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亲人

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c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看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粘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合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几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什么。我们猜到了她的意思。如果真有“心灵感应”之类东西,八叔在台湾一定会心痛吧。毫无疑问,大奶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母亲。

小姑姑在我们的沉默中红了眼圈,她说:

“你们八叔有信了。”

我说:“听俺爹说了。”

小姑起身,从柜子里摸出信给我们看。信很简短,没有特别的话,信纸里夹着一张彩照,照片上有一个穿西装扎领带脸庞长大的老男人和一个中年肥胖女人——肯定是第二八婶了——与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男人与我想象中的八叔相差太远了。

小姑姑眼泪汪汪地说:“你八叔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大爷爷生前算过卦,说你们八叔还在,果然还在呀……你大爷爷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报应啊……”

小姑姑又给我们说她接到信时浑身都凉了,哭一阵笑一阵。又说把八叔的消息给大奶奶一说,大奶奶把正涮着的碗往锅里一掼——

“放屁,放屁!”大奶奶挥舞着炊帚,脏乎乎的刷锅水淋了小姑姑满脸。她骂了两句,嗓音突然低落,浑浊的老泪涌流着,呢呢喃喃地说,“我没有儿子……一辈子没生过儿子……”

“娘,真是俺哥的信呀!”小姑姑说着,哭着,“您看照片上,俺哥,俺嫂子,这是您孙子,这是您孙女儿……”

大奶奶抬起袖子揉揉眼,把那照片远远地送到光明里,看着看着,擎着照片的胳膊像被利刃斩断的树枝一样折下来,整个人也如同一堵墙向后倒去……

其实是八叔的信要了大奶奶的命。

小姑姑叹息着说:“四十多年,一家人受了多少磨难,最苦命的是我……”

哭够了也说够了,小姑姑用毛巾擦着通红的眼皮,叮嘱我们:“你们八叔有信的事,咱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张扬出去。”

我说:“其实没事,海峡两岸已经开禁,许多老兵都回来探亲了,八叔迟早也要回来。”

大哥踢了我的脚一下,站起来告辞。

走到梧桐树下时,八婶清清爽爽的形象又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来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浑身上下放光彩的八叔跑来了,他招呼亲戚们去吃面条——新婚早晨阖家吃面条,并挟走了我大哥。

大哥说八叔结婚那天早晨,前来吃面条的人足有一个连。大奶奶黑着脸站在锅灶旁边,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说大奶奶太抠门儿。儿子结婚的大喜事儿,竞擀了些掺红薯的杂面条儿,煮出来粘粘糊糊,像糨糊一样。如果是穷也罢了,明明有十几石麦子在厢屋里囤着,硬是不舍得给人吃。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里第一个男孩,全家珍贵着,惯出了他很多小性子。大奶奶端给他一碗杂面条,他耍脾气不吃,哭着要白面条吃。大爷爷正在药铺里跟人喝酒,听到大哥的哭声,便带着三分醉意过来,问了几句,明白了端详,双眼立刻发了绿。他狠狠地瞪了大奶奶一眼,骂一声:“狗食!”然后,撩撩袍子弯下腰,端起一盆杂面条,大步走到猪圈外,隔着土墙,把面条倒进猪圈里。大家都被大爷爷给吓愣了。大爷爷只手提盆进屋,将盆往锅台上一掼,对着大奶奶吼叫:“给我重擀!用白面,用最好的白面!”大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大爷爷抄起一根擀面杖冲上去,立刻被人们拉住劝说:“大掌柜的,别发火,别发火。”大爷爷用擀面杖指着大奶奶吼叫:“你给我滚起来,要不我休了你!”大奶奶怔了怔,低声嘟哝着什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腚上的土,斜眼看看大爷爷,依然嘟哝着,走到面缸前,揭了缸盖,一瓢一瓢,往外舀白面,大奶奶的泪珠儿一串串落下。母亲说她是哭她的白面,不是哭别的。

总算打发了众人的肚子,大奶奶又跑到猪圈里去哭。哭什么?哭那盆杂面条儿。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一旁嘀咕着:天底下怕是找不到这号的娘!

正围着猪圈闹哄着,就听到大街上锣声镗镗响,喇叭唢呐声也悠悠地传过来。有人喊:“来了!”于是大家便不再管大奶奶,一窝蜂拥上街头看热闹。远远地望到两乘轿子——一蓝一红——从街那头颤悠悠地飘过来。轿前有一班吹鼓手吹奏着喜庆乐曲,十几个半大孩子高擎着旗牌伞扇,竟有些威风生出来。走近家门时,队伍移动缓慢,轿夫们都双手抱着肩膀头,脚下踩着四方步,显示潇洒姿态。轿杆颤悠悠,轿子如在水上漂流。八叔自己把轿帘掀起来,看外边的人也让外边的人看他。母亲说八叔穿长袍,戴礼帽,披着红,簪着花,坐在轿子里甜蜜蜜地嬉笑。在街上显摆够了,轿子落在大奶奶家门口。我奶奶和三奶奶死拖硬拽把大奶奶从猪圈里揪出来。大奶奶滚了一身猪屎,浑身散出脏气。我奶奶和三奶奶剥皮般为她脱掉脏衣服,又急匆匆地为她换上几件干净衣裳。

我奶奶和三奶奶把大奶奶架出来准备受新郎新娘礼拜,母亲和四婶把八婶从轿子里搀出来。有调皮男人挤过来挑起裙边看新娘的脚,并喊:“好大脚!”母亲说:“脚大踩四方!”人群中发出哄笑。大哥说他看到八婶腰间悬挂着一面铜镜,闪闪发光,不知有何讲究。后来才知道这叫作“照妖(腰)镜”,是连同轿子一块赁来,用过即还给人家。

拜天地时,八叔花拳绣腿,好像故意出洋相,逗得人们捂着肚皮笑。拜过天地又拜高堂,大爷爷端坐受礼,满脸威风,一副大人物气派。大奶奶侧着脸,把嘴咕嘟老长,好不高兴的模样。母亲说八婶身上发散着一股甜丝丝的香气,好像新蒸出来的白面馒头。因为这味道,使母亲对八婶充满了好感。母亲感到八婶的手凉森森的,暗暗思忖是什么原因使新人的手这般凉。繁琐的礼节终于进行完毕,母亲和四婶把八婶领到洞房上了炕,盖头红布也在这时揭了。母亲说揭开盖头红布时她吃了一惊。八婶粉红脸皮,细长眉毛,一双漆黑单眼皮儿大眼睛,嘴巴很大,两个嘴角上翘,弯勾月儿样,唇色鲜红,肥肥的。母亲说八婶五官单独看都不是标准的美人零件,但搭配在她那张脸上,却生出别样的雅致别样的光彩。八婶是真正的细高挑儿身材,到老也不见臃肿。她说起话来轻言曼语,脾气温顺,一点也不张狂。八婶在炕上坐定后,大奶奶拉着一张长脸,端上来一张红漆木盘,紧接着上来茶水和点心,点心存放时间太久,有一股霉味儿。母亲说大奶奶一进来,八婶的手指就不知该弯着还是直着,好不自然的样子,大奶奶却恶狠狠地盯着儿媳的脸,好像有深仇大恨。八叔鬼鬼祟祟探进头来,被母亲轰了出去。下边锅灶里不停地烧着火,炕热得烙人。八婶坐的炕头尤其热,母亲看到她不停地挪动屁股,便说:“妹妹,垫上条被子吧。”

八婶点头,表示同意母亲的建议。她刚要欠起身来,就听到炕席下一声巨响。八婶从炕头蹦起来,粉脸灰白,挂着清汗珠儿。洞房里硝烟弥漫,母亲和四婶也惊得张嘴结舌。新炕席崩破了一个洞。八婶的屁股也受了点伤。外屋的女眷们闻声赶来,经研究,爆炸物系一外裹牛皮纸、内装黄色炸药和碎玻璃的纸炸炮,一摔、一挤、一压都会响,过年时孩子们摔着玩。按习惯,新媳妇的新炕由大伯子来铺,八婶的炕是父亲铺的。大奶奶一看崭新的炕席被炸破,怒火冲上头。在炕下跳着高儿骂我父亲坏了良心。大伯子不能进入弟媳的房子,父亲站在窗户外大声分辩着。父亲说也许是小孩子把炸炮扔到草垛上,他拉草铺炕时带了进来。大奶奶不依不饶,一口咬定是父亲存心使奸行坏。最后还是大爷爷来为父亲解了围,大爷爷说有点响声比没有响声吉利。母亲说她心如乱麻,仿佛看到了这家人七零八落的下场。

几十年后,八婶苦笑着对父亲说:“大哥哟,你也是个好样的,往兄弟媳妇炕头上埋炸弹!”

父亲也苦笑着说:“本来是想跟老八开个玩笑的,没想到闹出了大乱子!”

母亲说八婶结婚第二天早晨,大奶奶就从鸡窝口搬来一块捶布石,放在八婶炕前,又拎来一把铁锤,端来一盆沾着点红肉星星的猪骨头,冷冷地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活儿给你干。把这些猪骨头砸成泥,搓萝卜丸子吃。”母亲说大奶奶太刻薄了,新媳妇三日不出洞房不下灶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在她手里竟改了。人家穿着一身绫罗绸缎,你让干点别的也好,可竞让砸肉骨头!母亲和众妯娌去看八婶,一撩门帘,就看到八婶在屋子里边砸骨头边流眼泪,溅起的骨头渣子把她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大奶奶病情日渐沉重,看情形是挨不过春节了。八婶早就赶来,在床前日夜守候着。

腊月二十三日,盼儿开着一辆拖拉机来了,说是来接八婶回去“辞灶”。因为大奶奶家那条胡同很狭窄,无法掉转,他便把拖拉机停在我家门口。停车后先到我家,见到我和大哥,他很亲热地笑起来。我以“哥”称呼他,但心里略感别扭。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满是冻疮却没戴手套。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瓶白酒,说是送给父亲过年喝。父亲推辞着,但还是接了。坐在炕沿上,他抽着烟,雪白的烟卷儿与他乌黑的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每年春节,他都跟着八婶回来上坟祭祖,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来,初二晚上发完“马子”赶回去,年年如此,从不耽搁。可以想象愈老愈古怪的大奶奶如何对待他们,但他们依然来。

我曾经对父亲说,要是我决不来!图什么?父亲叹息道:还不是为了找个归宿,让外边人看着,知道他们是咱老管家的人,要不两个孩子不就成了野种?我说野种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八婶是个有心计的人。

盼儿闷闷地抽着烟。大家都感到压抑。父亲长叹一声,说:“盼儿,我对你说了吧,你爹有信了。”

闷了半天,盼儿说:“我早就听到风声了,小姑姑也是看差了秤,包着盖着干什么!没有爹我也活了四十多岁。难道下半辈子没有爹我就活不下去了?俺奶奶怎样对待俺娘们,你们也都看到了,都是俺娘痴心,不是为着她,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了那两碗不成不淡的烂饺子?大伯,您得为俺娘争公道!”

说完,盼儿起身去东胡同看大奶奶,我和大哥把他送到门口,大哥责怪他不戴手套,他笑着说:“越捂越冻。”

腊月二十八日下午,大奶奶喘完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和几位叔叔以及我们兄弟都去看大奶奶的遗容。她笔直地躺在炕上,身穿明晃晃的寿衣,脸上蒙着一张黄裱纸,屋子里的味道非常难闻。小姑姑和大姑姑——大奶奶的大女儿——拍打着膝盖嚎哭。大姑夫也来了,倚着门框站着,眼皮飞快地眨巴,一脸的狡猾表情。八婶满脸泪痕,坐在灶前烧水。盼儿和熬儿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动静。

父亲与叔叔们商量着大奶奶的后事,选择墓地啦,准备寿材啦,筹办酒席啦,等等事项,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在让谁为大奶奶“摔瓦”的事上发生了争执。八叔不在,此事应由盼儿做,几年前大爷爷的瓦也是盼儿摔的,但大姑姑不同意。

父亲有些恼火,问大姑姑:“盼儿不摔谁摔?他是长孙!”

大姑姑撇着嘴说:“他是谁家的长孙?我们家没有他这个长孙!”

父亲生了气,眉毛吓人地抖动着,厉声说:“大伯去世时,也是盼儿摔的瓦!那时你们怎么没意见?”

大姑夫不阴不阳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父亲怒吼:“你姓什么?你姓黄!我们老管家的事你插什么嘴?”

大姑父满脸赤红,背过脸去抽烟。

盼儿说:“大伯,您别为我争,这片瓦,谁摔也行!”

八婶一改往常姿态,大声呵斥盼儿:“小孩子家,插什么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

两位姑姑也不再言语,只是把嗓门提高了些,一边嚎一边叫:“爹呀,娘呀,怎么不等俺哥回来就走了……”

八婶突然大放了悲声。我第一次看到八婶失态大哭。

腊月二十九日,阖族戴孝,为大奶奶送葬。

天下着小雪,刮着尖溜溜的小北风,非常冷。抬出棺材后,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棺材后排成拖拖拉拉的一队。大路两边站着看出殡的人群。街当中点着一个火堆。燃烧着大奶奶枕头里的谷糖,暗红色的软弱火苗上,盘旋着几缕乌黑的烟。我们嗅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队伍的最前头,行走着王家大叔,他充任“司事爷”,擎着一支招魂幡引路,幡竿上的白色纸条在寒风中索哕哕地响着。我和大哥搀着盼儿,走在棺材前。盼儿身披重孝,右手持一根柳木哀杖,左手拎着一个新瓦盆,他没有哭。在王大爷的引导下,我们架着盼儿走到火堆前。火堆前摆着一块青砖。在女眷们唱歌一般的哭声里,盼儿举起瓦盆,对准青砖摔下去——瓦盆摔不破不吉利——因此才放了青砖——很少发生摔不破的情况——盼儿似乎很用了力气,但那青灰色的瓦盆却从青砖上蹦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竞完整无损地落在地上。我看到盼儿脸上出现了痴痴迷迷的神情。王大爷敏捷地转回头来,对着我们挤鼻子弄眼扮怪相。我茫然失措,旁顾大哥,大哥麻木不仁。忽听到王大爷压低嗓音说:“踩!踩!踩破它!”我抬脚去踩瓦盆时,大哥脚跺在了我的脚上。瓦盆破了。毫不费力它就碎成了若干片,但盼儿在青砖上却没摔碎它。

墓地离村庄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大爷爷的墓已被启开,贴着那具尚未腐烂的棺材又凿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奶奶将与大爷爷地下相会。哭丧的人都散在墓穴四周,大睁着眼,看着十几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大奶奶的棺材往墓穴里放。天气寒冷,人手半僵,吊棺材的绳子上结着滑溜溜的冰,所以尽管小心翼翼,大奶奶的棺材还是很沉重地跌进了墓穴。棺材带下去的冻土把安放在墓穴里的豆油灯砸翻了。

大姑姑嚎哭起来:“娘哇,娘哇,跌坏你的骨头啦……”一边哭着,一边装腔作势地要往墓穴里跳。几位女亲眷拽着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去。王大爷一挥手,冻得鼻子通红的男人们便匆忙铲起冻土,扔下墓穴去。大奶奶的棺材在冻土的打击下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

回来的路上,人们都缩着脖子,侧着脸,不敢面对那小刀子般的东北风。八婶与她的两个儿子和抱着孩子的儿媳妇走在一起。当所有的人都为躲避寒冷匆匆走动时,八婶一家人簇成一团,缓缓地行走,寒风挟着雪粒儿,啪啪地抽打着他们的面颊。

傍晚时,雪愈下愈大,我们劝八婶留一夜,她执意要走。于是,我们看到她一家人互相拉扯着翻过河堤,被纷飞的雪团模糊了身影。夜里十点钟,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和母亲杂乱无章地讲述着家族中的往事。母亲说八叔失踪后,大爷爷被民兵从青岛抓回来,关压在乡政府里。八婶提着竹篮子一天三次送饭。大爷爷关了三个月,八婶送了三个月。于是大家都认为八婶是好样的,她理应受到家族的尊重而不是歧视。正说着话,就听着大门被拍得暴响,大家都有些吃惊。

我出去开了大门,一个人踉踉跄跄扑进来。随后,两根黄黄的手电筒光芒照出了一片世界,雪花在光里飞舞着,犹如翩翩飞蛾。持手电的是盼儿和熬儿,八婶已经走进屋里来了。

八婶指着盼儿骂:“这鳖蛋,他爹有信了也不早跟我说!”

她的真情实意令人感动。没掸净的雪花儿在她头发上融成亮晶晶的水珠儿,灯光里八婶的上翘嘴角已经变成了下垂的月牙儿了。

她说:“大哥,你陪我去找他小姑姑,让我看看他爹的信和照片。”

父亲想了想,对我和大哥说:“你们陪着八婶去吧,劝劝你小姑姑。”

好不容易才让小姑姑开了门。屋里灯光明亮,照着大姑姑那张酷肖大奶奶的脸和大姑夫那张猥琐的脸。他们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上,有两大捆黄色的线装书,我知道这是大爷爷的医书,而且我还知道这两捆书将被贪啬成性的大姑夫提走。

八婶开门见山地说:“他小姑,把你哥的照片拿给我看看。”

小姑姑不满地瞟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没有!”

八婶的身体晃了一下,两个嘴角抖颤起来。

盼儿说:“娘,回去吧!什么宝贝物似的,我没有爹!”

八婶扇了盼儿一巴掌,骂道:“畜生!”

盼儿捂着脸嚷起来:“你有点志气好不好?俺爹不是好东西,他在外边穿西装扎领带娶老婆生孩子,早把你忘了!你痴心!”

八婶尖利声叫着:“我就是痴心!男人娶小老婆古来就有,她为小,我为大!”

我和大哥把盼儿拉开了。

八婶说:“他小姑,咱姑嫂俩也混了四十多年了,你说我什么地方失过礼?爹生日孩儿满月,婚丧嫁娶,打墙盖屋,我没落漏过一次,我生是老管家的人死是老管家的鬼,走到天边你哥也是我的男人!”

大姑姑冷冷一笑,说:“好一节妇烈女,该给你树块牌坊了!”她指着熬儿问:你说,“他是哪来的?”

八婶脸色煞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儿。

八婶呜咽着说:“我是有错处……但你们想想:他爹走时我才十九岁!后来又背上了地主分子帽子……要吃,要活……我是没法子……”

大哥说:“小姑,小姑,八叔不容易,八婶也不容易,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到了今日,都该宽容。八婶没改嫁,从法律上讲她依然是八叔的妻子,所以,八婶的要求不过分。”

小姑姑犹豫了一下,说:“给你看可以,但不准你和盼儿写信要美元!”

八婶激动地说:“妹妹,你放心,有朝一日你哥回来,送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要!我只要他这个人。”

“那好,”小姑姑说,“你红嘴白牙发了誓,大家都听清楚了。”

小姑姑把信拿出来,递给八婶。

八婶接过信,那张苍老的大嘴难看地歪斜着。照片捧在八婶手里时,那张信笺像一片大雪花落了地。窗户上的纸被雪片打得嚓嚓响着,夜愈深了。好久,八婶挺直了腰,把照片还给小姑姑,用袄袖子擦擦眼,转身对盼儿说:“走吧,回家去,熬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