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头天晚上喝酒过量，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才起床。起床后就想去看看女儿霜儿。这两年，霜儿读小学了，个子也长得很快，一年一个样。

我去金子家敲门时是霜儿开的门，霜儿看到我时很高兴，大声地叫着“爸爸，爸爸……”边叫就边往我身上扑。我随手就抱起她走了进去，我没想到，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两桌麻将正打得热火朝天。金子站在一个中年妇女后面看牌，听到霜儿的叫声后扭过头来正好与我四目相视。在那瞬间，金子的目光抖动了一下，很不自然。

我赶紧说：“这么多人啊，好热闹哦。”

金子走过来对我说：“你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抱着霜儿朝麻将桌上随意地扫了几眼，之后，我和霜儿说：“这里太挤了，爸爸带你上街玩去。”霜儿听说要上街玩，当然很高兴。

这样匆匆离开金子的住处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原打算和金子以及女儿坐在一起说说话，即使不谈感情上的事，聊聊其他的也好。毕竟曾经是夫妻，有些事情该关心的还得关心一下。但是金子家的那种场合逼着我选择快速离去，原计划好的聊天内容都在大脑中快速地PASS掉了。从内心来说，那也是一时之气。

在街上，我问：“霜儿，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打麻将？”

霜儿说：“每天都有的，从中午到晚上，很多人呢。”

我不解，又问霜儿：“这些人是你妈妈喊到家里来的？”

霜儿说：“是妈妈打电话叫来的，妈妈说，叔叔阿姨打牌会给我们钱的。”

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原来金子是在家开起了棋牌室。金子开棋牌室是为了挣钱，这毫无疑问，我突然想，难道是金子缺钱吗？我给她的钱不够她们娘俩开销吗？应该不会啊，小县城的生活水平我还是有数的，我给的钱的数目又留有余地。

不管是何种原因，我都不希望金子在家里开棋牌室，对金子自己、对霜儿的生活都不好。当然，我无权指责金子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将这颗不舒服之心往厚厚的衣服里裹了裹，等待有机会再问问金子事出何因。

目睹了家里拥挤的一幕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带霜儿回乡下过个年，一问霜儿，她也同意，剩下的就是金子的意见了。

金子忙碌着招呼、服务那些前来赌钱的牌友，对我提出带霜儿下乡过年一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如此看来，“钱与忙碌”在通常情况下能让人忽视亲情的存在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母亲见我带霜儿回家来过年当然很是开心，一下子，家里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祖孙三代人其乐融融。霜儿在城里长大，对乡下的事物充满了好奇，总是缠着我们问东问西，仿佛要问出个新的《十万个为什么》来。我感觉霜儿长大了，虽然只有八岁，但在很多事情的见识上已经高出我们当年十岁的层次。

霜儿是个小话唠，总是叨唠着没完没了。

霜儿说：“外婆说爸爸发大财挣了很多钱。”

霜儿说：“外婆说爸爸以后还会与妈妈复婚的。”

霜儿说：“奶奶与外婆都是好人，还有姨夫、舅舅也是好人。”

霜儿说：“妈妈想买新房子。”

……

大年初一一早，我还没起床，金子就打来了电话，开口就说找霜儿。我想，金子算是忙完营生了。金子在电话中问霜儿想不想妈妈，想不想回去，霜儿说想妈妈，但不想回去，乡下过年好热闹，大人小朋友都多。金子让霜儿替她问候奶奶、爸爸、小姑新年快乐。

这个新年，由于生意上的不顺，我兴致并不高，成天都在构想着年后工厂的发展目标，越想越纠结，仿佛陷入了僵局。好在有霜儿这个小麻雀在，成天叽叽喳喳，冲淡了一些我的忧愁与不快。

吴婶还经常来串门，问的都是有关绿叶的事，生怕绿叶过得不开心，在浙江受人欺负。我和小梅告诉吴婶，不用多想了，绿叶过得挺好的，日子美得像油菜花，金灿灿满地都是。吴婶笑了，说：“以前绿叶在家过年，没觉得怎么样，这回，绿叶没在家过年，总感觉家里少了好多气氛，没有过年的喜气。”

我想，吴婶已经从看中绿叶挣多少钱回家转到亲情上来了。人，是否都在经历此过程呢？由此延伸而去，我和金子，在不久之后是否双方都会彻底明白一些原本就简简单单的道理？

有人说，时间就是铁砂，能将人所有的棱角磨掉。锋芒毕露有棱有角的年轻岁月好似正在缓慢离我而去，在拼与守之间，我被夹住了，夹得很不舒服。我还没想出挣脱的办法来，这让我一次次地不舒畅，回不到声名狼藉或是酣畅淋漓的往日去。朝前，冥冥之中又仿若少了几分叱咤风云的决心与勇气，这相当危险！

就是在这种稀里糊涂的纠结中，我和家人过完了新年的头五天。正月初六，我打算返回义乌时，一大早却接到了一个很意外的电话。

我拿起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勇，我是老五，我有急事找你。”

我对着话筒奇怪地问：“老五，你怎么会知道我家的电话？”

老五说：“我问金子的，她告诉我的，这女人实在是可恶，一开始就是死活不肯告诉我，好像我带你去犯事似的。”

我这下明白了，便问：“你小子火烧眉毛找我什么事？该不会是想来我家喝酒吧？”

老五突然声音一转，悲戚地说：“我爸死了。”

确实很意外！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就问：“老五，你说什么，你爸去世了？”

老五又低沉地嗯了一声。这种低沉的声音带给我的是一个陌生的老五，不再是以前那个凡事都大大咧咧不放在心上、只知开心不知烦恼的老五。我想，这就是有过丧父之痛的男人，我也是丧父之子，曾经，我也因父亲的离去而痛心疾首。

我问老五：“兄弟，节哀，要我干什么就吩咐吧。”

老五说：“大勇，能不能先借点钱给我？”

我说：“要多少？”

老五说：“一万吧。”

我当即说：“行，一会我进城取钱给你送过去。”

老五说：“兄弟谢谢了。”

因为事情急，我顾不得吃早饭就开车进城了。进城后，我取了钱就直奔老五家。走到巷子口我才想起来不能空着手去，总得买点纸钱什么的去烧烧。这么想着，我就在巷子的小卖部里买了一些“金银财宝”和香火。

走到老五家门口时，我就看见老五正陪着前来的吊唁者跪在他父亲的尸体前烧着纸钱。这场景我很熟悉，我也曾经历过，这让我一不小心又回到了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幕。我在门口边站着等面前的吊唁者烧完纸、磕过头、上完香我才好跪下来。

老五扭头看了一眼跪下的我，没有说话，那眼神相当迷离与孱弱，与混在黑道上一贯凶猛的形象完全不相符。老五接过我递过去的香火纸钱一小沓一小沓掰开来放到面前的火盆中焚烧，然后又帮我点着了三根香火。我接过老五点着的三根香火与老五一起向他父亲的尸体磕了三个头。

磕完头我刚站起来，一个老年妇女扑通一声就在我旁边跪下了，然后是一阵嚎啕大哭……场面一度失控，老五劝都劝不住。

后来，老五告诉我，这老妇是他亲姑。又一个亲情式的悲伤流露，情真意切！

老五的大哥也来了，兄弟俩一同才劝住姑妈的哭泣，让她回到房中与老五的母亲互相安慰去了。这一幕幕都是我经历过的，所以看在眼里别是一番滋味。

老五低声朝他大哥说：“哥，你招呼下客人，我到门口抽根烟。”

老五说完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们走到了大门口的巷子中。我掏出钱来塞到老五手中说：“老五，这是一万，我取了一万五，不够的话随时向我要。”

老五没说话，拍了拍我的右肩撇了撇嘴角，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老五接过钱后掏出香烟来递给我一根，然后转身就要朝家里走去，突然，老五想到了什么，转过身来问我：“大勇，你有空吗？”

我说：“有空，想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好了。”

老五说：“你要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你留下来帮帮我，登记来客然后写写花圈上的字什么的，还有就是，晚上帮我守守夜。”

我当即说：“没问题。”

这样，我就留下来当起了“内务”，帮忙管管客人送来的丧礼、登记名字与金额，还有就是在白纸上落款，注明“某某某千古”“某某某敬上”之类，这些白纸条在出殡时要挂在花圈上。

我所干的这些事全是在老五母亲的房间中操作，这样，在闲空之余，我与老五的母亲少不了聊几句。老五的母亲话里话外都很感激我。她已经知道老五向我借钱的事。老五母亲凄戚地说：“我和小五爸这辈子生了五个儿子，老大老实巴交，一直也没正式工作，日子过得很苦，这种事也无能为力；老二因为坐过牢，没娶上媳妇，这几年出门在外，一直也没有消息；老三老四还在农场没释放回家。为老头子办丧事，所有压力就全在小五身上了。唉，好在小五不像他几个哥哥，有良心，虽说小五平日里也不听我们的话，但还是挺孝敬的，平时没少给我俩钱花……”

正说着，来人吊唁了，我又忙开了，这种谈话就时断时续。从老五母亲的口中，我证实了老五为人“善”的一面，为人“软”的一面。

晚上，老五安排了六个人替他父亲守夜，除了我还有一个负责上香火的中年人，以及老五的四个跟班兄弟。

守夜是个很无聊很漫长的过程，面对着木板上躺着的一具包裹着严严实实的尸体，让人不免有些不寒而栗。所以，在我们老家，守夜人一般都会通宵喝点小酒或是打打扑克、玩玩麻将什么的。

那天晚上，起先是老五的四个小兄弟在打麻将，我和那中年人坐在边上看电视。到了下半夜，有个家伙没钱了，玩不下去了，他们便硬拉我去玩麻将。我不想玩这个，多年不玩已经一点兴趣都没了，于是，我说我不会玩麻将。他们没办法，只好作罢，坐过来一起看电视。看了一会儿，他们感觉索然无味，便就又提出与我玩扑克。说了好几遍，盛情难却，我就从了。

可能刚开始时，他们是真心想与我玩玩牌，找点乐子打发掉这无聊的时间，但是后来，他们看见我掏出一沓钱出来时眼就红了，不知不觉中就合伙对我下了手。赌博他们是高手，对付我这种菜鸟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把我口袋中原本留给老五备用的五千元全赢走了。我原想，输就输了，可他们几个硬是给我下套，说是可以借钱给我玩，反正大家都是老五的兄弟，没事的。

我想想也是这个理，那行，就借两千玩玩吧。

很快，我又输光了。我这才反应过来是被“出千”了，我怎么这么糊涂啊，也不看看这几个小子跟谁后面混的。这么想着，我就不玩了，认栽。

看我不玩，他们四个又折腾起麻将来，我趴在八仙桌上沉沉睡去，醒来时已经天大亮。对面负责上香火的中年人正独自就着一盘花生米在独酌，那四个家伙还在另一张桌上打着麻将。我感觉好冷，就自己倒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中年人朝我笑笑，说：“再来一杯”。我也朝他笑笑，干了第二杯。两杯酒下肚，身子还是冷。我站起来活动活动了四肢，这才感觉有点暖意。

八点之后，替班的来了，我们几个才离去。才睡一会儿，又被叫起来忙碌着出殡事宜。

按我们当地的风俗，死者入棺后要绕街一大圈，通过县城中心的主要路口，整个过程中鞭炮声不能断，鞭炮声越响越显得葬礼的隆重。最后才是将逝者送到郊外的山坡上入土为安。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

送完老五父亲回来的路上，那几个家伙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去银行取钱来还他们。我心想，明明知道你们出千骗了我五千元，我就不计较了，你们倒好，得寸进尺还来要钱。所以我坚持不给。那四个家伙看着马上要到手的钱眼睁睁地要飞了，死活不干，拽着我的衣服不放。

这一幕恰好落在老五的眼中。

老五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几个叽里咕噜、含糊不清地将事情说了一遍，说得模棱两可。但他们是跟着老五混的，老五能听不明白？听明白之后的老五，伸手就给了他们几个每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完之后厉声说：“今天是特殊的日子，算你们走运，把钱拿出来还给大勇这事就不计较了，下回记住了，大勇是你们的大哥，大勇哥是有钱，但有钱不是给你们花的，我朋友的钱也骗，猪狗不如！”

四个家伙用狐疑的目光看看我，又望望老五，不知老五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大哥这次没卖假药，说的是实话。

老五说：“还不掏钱！”

四个家伙赶紧各自拼凑着如数还了我五千元。我接过钱后抽出十张笑着递给他们说：“这点钱算是我送给兄弟们买烟抽的。”

有个家伙刚伸手过来拿，老五吼了一声：“老子剁了你的爪子！”

那家伙又乖乖地缩回手去。

晚上，老五在饭店里安排了十几桌酒席，以此来答谢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老五特地把我安排到了他那一桌。席间，一向豪饮的老五滴酒不沾，以茶代酒敬众人。

意外的是，同桌的还有我一位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差点都没认出来。我这位同学叫于球，名字有点怪，但人一点都不混球，很本分。言谈中我得知，高中毕业后，于球考上了一所大专院校，学的是财务专业，大学毕业后进了商业系统工作，前两年下岗了，一直东拼西凑地打工。因为人老实，一直没能娶上老婆，日子过得很拮据。他从我与老五的谈话中了解到我在浙江办了厂，就有意随我出来干。我当场没有表态，因为我没有考虑好如何去处理这种关系。曾经的同学，将来的老板与伙计，很尴尬的一种关系。

我对于球说：“我先回浙江，等厂子稍大些了再接你过去，你留个手机号给我吧。”

于球说：“大勇，实不相瞒，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没理由挑你厂大厂小，有份工作给我就满足了，你不要顾虑我们曾经是同学，我去了，你该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吩咐我，没事的。”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有些顾虑，我不想将来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当场并没有表态一定带于球去义乌，只是记下了他的手机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