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过去了，陈老板没有给我电话。

两周过去了，陈老板依旧没有电话。

想了两周，要死要活折磨了自己两周，冷静下来后，我还是要振作精神从头再来。我想到了付成，想到付成后我就想去他那里碰碰运气。我说的碰碰运气不是指借钱，我轻易不向家里之外的人借钱，这样容易让人看不起，伤了友情与情分。

一年未见，付成的厂子又扩大了，边上还建起了一幢楼房。相比之下，我仍旧是那副寒酸样，是个一事无成的“小瘪三”，我心底里涌现出一股子泡菜味。

付成对我的到来虽感意外，但没有过多惊喜。想想也是，我们之间只是曾经的雇主与雇工的关系，算不上交情，人家能笑脸相迎就很不错了，要求过高只能无端伤自己的心情。

付成问我电脑设计学成了吧，我只能笑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一言难尽啊。我转移话题问付老师身体好不好。正问着，付老师走进办公室看到我了，很友好地握住了我伸出的手。

付老师问我在哪儿上班，我说没上班，自己出来单干了，办了个加工厂。付老师听后夸了我几句，说我有知识、有想法，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我惭愧地笑笑说：“不行不行，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想来找付老师帮帮忙。”

付老师问：“你做什么加工？”

我说：“点焊加工。”

“点焊加工？我们厂没有这种活呀。”

“我知道，呵，但是你们玩具上有很多铁配件，那些铁配件是需要焊接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们买的都是现成的配件，拿回来组装上去就可以了。”

这时，付成的电话响了，他闪到一边接电话去了，我和付老师继续聊着。

“所以说，我想让付老师您把那个配件厂介绍给我，我去他们那里找找看需不需要这点焊加工。”我说。

“我们是从佛堂镇那家拿的货，都是他自己送货上门的，厂子里我还真没去过。不过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先电话帮你联系一下问问看。”付老师说。

这时，付成接完电话走了过来，付老师让付成打个电话帮我联系一下。付成说，他刚好要去九联（地名）办点事，顺便带我去趟佛堂，付老师同意了。付成拉着我的手就迅速离开了办公室。付成过于积极的态度让我百思不解，难道我的事在他心目中就这么重要？不可能。

辞别了付老师，我就与付成离开了办公室。

上了车，付成哈哈大笑起来，像是捡到了元宝。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没什么。说话间，车子驶出了工厂的大门，付成又掏出手机来拨打电话。

“陶总，我可以出来了，你把孙总和宋总叫上，十分钟后老地方见。”付成对着手机说。

我以为付成是在约人谈什么生意，也没多问。

付成打完电话后对我说：“大勇，你怎么这么瘦啊？这样不行，与人打起来不经打呀。”付成虽然做了几年的老板，但习性还是那样，喜欢吹嘘江湖事。我感觉付成的潜意识里长期存在着一种“江湖豪客”的情结。

我回付成说：“日子不好过，吃了上顿没下顿，能不瘦吗？”

付成哈哈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讲话就是酸溜溜的，实在是听不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车子就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付成说：“到了，下车。”

我以为付成在这里谈生意，谈完生意再带我去佛堂，所以我说了一句：“付总，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上等你。”

付成说：“坐这儿不是太难受了？上去看看电视也好啊。”

我问：“时间很长吗？”

付成说：“这个说不好，但几个小时是肯定要的。”

下了车，付成又开始打电话，问那个陶总到了没有，他已经在宾馆楼下了。陶总说已经在宾馆318房间了。

进了318房间，我才知道，付成是被约来赌博的，他们玩一种叫“牛公”的牌，我没玩过。我没看他们赌，一是我看不懂这种牌的玩法；二是这些都是有钱的主，赌得大，我自觉不看，看了万一多嘴一句惹祸上身，咋办？我忘不了一九九八年那惨痛的一幕。

他们赌他们的，我看我的电视。

起初，四个人玩得倒是心平起和，有说有笑的。半小时后，输赢渐渐拉大，一个个脾气就上来了，气氛不再那么和谐。我听见付成说：“老子今天怎么这么背，输两万多了！”孙总接话说：“两万多？老子他妈的输四万多了。”

四个人边说边继续玩。又过了一小时左右，付成牌运太背，越打越火，他朝我喊道：“大勇，你过来替我洗把牌。”我回答说：“我洗不来牌呀。”

付成说：“就是搭搭牌，换换手气，又不是叫你玩牌技。”

我本来不想去的，你想呀，都是大老板在赌，万一其他三个怪罪我，可不是好玩的，都说赌桌上六亲不认。付成看我犹犹豫豫，又喊了一声，我这才走过去用右手把扑克牌上上下下来回动了几次。我只出一只手去动牌是有意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人家误认为我“作牌”。他们三个对我都不熟悉，谁知道我是哪路神仙啊？

说来也怪，我动了牌之后，付成还真来了牌运。我看不懂牌，但我看到其他三家的钱都哗啦哗啦往付成身边送，全是百元大钞，看得我心痒得要命。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比！我辛辛苦苦干一年还攒不到五千元，人家牌桌上随便玩玩就是几万、十几万。看着花花绿绿满桌子的钱，我心酸得不行。

算了，我还是看我的电视，别管牌桌上的事了。这时，我听见有人手机响了，紧接着我听见付成又在喊我过去。

付成说：“你接下电话，就说我上厕所去了。”

我问：“谁的电话？”

付成说：“是老头子打来的。”

我接通手机后，一听是付老师的声音，我说：“我是大勇，付总刚刚上厕所去了。”

付老师问我：“付成是不是在打牌？”

我说：“没有。”

付老师没再问别的，挂了电话。可能是付成赢了钱，便趁机说：“不能玩了，老头子打电话来查岗了。”

“赢钱就想跑了？”陶总说。

“没有，刚才你们不都听见了嘛，真是老头子的电话，我都不敢接，”付成说，“可能老头子找我有事呢。”

“别扯这个，继续玩。”

“就是，一赢钱就走，下次谁还同你玩。”

“好，我不走，行了吧？再陪你们玩半小时，说好半小时哦。”

赌局继续……

我觉得赌这个东西很怪，要是起了牌运，怎么玩怎么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十几分钟过后，宋总没钱了，输个精光。输了钱的宋总就朝付成借钱，付成当然不同意，付成说：“赌桌上不好借钱的，下了赌桌可以借。”另外两个输了钱的都叫付成借点给宋，付成站起来说：“不玩了，明天再玩，没钱了还怎么玩？”说完，付成喊了我一声：“大勇，我们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宾馆。

上了车，付成快速将车发动后离开了。付成说，不溜快点那班孙子还会喊的。我拍马屁说：“就是，没钱了还玩什么？我们那边赌桌上也不借钱的，赢钱的借钱给输钱的很容易坏牌风的。”

开出一段路后，付成把车停在路边，打开手提包来数钱。边数边乐呵呵让我猜他赢了多少。我故意说：“有三四万吧？”

付成说：“三四万也叫赢？我赢了九万多。”

我羡慕地说：“赢了这么多啊，真厉害啊。”

付成随手抽了一沓钱递给我说：“打赏你的，拿去花吧。”

我说：“这不太好意思吧，付总。”

付成说：“不要啊？那我收起来了。”

我赶紧笑着说：“要要，赏钱哪儿能不要呢，嘿嘿。”

我接过钱，付成将提包链拉上后发动车。

我问：“付总，你家这么有钱了还爱赌？”我的印象中好像人越穷越爱赌，总想赢点别人的钱来花花。

“挣钱是为了花钱，什么事也没赌钱有意思，这个刺激。再说了，赌也是在做生意，呵呵。”付成得意扬扬地说。

“付总经常同他们几个玩的吧？看你们很熟。”我说。

“嗯，经常玩，他们比我有钱，赢他们的钱也容易。”

“那付总是赢多输少了哦。”

“那当然呀，要是老输还不让老头子看出来把钱卡死了。”

“呵呵，付总好手艺啊。对了，付总，我们该去佛堂了吧？”

“去佛堂干吗？”

“付总忘了，我的事儿还没办呢。”

“就你那点儿事也叫事？还用我跑一趟啊，一个电话的事。”

“这事打电话能行吗？”

“能行，一个电话的事。”

“能行就好，麻烦付总了。”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不麻烦你了，我打车回去。”

“那行，明天我联系你，你有手机没？”

“有，你手机号给我，我现在拨打你的手机。”

“好的，我的号是一三九……”

拨通付成的手机后我就下车了。下车后的我并没有舍得打的，而是坐公交车回到了住处。关上房门，我一数口袋中付成打赏给我的钱，居然有二十三张。我想，有了这笔钱，再加上我的余款，渡过这个难关应该不成问题了。

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这二千三百元的意外之财而有多少兴奋。我认为，这种钱碰到一次算一次，不能太当回事儿。我高兴的是付成父子已经答应替我联系那家工厂了。眼下，我急需加工活来挽救我的加工厂，不能让加工厂就这么夭折了。

第二天，我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付成的电话。午饭后，我主动给付成打了个电话，付成说他把这事给忘掉了，好在付成说他立马就帮我联系。

五分钟后，付成打来电话说事情搞定了，叫我拿笔记下地址与电话，然后自己过去同老板面谈一下。

我按照付成给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工厂。其实，也就是一家比我的加工厂大不了多少的小厂子，难怪付成说话时那么牛。我不管厂子是大还是小，只要有活给我干就成。

这家工厂小是小点，但人还不少，有三十几个，老板是个小老头，姓吴。听说我是付成介绍来找点焊加工活的，吴老板还是在他破旧的办公室里客气地接待了我。吴老板问我同付成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他“哦”了一声后没再问什么，就带我去点焊车间了。我一看傻眼了，吴老板那里没有一台点焊机，工人全在烧焊。

烧焊与点焊虽然同是焊接的工种，但工艺完全不相同，烧焊是焊枪点火，靠焊锡来连接小铁件，有点儿像电烙铁工艺，只是温度要高得多；而点焊则是靠电流在瞬间产生高温将铁件相互焊接在一起。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铁配件，确实不太合适点焊。用烧焊的工艺简单些，但也不是用点焊工艺来焊没可能，只是需要想点儿办法解决焊接工艺上的问题。

我问吴老板烧焊的活多不多，吴老板说：“不稳定，旺季时多得赶不过来，淡季就空得多。但是你是付老板介绍过来的，我多少得给你点活做做的。”

我说：“那行，我先带几个样与一些配件回去打样给你看看，工艺行你就给我点活做做。”

从吴老板那儿带回参照样与配件回到住处后，我就开始琢磨起如何能用点焊机将这些不规则的铁件焊接起来。弄了一个下午也没成功。草草吃过晚饭后，我一个人在车间里又弄了起来，反复调换焊机的焊头与电流量大小，终于在夜里十点多，让我想出了办法。当时非常开心，跑到夜宵摊上喝了一瓶啤酒犒劳自己。

当我把我打的样送去给吴老板看时，他傻眼了，这老头眨巴着小眼睛问我，为什么我焊的产品上没有焊锡点？我说不用锡焊的，老头不相信，但是产品又真真地摆在他面前容不得他不信。老头用手掰了掰，感觉比他厂里用焊枪烧的还要牢固些。他左看右看，看了半天后问我能不能把这种工艺教给他，他付给我一千元作为酬劳。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老头又加了一千，我还是摇了摇头。我说：“吴老板，我们做加工的就是靠这点儿技术吃饭，希望你能理解。”老头笑了，说：“理解理解，这事以后再说。”

不过这老头倒是个实在人，当天就给我发了些活儿。

活虽然不多，但毕竟比没有强。

接下来我又犯难了，我是光杆司令，有活儿没人怎么办？再在这里招人已经不太现实，臭名在外了，谁还会来？搬厂子更不现实，我哪儿有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自己干吧，光杆司令就光杆司令，好在吴老板的活不急。

那些日子我确实过得很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睁开眼就干活，实在困得不行了才睡。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干，但工钱很不错，算算一天有一百多元可以进账。吴老板给我的工价是烧焊的工价，但点焊比烧焊在速度上要快一倍多，这样工钱就提高了一倍多，还省成本。就算是一个人，我也干得挺带劲的。

十几天后，当我把活送去给吴老板时，他非常满意，随即又多给了些活。他说，工厂里刚好走掉了几个烧焊工，活做不过来了。我心想，我就光杆司令一个，我也做不了。但我没说出来，我想了一下还是接过了这些活。我熟知机会是很难得的，每次机会都要狠狠地、咬牙切齿地把握住，只有这样才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活是带回厂子里了，但人呢？又该从哪去找呢？

我再次想到住在楼上的那几个妇女。我挨家跟那三个手脚比较快的妇女说，只要她们来干活，工资计件而且是日结，目的就是让她们放心，我有钱付工资，不是没钱。果然，那三个妇女就同意了。因为以前做过，再加上我稍稍地指导一下，她们干得比我慢不了多少。

三个妇女，再加上我自己，就有四个人了。我算了算，如果四个人正常做，最多十天就能完成。我带着她们连续干了十天，我照样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不光自己干，而且把她们加工的每个产品都仔细品管过。我对自己说，不能再摔同样的跟斗了，我不是三岁的孩子，不知轻重地摔跟斗总有一天会摔死的。

起初三天，我真的每日给她们清算工钱。第四天，她们自己烦了，说不用日结了，改为周结，就是一个星期结一次。

我当然没意见。

就这样，吴老板那儿的活我接过来有一阵没一阵地做，维持日常生活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绰绰有余，其间我还攒了些钱。

实在没活干的时候，我就去网吧上上网，或是去付成厂子里坐坐。大多时候，付成父子都很忙，我很少能见到他们。

到了十月份，吴老板的生意忙起来了，我这边也跟着忙起来，活多得干不完。因为我没有搬走，一直在这里扎根，所以又有一些工人回来做了。这次我没要太多的人，总共招了十个人，每台机器上刚好一个人。我自己不再上机，只负责品检产品。因为这次的活比上半年陈老板的活利润高，所以人数虽然少，但总利是差不多的。

到了十二月底，我算了一下，这些活全部交掉，我身边能有四万多的余款，心想终于缓过劲儿，可以过个安稳的春节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我把手头上加工的货交给吴老板时，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哭着说父亲病重，让我速速回家。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等到父亲病重才给我打电话，母亲说父亲不让她告诉我。我在电话中嘱咐母亲赶快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去，家里要是没钱先借着，我处理一下手头上的事，立马就回。

听说父亲病了，再好的生意我也不想做了，根本没那个心思。

我把父亲病重的事情告诉了吴老板，希望他能给我结清加工费，还请他原谅我年内不能继续给他加工活了。这老头见我如此孝心，二话没说当即就把加工款给我结了。

我把工人的工资一发，关了厂门匆匆往家赶。

我希望自己这次回家有惊无险，希望上苍保佑我的父亲。我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皋鱼，真的不是，我的对面也没有孔子。我很想很想自己能真正地赡养父母二老，给他们幸福安康的日子。他们的这一辈子几乎都在为我忙碌着，为我揪心着，孝敬他们是我的本分。现在，我正一步步地走出人生的低谷，步入我的“三十而立”，我希望父亲能看到我的成功，分享我的喜悦。我要让父亲昂着头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不再因为我而低人三分。

希望，一切都是希望……

祈祷，一路都在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