是凝视着王海默默地沉思。王海的眼神也并不回避，笑道：“马厂长，该你拿出点诚意了。”

马厂长问：“你这样做，万一谈判破裂了，那么多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当然。”王海说，“不过，我也认识江州了。”

王海心里是有一本经的，按照宋一坤的要求，签约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只能限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他必须把握这个节奏，先稳住成功的大局，再从枝节问题调整时间，争取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把产权转让值压到最低限度，让坤哥看看，他王海也不是只会吃干饭。

这时，女秘书提包里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听了一下，递给王海，说：“王总，你的电话。孙总打来的。”

王海心里一怔，因为孙刚知道他在谈判，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会来电话的。现在电话来了，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取钱的人出现了。

“对不起，我出去打个电话。”王海说着站起身，拿着电话到外边去了，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使他打了个冷战，他又激动又紧张。

“孙刚，你可以讲了。”他轻声说。

孙刚说：“取钱的人来电话了，约定今晚八点半他在大众影院门口路北等着，在车上见面，今晚你安排活动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另外提前把司机打发走。来人知道车牌号，你自己开车去，确定身份后带他来办公室。”

“明白了。”王海说。

孙刚又说：“来人凭一封信证明自己，他说，他没权利知道信的内容，所以你拆信，看信和说话时注意点。”

“懂了。”王海说，“这边谈判快结束了，我安排一下马上回去，咱们见面再商量。”

王海关掉手机回到谈判室。

一九九四年一月，新的一年开始了。元旦过后，北京的街头依然能使人感到节日的气氛。昨夜的一场小雪又给繁华的首都增添了一道白色的风景。

早晨六点半，夏英杰从江薇家里出来，由江薇陪同乘出租车前往越秀饭店。宋一坤刚起来，正在卫生间里洗脸，听见门铃声便去开门，手里还拿着毛巾。

进门后，江薇埋怨地说：“坤哥，昨天晚上我请客你没来，太不给我面子了。”

“这你就不懂了。”宋一坤说：“我这人大土，不适合又吃又唱的洋玩艺儿，去了也是给你出丑，更没面子。再说，阿杰一去也就代表我了。”

夏英杰说：“昨天晚上挺热闹的，没想到江薇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文化圈的朋友，连苏卫国也赶到北京给她送行，据说他们正在筹建一家音像公司，将来还要出品MTV，这倒是个热门。”

“能量不小嘛。”宋一坤把毛巾放回原处，从茶几上拿起香烟点燃一支，说，“江蔽在有限的时间内能糊弄住一帮文化商人，本身就不简单。”

江薇说：“给你看一样东西，不准取笑。”

那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意大利国罗马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蔽。下面是地址和电话通讯号码。名片用中、意两种文字印制，还有一个中国联络处的地址，大概是苏卫国的文化公司所在地。

宋一坤笑了，说：“一个只有你和阿杰两个人的小公司，这个经理‘总’得起来吗？”

“总不起来也得总，”江薇说，“这个你就不懂了，现在兴这一套，不然没人理睬你，既然我是总经理，那阿杰就是董事长了。”

夏英杰也忍不住笑了。

宋一坤说：“当心，别吹破了。”

江薇说：“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吹。我们一方面在国内推出新人、新书、新歌，另一方面我在国外想尽一切办法在华人刊物上发表评论，反过来我们就可以操纵国内的新闻评论，说某人、某书、某歌在海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吹两吹，行情就上涨了。当然，文化产品的质量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那个不能叫吹，那叫营销策略。”宋一坤说。

“都一样。”江薇说，“我们是想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以最小的投人，获得广告所达不到的宣传效果，最终还是开发国内文化市场。”

夏英杰看看手表说：“一坤，时间不早了，快把你那口烟抽了，江薇来接你去吃早茶。”

江薇解释道：“今天是苏卫国做东，约好了七点半他在国际饭店等我们，说白了就是想见见你坤哥，他一直想知道阿杰身后的那个神秘人物。”

夏英杰笑着说：“昨晚我对苏经理说，我家一坤是无业游民，见了大经理就胆怯，见了陌生人就怕羞，所以不会来的。”

宋一坤憨憨地笑了。

江薇对夏英杰说：“那咱们就别等了；。”

夏英杰说：“我也不能去了，你替找向苏经理解释一下。现在是七点，高起飞时间还有三个半小时，我们至少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和一坤单独吃顿饭，多呆一会儿。”

江薇离开后，宋一坤说：“外面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情调一下怎么样？”

“你也会情调？”夏英杰笑了，问，“怎么情调？”

“吃地摊嘛。”宋一坤说，“吃地摊可不简单，它需要很高的境界。你不必装腔作势，你不必注意别人的盘子会不会使你感到寒酸，而根据别人的盘子来决定你的饭菜规格。你不是吃给别人看而是吃给自己，你可以随心所欲体会自由的感觉。你说，这算不算返朴归真的文化情调？”

“言之有理。”夏英杰笑道，“不过你找姑娘的时候可别吃地摊，人家才不吃你那一套呢。”

宋一坤说：“我根本不去找姑娘。”

“还算机灵。”夏英杰亲呢地拧了拧他的耳朵。

离越秀饭店不远有一个早市，地摊小吃一个接着一个，各种风味食品琳琅满目，每个摊位都或多或少地坐着一些食客，在寒冷的天气里，热气腾腾的小吃摊非常吸引人。

夏英杰在一张小桌旁坐下，吃北京豆汁儿加麻花，宋一坤从别处端来一碗四川麻辣面坐过来。宋一坤说：“你真能沉住气，出国这么大的事居然没跟家里打个招呼，十个女人九个都做不到。”

夏英杰说：“回家还不容易？正因为是大事我才不想惊动家里，踏上意大利的国土再告诉他们也不迟。我不能和江薇比，她的家就在北京。现在天气这么冷，我不想让父母来回折腾，万一情况有变你我都尴尬。”

“叶红军办事，我放心。”宋一坤说，“你千万把磁盘带好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出来对不容易，什么东西都丢了也别弄丢资料，你能否在文坛上站住脚，能否在社会上形成你的读者群，下一本书的质量至关重要，只能写好，不能降格。我在这边随时关注你的写作进展，你也可以请教叶红军，他是实力派人物。江薇的生意让她搞去，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但是你不能介入，你不能干急功近利的事，你的任务就是把根基打牢。”

夏英杰说：“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我究竟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或者说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打发出去。我不是说出国不好，现在谁不想出去？但是我们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出路注定是在国内。”

“里应外合不是更好吗？”

“我不管那些，重要的是我们得在一起。”夏英杰说，“如果我在罗马能站住脚，那你就必须得做决定，要么把你接过去，要么我回来，长期天各一方我决不答应。”

快吃完饭的时候，宋一坤问：“机场是公共场所，有件事要不要提醒你？”

“什么事？”夏英杰反问。

宋一坤说：“你知道女人临别时会做什么。所以，呆会儿回到房间你把机场要做的动作提前都做了，不然机场那么多人，太难为情。”

夏英杰说：“什么事一到你这儿都得程序化，人都快变成机器了，早晚我得把你改造过来。”

吃过早饭，他们回到房间，离开越秀饭店之前，夏英杰并没有预演分别的一幕，她显得格外平静，好像不是分别，而是挽着丈夫回家。

夏英杰和江薇在机场会合了。

前来为江薇送行的亲戚朋友有十几个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夏英杰和宋一坤站在大厅的一角，相比之下显得冷冷清清，甚至有些凄凉。但是夏英杰愿意就这样两个人呆着。

开始检票了，旅客在每个关口排起了长队，夏英杰夹在队伍中，宋一坤在不远处目送着她。

夏英杰低着头随着队伍向前移动，就在接近入口的时候，她终于控制不住了，从人群中冲出来，扑入宋一坤的怀里，紧紧抱住他，失声哭了出来。

宋一坤抚摸的她的头故意轻松地说：“咱们不是讲好的吗？又不是生离死别，很快就能见面的。”

“你看，我又犯规了。”夏英杰含着眼泪凄然一笑，说，“有句话太酸了，我怕你听了酸掉牙，所以得托着你的下巴才能说。”

“我能顶住。”宋一坤笑道。

“我只想让你记住一句话。”夏英杰的手还是托住了宋一坤的下巴，要说的话还没出口，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句话是：“我在海口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