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Hi，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银灰色的奔驰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奔驰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三十二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六十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儿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根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他钻出车门，跑到另一侧，为我打开车门。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缀着仿皮尔·卡丹的一块牌子。他叫了一声，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脑子一番急速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启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他说：“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

我说：“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我们需要彼此合得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不亚于他。他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

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

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dump。自卸卡车倾倒垃圾，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以机械形式也好，以生理形式也好。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因为他在婚姻之前狠爱了我一阵。就叫他M吧，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不费事，也时尚。

亚当看出我的处境：离婚、失业、穷困潦倒。总之是给处理过的。我需要这笔钱。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想找到对他的理解，对他这类人。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他说：“我是黛茜。”

“你是黛茜？”我想，人们已经开始疯了。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成功。

“有什么区别？”多明戈嗓音说，“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是这样，明天上午十点，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从那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听着，他开银灰色奔驰500。你呢？”

我说红色大衣。

“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有你的电话吗？”

“有，641-6060，黛茜。”

已经好玩起来了。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

五分钟后，车开过一幢大房子。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又过五分钟，他指着另一幢房院，也是他的，同样的著名设计。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五幢房子看下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停下。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百分之百免脂的牛奶，不含糖的甜味素。我要了杯真咖啡，加真奶、真糖。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个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

后来我证实了，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

我们开了不少路，到湖边喝咖啡。有湖水看，我们不必看彼此。定金之类的数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稍有分歧，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

以后总是想到湖水，那样慢吞吞舔着岸。于是就自己哄自己，事情是从湖岸开始的。像正常男女所向往的那样，做了湖畔风景画的一部分。

我们从湖畔回到了正题。他说他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服用任何药剂，这都很好。习性上缺乏弱点，除了咖啡。

“你每天喝咖啡吗？”

“谈不上每天。碰上了就喝。”有免费的就喝。

“给你两个月时间：清除体内所有的咖啡因。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以后开始。”

我说，行。

我们准时在六十一天之后再次碰头。亚当和我各要了一杯免咖啡因、免糖、免脂的咖啡，再次来到湖畔。他说：“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我想：我体内还有几年的方便面，那里面有味精、防腐剂。

他看着干净透亮的我，说：“就让它今天发生吧。”

我说，行。他有所测量地把手搭在我腰上，走一截，和我的步伐有些拉扯，就改成搭着我的肩，还是合不上节拍。不过总算有了些铺垫。上车后，他闭上眼吻了我的脸颊。

晚饭有些乱真了。四支蜡烛，巨大的一束鲜花，三道菜却是微波炉食品。然后他跑去放音乐，步子轻快，甚至袅娜。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但很新鲜。

最后他到地下室去，拿了两瓶酒上来。启开酒瓶，他迟疑了。他偏着头思考一会儿，同我商讨：“应该喝酒吗？不应该吧？”

我知道他指什么。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按说不应该。”我们像两个会计师在商讨某则税法。

“那就不喝。”

我表示没意见。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我说：“亚当，你笑起来很迷人。”

“你也不错。”

“我笑起来一只眼睛有三条褶子。”

“你很爱照镜子。”

“你呢？”

“我喜欢注意自己形象的人。”他像承认自己的毛病那样抿嘴一笑。

晚饭吃了两小时，三道菜通过微波炉变成一模一样的滋味。滋味是顶次要的，营养和颜色的搭配极其要紧。还有蜡烛、鲜花、音乐，这些是要紧的美味。之后亚当领我到房子的各隅去参观。他介绍了两件祖传的家具，都是夏克式家具的精品。所制家具以拙朴、简单、用料精良而著称于世。他又介绍一张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以及德库宁的两张草稿，都是真品。他忙于打开各盏灯，那都是为每件家具、每张画专门设计的照明。我空洞地赞美、评说。因为故弄玄虚的照明，我根本无法看见这房子究竟多大。我突然想到电话中那个多明戈的音色说的最后一句：“好运气。”这句话此刻想来怎么会有一点叵测的意思。

最后到了亚当的卧室，一派昂贵的朴素，都是没我份儿的。

我说：“亚当。”

他立刻回过头。那么快就适应了假名字。

“亚当，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亚当有种紧张的眼神。他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你确定你没有性病吗？”

“百分之百确定。”

他眼神却越发紧张，“还想再看一遍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吗？”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笑了。

他看出这不是笑，是恐惧。他走过来，两手平搭在我肩上，眼睛摆得很稳。

“我们这类人其实对卫生是吹毛求疵的。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他口气直白、坦然，具有强大的说服性。同时他两只手顺我双肩下滑，捞起我的手。这时我才发现屋里有音乐，一切都事先布置得相当妥帖。

我的手来到他的面颊上，非常陌生的皮肤质感。他的眼睛越来越深，等着铺垫最后完成。他一直看着我，似乎随时会有个决定性的动作出来，像正常的男女一样。亚当的戏不错。

我的内裤是新的。我事先做了所有准备。

亚当终于把颈子垂向我，对我耳语：“我不要你担心。我们可以采取个措施，不必按正常男女的程序进行。”

“什么程序？”我想他晚餐后付我的预订金包不包括这个非常男女的程序。

“很简单，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一个朋友尝试过，成功了。别担心，你看你担心了。”亚当温柔地笑一下。我唬一跳，因为那笑使他像个老奶奶。

他把我的脸按到他的右肩上，那是天造地设该女人去靠的地方。我渐渐闻到另一个男人的香水味。想到两根雄性颈子厮磨纠缠，我马上出戏了。

像是一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的舞伴，刚进入舞池踏对了节奏舞曲却终止了，于是相互看着对方的情绪和胆量顿时委顿。我和亚当满脸窘迫。他不只窘迫，简直恼恨我了。

“我已经说过，你不必担心，我们可以不按正常程序来。”他威逼地瞪着我，让我明白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我实在需要那笔钱。一笔不小的钱。五万。免税。或许得工作十年才积得出那个数目。

或许得十五年、二十年。凭我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

我的头又找到原来的位置，靠上去。亚当快速吸几下鼻子，猎犬似的。后来我们熟了，他对我说，女性的气味使他恶心。大学时期他曾有过一个女友，她的气味让他呕吐不止。

亚当走进浴室，眼睛“别了”那样看我一眼。我听着水花的嬉戏与恣纵，心想亚当的真名字是什么呢。亚当对女人们竟是虚设的，他的富有、高雅、英俊，以及那渐渐被美国式“欢乐肥胖”所淹没的瘦削、棱角毕露的男性身材统统是虚设。一个嘲笑凉凉地掠过我的脸，形同虚设的亚当是等于没有的。这一点亚当自己也意识到了。四十二岁的亚当感到了“0+0=0”的危机，把我找来，取代式子中的一个无限的位置，使其有限，从而改变得数。

起初亚当在本族女人中寻觅，后来改了想法，改到亚洲女人这里来了。比起白种女人，我们少了许多麻烦，不会事后上法庭、闹财产、争夺孩子监护权，等等，等等。亚洲女人要面子。我们中间也少有吸毒、酗酒、吃抑郁症药片的人。其次，亚当还看中我们的现实、自律、忍耐，他希望这些素质被组织到他的下一代身上。这样的东西方配制，应该能控制我们产物的质量。在我排除咖啡因的两个月中，亚当仔细向我解释过这些考虑。

亚当出现在浴室门口，腰上裹着雪白的毛巾。大量的乳白色蒸汽包围着他，他披散的长发受了湿而卷曲。这时的亚当像神话。

他的手指捏着纤小的一支瓶状器皿，对我说：“轮到你了。”他随之告诉我事情会如何简单，如何安全。亚当讲这些步骤时，如情人一般低垂眼帘。我明白了：整个事情还是挺堕落的，挺丑恶的。

在我证实怀孕的当天晚上，亚当开车带我到湖对岸一个宁静的小镇。镇上有个小旅店，非常适合度蜜月。他要了两个房间，蜜月便成了出差。但他眼睛有一点度蜜月的感觉，甚至私奔的感觉。我们不声不响地拎着各自的一丁点儿行李，打开了各自的房门。我看得出来，他战战兢兢地接受自己的运气。他放下行李，换了身更洁净的衣服，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后，他沉默地抱住了我。接下去的时间他都不大敢说话，笑也是小心的。这场运气实在太大了：一支无针头的注射针管，接通他和我的肉体，成功了。因此亚当被那股不可告人的欢乐折磨，一个晚上使话题拐弯抹角，绕开怀孕的事。对我的每一句含有憧憬意味的话，他都含着古怪的微笑，又想听又怕惊动谁的样子。做父亲的幸运对于他是太偶然了，尽管他严密地规划它已有三年。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半年前停止了做爱，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她们的性格、家族成员的脾性。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

他最终认定我是因为我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我的一点机智、随和、爱整洁都正好，正合比例。正如我的身高、体重、五官排列，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重要得多。亚当从各种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著作中得出以上结论。

妊娠反应在这个晚上骤然加剧。我每隔三十分钟会冲入浴室，几乎将头埋入马桶，咆哮般地作呕。亚当看着我咆哮，看着我胆汁长流，仿佛雌性生理对于他还是不可思议，仿佛雌性的痛苦值得羡慕，令他望尘莫及。他等着两次呕吐间的那段衰竭到来。他跪在床边长吁短叹地悄语几声“上帝”，然后再好好来看他孩子的母体。他的眼神是敬畏的、膜拜的。

我懒洋洋伸手，想拨开直刺我眼的台灯。亚当替我完成了动作。他这一晚的殷勤都很得体。

我说：“我要死了。”

他说：“你看上去很幸福。”

“胡扯。”

“不胡扯，真的。无论多荒谬，你是母亲，我是父亲，这点是真实的。”他把下巴放在床沿上，俊美的五官离我很近。这样招女人爱的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女人呢？或许我会使他发生奇迹？

我拿出最好的笑，想感化他。他是个温柔的男人，他们这样的男人多半温柔。只有比他更温柔、更柔弱的东西才能感化他。也许等孩子出世后，他面对的是两个柔弱于他的生命，他会被感化。我知道我衰竭的模样在亚当眼里是好看的，圣母玛利亚。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轻柔地展开，给我看那上面的一个“2”和四个“0”。手势像展示一件神圣的礼物。我喉咙口又一阵痉挛，赤脚冲入浴室，这回成了回肠荡气的怒吼。我要让他看看我的代价是否与他的价码等值。

再回到床上，他的表情更加敬畏，似乎我腹内怀的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他手里托着个小盒，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

“别误会，我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我气息奄奄地一笑：“象征性太大了。”

他马上说：“我母亲留下的。她很开通，让我把它改镶成男式的，送给我的伴侣。它的镶工很棒，我不想破坏它。”

我的担心被他看明白了。

他说：“它起码值一万。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他快些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我可以好好看看支票和红宝石。我明天就会把支票存入银行，彻底踏实。红宝石我得好好收着。万一亚当在最后一笔酬金里打折扣，我立刻还给他。

这一夜我的睡眠很浮，感觉腹内那个鲜嫩的小生物正给我一丝触痛、一丝触痒。五十九天的一条性命……我忽地一下醒来：怎么也会有这母畜般的本性？原始的、悲哀的本性，使母畜不计歧视地从任何性质的孕育中得到愚蠢的，甚至是野蛮的幸福，还有自豪。原来我也不例外。醒时的高度理智、高度现实，在半眠时消散。我原是渴望这份渺小的，却如此体己的陪伴！

我从此消失。我十个月的消失在我所有忙碌的朋友那里毫不显著。顶多有人念一句：“有一阵子没见燕娃了。”然后会引出一段有关我的好话、坏话，抑或是带些嫌弃的怜悯：燕娃就那么给dump了！还会有抱不平的：那新夫人也不比燕娃强多少，就是年轻些。我对自己的消失很满意，如此巨大豪华的房子里盛着消失的我。我每天花十六个小时睡觉，两个小时看电影录像带，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商场闲逛。更多的时间我坐在后院的荡椅上发呆。无聊一点也不难受，这年头没有多少人是有条件去无聊的。有时发呆的结果是突然来两句诗。记下来一看，也都挺无聊。除了偶然写几笔自认为是诗的半截句子，我基本遵照亚当定的“妊娠作息时间”。连我看的录像带和听的音乐都是他严格挑选的，都像我用的食物一样缺盐少油，毫无辛辣。

亚当也近乎消失。总是在我连绵缥缈的睡眠中，我感知到他的归来。车库门启动上升，钥匙在锁孔轻轻拧动。他会给某几个熟人打几个电话，或者收听留言机上的留言。他不是怕惊扰我，而是怕惊醒我之后他必须找话和我说。有时我听他的脚步停在我卧室门口，那是他想听听我是否很好地活着。他绝不担心我会逃跑。我不会让他欠着我的账而跑掉的。

一天半夜，我睡累了，想起来歇歇。走到客厅，突然见亚当在那里坐着，看着沉寂的电视。我走到他跟前，他才见了鬼一样地弹起来，鼓起的眼珠在一点点确认这个披头散发的臃肿女体是我时才渐渐瘪下去，落回洞穴般的深眼窝里。

“有个把世纪没见你了！”他说，摘下电视耳机。他的意思是我身体上的一切成长和变形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我笑笑，沉重地坐下来。

“看见我给你留的字条了吗？”我问。

亚当点点头，有一点害羞，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

“女孩让你失望？”

“怎么会失望？就是觉得，女孩会更多地像你。”

“像你有什么好？”为了掩饰我的暗示，我打了个哈欠。他似乎没意会。

“你们这种人，是基因决定的。”我进一步提醒。他的儿子很可能像他一样，对女性是个浪费。

“我这种人怎么了？”他眼里突然放射出敌意。

“没怎么——美国原则：To Be，Let Be。”

“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他皮肤的表层出现一种抖颤，小臂上浓密的汗毛直立起来并显出大粒的鸡皮疙瘩。

原来他对我的同情是假的。我失败的婚姻使他获得了如此的优越感。他简直侥幸他是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活着不受吃和繁衍两桩本能所左右。对我们这样的绝大多数，我们这个不违天性地生男育女的巨大集体，他此刻是明显地居高临下。

我发出嘿嘿嘿的冷笑。我说：“你们的乌托邦里没有背叛吗？你们的背叛更完美，因为没有孩子这个代价。”我读了他的书，田纳西·威廉斯的伴侣为大戏剧家写的传记，里面描写到戏剧家某次旅行回家，看见一大罐凡士林折下去一大截，断定了他情人的背叛而痛心疾首。

亚当知道我在拿田纳西说事。他也笑了，嘴唇很红，刮得溜光的下巴发绿：“没错，但我们的背叛不会给无辜者——比如孩子，造成伤害。”

“因为你们有不了孩子。”我恶毒起来。

“我们可以有孩子。”这句话早等在这里堵我的嘴。

他们可以。“可以”是能力加选择，不像我们，相爱、生育都不由自主，都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可以租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体。到处有我这样流落在破碎的婚姻之外、急需五万块钱的女人。光是被亚当淘汰的，就有好几百。我们女人可以无偿地生育，可以天性使然地生育，便也可以为优厚的酬金生育。单单作为一具母体，和一张培育蘑菇的温床是没太大区别的。他们花得起钱，就可以租用这张温床。

“我也可以让你没有孩子。”

“来不及了。”

我感觉一个狞笑在我脸上绽放开来。

“钱我可以退给你。”孩子可以留给我。

“你不会的。”

他沉默地和我对视了五秒钟。他看出五万块钱比一个孩子对我更有利，也看出我没有拆白党素质。

“试试吗？”我说。他是对的，我不会的。

他把眼睛转开，对我不再继续操心。还有，我明晃晃的庞大躯体使他厌恶。他从沙发里站起，为自己倒了杯淡酒。那赖于我而存在的小生命使我成了“我们”，他看上去颇孤立。他不再优越。我要的就是这个。

片刻，他说：“那些纸片上有些短句子，看上去是诗。你写的？”

“不是诗，是菜谱。”我说。在这时做个诗人很难为情。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玩世不恭？”

“我玩世不恭吗？”我不玩世不恭怎么办？

他感到这场谈话毫无出路：“我得罪你了吗？”

“你？”我微笑着，“怎么会？我只不过每次得自己乘公车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每回得自己拎几大包食品从超市走回来，不光为了饲养我自己。电灯坏了，我得爬到凳子上去修理。”

他说：“我付了你钱。”这次他的反应非常快。

“你以为钱和责任是等同的。”对于我这具母体是等同的，“假如你这么不喜欢责任，这整场麻烦有什么意味？”

这两句话效果不错。他有了点感悟的意思。

他把我丢在一边开始思考：如果钱真的等同于责任，他何苦要这个孩子？亚当不是对人情常理彻底麻木的人。这一点我从最初就看出来了。“你指望我怎样？”

“全取决于你自己。我可以继续一个人去医院，去超市。去做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吃惊地发现亚当在厨房里看报纸，桌上一杯咖啡，像大多数人家的男主人。他从报纸上端露出非常新鲜的脸，问我睡得好不好，还说他榨了些草菊香蕉汁，如果我有胃口可以来一点。我问他今天难道不上班，他说他干的园艺设计从来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我还想问：那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识相。他还能去哪里——他有他真正的伴侣。

我掩饰着自己，不想他看出他所营造的逼真的错觉给我的温暖和酸楚。我倒了杯果汁，浮面上黏稠的泡沫，以及那鲜果特有的生腥气使我一阵凶猛地恶心。然而亚当在期待我的赞美，对他营造的关爱气氛、家庭假象，他亟待得到反响。我端着那杯肉粉色的浓浑液体，坐到他对面的餐椅上。他马上把跷在另一张椅子上的脚搁了回去，同时对我微微一笑。我屏住气喝了一口果汁，学美国女人那样抿嘴闭眼地“哞”了一声，仿佛吸毒或做爱正到妙不可言之境。亚当又一阵微笑，松弛下来。所有的预期效果都达到了。我再屏足一口气，将那血浆般的汁液灌下去大半。若不是妊娠反应，这东西不会如此难以下咽。

“你喜欢的话，我每天早上给你做。”亚当说，“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表示领情，也代孩子领情。为了同一目标，他和我的牺牲都不少。从此我得接受他的灌溉：各种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养料。每天，餐桌上出现了三只小杯，排成一列，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维生素片剂、胶囊，亚当要我以它们来做三餐。牛奶是按刻度饮进，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亚当细语柔声地对我讲解，某某利于胎儿的发育。显然是不久前才从“孕妇必读”之类的书中得到的教条。越来越硕大的我对他的说教缓缓点头，像那类死心塌地等着做母亲的女人。假如我少吞了一顿维生素，亚当并不说什么，只是往那盛药剂的小杯队列尾端再添一小杯。有时它们会列成一支颇长的队伍，对我形成一个亚当意志的阵势，逼我放弃对滋味享受的自由。

一天亚当在垃圾桶里看见一个色彩鲜艳的塑料袋，他叫起来：“伊娃！伊娃！”嗓音不高，却有声讨性。“你怎么可以吃这种垃圾！”

我说我对各种营养良好的饲料受够了，偶尔吃顿方便面。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味精？”我说我吃的就是味精。

见我有挑衅的意思，他息事宁人地笑一下，说：“伊娃，为这个孩子，我和你都已经牺牲了不少东西。已经要成功了，别前功尽弃，好吗？味精在美国连成人都不吃的，怎么能让胎儿吃？”

我说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跟吃味精不无关系。

他说：“我们不要十二亿。我们只要这一个。”他的意思是，十二亿是没办法的事，是不可收拾的后果——听任生物本性摆布的后果。十二亿，已足以证实这物种的不精致。十二亿的数量也未见得能提炼出他所希冀的质量。

我口头上服输，心里却想，以后吃方便面，绝不留半点痕迹，塑料袋要当罪证去销毁。我和亚当唯一的共同语言便是我腹内的胎儿。六个月时，我告诉他，它怎样淘，弄得我夜里不得安生。我像所有真正的母亲，两手捧着整个环球那样豪迈地捧着自己的腹，眼中发射出殷切的邀请。亚当终于像真正的父亲那样，胆怯地将手放在我的肚皮上。他的轻微嫌恶没有逃过我的知觉：他是那么不情愿去触碰一个雌性肉体，即使这肉体中孕育着他自身的一个延续。

我发现我竟对他暗怀一丝希望：我和他纯粹的形式，或将对他的本质发生影响。

我的虚荣与妄想让我在他的音容笑貌中捕风捉影，企图夸大他对我每一个温爱的神色。他说：“早上好，亲爱的！”“晚安，甜心！”竟会引起我周身血液一阵滚热，我发现自己在他出门前会脱口而出地来一句：“早些回来。”有时他会脱口而出地说：“会的。你最好穿上线袜，别着凉。”

他买回很贵的孕妇时装给我，要我试穿给他看，他会远远近近地端详，说我看上去美丽。我发现自己开始化淡妆，一来要遮去两颊的妊娠斑，二来让他在说我“美丽”时不觉得太困难。

亚当此时看着我阴影中的脸。妊娠斑在这张脸蛋上的消退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两年。亚当把他的手伸在那里，我迟疑地握上去。他手上少了些漠然。他问我可还过得去，我说很过得去。他问我那些“菜谱”怎样了，我说它们中很小的一部分去了一些文学杂志社，更小的一部分被杂志社用去填充了一些好端端的白纸。他说我还照旧那么逗，我说我不记得他曾经认为我“逗”。他等着我问他女儿菲比，因为菲比也是我的女儿。我不问，我不想弄坏心情。

他说：“难道你不想知道菲比怎样了，伊娃？”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顺口溜出的那个假名字。那名字下无忧无虑的孕妇。那些还不错的下午，自称亚当的男人走在湖滩米白色的沙里，不时回头看看自称伊娃的女人。男人见女人吃力地搬动八个月身孕的身体时，眼里是不可思议，还有深深的怜悯。他两手总处在就绪状态，微向前张着，欲阻止企鹅般的孕妇随时会发生的平衡丧失。关怀循环到他的每个指尖上，却不全是对于这具胎儿载体的关怀。

现在我更清楚他那关怀是与我无关的。

三年前的妄想使我在那些下午的湖滩上心情灿烂。我以为他或许会背叛自己的类属，孩子颠覆过多少命定？亚当多爱这个尚未面世的孩子，或许这份爱最终会纳我于内。他的富有、英俊、智慧最终会有一个归属。我依仗肚里将加入人类的胎儿，诱他越来越深地走入人类中大多数人设置的过活的模式。

那个下午，有个女人拿着一块咬出大大缺口的野餐三明治走上来，终于捉到把柄那样抓紧我的手：“哈哈！我们以为你消失了呢！”我惊讶地想，凭了什么这位女熟人把我从大腹便便的孕妇身上辨认了出来。亚当正在急速判断他是否还来得及逃跑时，我一把拉住他：“这是亚当！”他已无可抵赖。

“你结婚了？”女熟人眼睛在亚当和我脸上迅速往返。我说：“啊。”反正亚当不懂我们的话。

“什么时候？也不告诉一声！”女熟人在我肩上狎昵地推一把，接着回头去招呼她丈夫。男熟人猜测地微笑着，慢慢走过来。

亚当同男熟人握了握手。他还行。下面的谎言全看我的了。

“挺简单的，我们谁都没通知。”我脸上薄薄一层幸福还是逼真的。抬手拂去面颊上的头发，多数人在撒谎时都会添出此类小动作减轻心理压力。“亚当，这是我的好朋友丹纽李、劳拉杨。刚到芝加哥他们带我去找过房。”

又一轮握手。亚当比我的戏好得多。美国人善于应付有差错的时局。还有，他知道将来的收场都由我来。

劳拉在我又一次捋头发时把红宝石的尺寸和成色估了番价。她想，它真像是真货。

“几个月了？”劳拉的手隔着大腹搭在我肩上。“还有十九天。”

“生产前的迎婴派对呢？”劳拉问。

我飞快瞄了亚当一眼，心想，这下可好了。他两只赤脚在沙里搓动，没他什么事。

“亚当和我都不是复活节染鸡蛋、万圣节刻南瓜的人。”我微微笑着说。

“迎婴派对跟染鸡蛋不同！快快快，电话号码——丹纽，笔！”

丹纽李说他没带笔。他俩都着泳装。亚当却出其不意，拿出笔和一个小本，写下电话号码，将那片纸扯下来。等劳拉猛烈的一阵刺探过去，她显出微量的沮丧。或许她替亚当惋惜，俊逸无比的他怎么就落到了我手里。

四人分手后，我问亚当他刚才存心写错了几个号码。他没理我，懂了后轻蔑地笑笑：“太多假的就不好玩了。”

我看准三步之外的一块卵石，然后就出来酷似真实地一跌。亚当准确地接住了我。他的手便留在我一侧的腰上。我们如此的一双背影，就如此地留在劳拉和丹纽回首一瞥的视野中。太阳虚化了亚当的侧影，湖面很亮。

就在那样的一个下午。那样一个胎动剧烈的下午，就那样，亚当与我共同陪伴我腹内的菲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低声谈论菲比的未来。那时还早，菲比还不是菲比，只是个“它”，最多是“她”。

亚当说：“每月一次，你来和菲比吃一顿晚餐。怎么样？”

“好的。”我说，“就把探亲时间定在星期六晚上六点。”

“三个小时够吗？”亚当问。

“如果是吃微波炉晚餐，三个小时应该够了。”

“很可能会出去吃。不过餐馆里的菜都很可疑。”

我知道他是怕餐馆里太多的油、盐、滋味，还怕菜蔬都是施化肥的，鱼、虾有水源污染，等等。他限定我在一家名叫“真实食品”的超市买食物，那里的食物是天然环境中以天然、原始的方式栽培的。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我探视孩子的这个晚上，由我来亲自下厨，以保障这餐晚饭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也绝不会弄得香味四溢而实质上对人体无太大裨益。因此我的探视时间可延长到四小时，我很爽快，说四个小时很好。

“我事先去买好菜。”

“好的。”

“你可以事先打电话告诉我，你需要哪些原材料。”

“好的。”

其实我吃不准自己到时会不会有那个心情。对这个越来越近的孩子，我的感觉仍是陌生的，同我的生活毫不切题。这感觉很好，它使我很本分地做一个培育蘑菇的温床。亚当看看我，他喜欢我的明智。

“能不能改一天，改在星期五晚上？”他问。

我看他一眼，体贴而周详：“你星期六必须和他一起过，是吧？”这个“他”指谁，亚当明白。

他沉默一会儿说：“没错，礼拜五行吗？”

“你们感情很好？”

他点点头，眼中的一点愁是为那人而生的。男人爱男人也会有这点美丽的愁绪。我突然好奇得要死。

“你们相爱了许多年了吧？”那个多明戈歌喉埋藏在怎样一具躯体中？

亚当望着许多年前，点了点头。他忽然说：“你还没有回答我，星期五是不是对你方便？”

“只要对你没什么不方便。”

我把“你”字说重了，他听出了“你们”，并且是被异感、成见、带一丝恶意的兴趣处理过的“你们”。他不计较，心里充满正经事物。

他说：“好的，那就改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不要带礼物给她。”

我说：“好的。你别担心我收买她。”

他看看我脸上渐有些歹意的傻笑，说：“他也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餐。你看呢？”

我说：“你、他、孩子和我？”他看出我已提前没了胃口。

亚当笑了笑说：“你不会讨厌他的，他很讨女人喜欢。”看我越笑越坏，他说：“真的！”

我说：“行。”

随着我的心宽体胖，我有了一个心宽体胖的人所有的宽厚笑容。若我曾经有这副好修养，有这副宽厚笑容，我和前夫那二十来个月的新婚也不会破裂得补不起来。我偏头看夕阳中亚当的红铜色头发熊熊燃烧。

我说：“他像你这样讨女人喜欢吗？”

他知道我不过吃吃他豆腐，笑着叫我闭嘴。

我说：“讨人喜欢的人一般都祸害人。”

“好极了，你这句话说得几乎称得上智慧。你要不是个女人多好！”

我想，这小子想什么呢？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说，“星期五的晚餐桌上我希望只有你、我、她。”我指着肚子。

亚当严肃地思考一会儿，说：“行。”又思考一会儿，他问我，“你认为一个月一次探亲，对你和孩子是不是公平？”

我说：“我行。孩子有什么选择？”

我没意识到这话的凄厉，它使我们都感到了某种新鲜的触及。冷场连着冷场，我们都喘了沉重的一口气。他陷入了更严肃的主题，问我道：“你认为我应该告诉她，你是她的母亲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看还是不让她知道的好。”他慢慢地说，“就说你是从小带她的保姆，你同意吗？”

我点点头。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收了人家五万块呢。

他还没完，语气更商务化：“那么哺乳呢？你愿意给孩子哺乳吗？”

我看着几只胖胖的水鸟飞飞落落。

他说：“这样孩子的免疫力会强些。”

我感到心抖了一下，我受不了自己的母亲形象。本来可以脐带断了一切也就断了。

我说：“不。”

“我给你五百元一个月。你可以不马上回答我，好好想想再说。”

“我好好想过了，回答是不。”

他说：“六千块呢？”

我突然翻脸，对他说：“我想花六千块请你闭嘴！”

“我的意思……”

“立刻闭嘴！”

我撑起重心不稳的身体，撇下他向湖水走去。现在还来得及淹没这胎儿和它的母体。但我渐渐从冰冷的湖里找回宁静，横来的风霎时吹干了我脸上的两滴泪。亚当就在我右侧方，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两个合谋者。

那以后我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与亚当探讨有关菲比的所有细节。那时还不是菲比，是蒂娜，或者蓓姬什么的，亚当在起名字上一天一个主意。还没出世，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没了真名字。到一帮人来给我开迎婴派对那天，亚当忘了他前一天晚上起的最得意的名字是什么。

亚当说他不参加这个迎婴派对。他无力地笑笑说，那么多的表演，那么多的谎言，请怜悯怜悯他，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我劝他想开些，我的这群朋友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得一个不剩。我几乎恳求他：好好表演这一个晚上，难道我不是在你提出各种非人条约时常常让步吗？他一副可怜相，两眼的混乱，五点钟了还没洗澡刮胡，一直到了五点十分，我摆弄好烤箱里的烤鸡，见他仍杂草丛生地呆坐在电视前面。我说，好吧，我放弃。他得赦一般蹿起，矫健地蹿上楼，很快便一副赴约的打扮下楼来了。他讨好地说我的孕妇装颜色漂亮。我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看他坐在门厅的椅子上穿鞋。他用指尖碰了碰头发，张扬的一房子香水味。我就这么看着他，想起对他暗存的那种种指望，两个肩向上一耸，笑了。

“你笑什么？”

“高兴。”

“我很高兴你能高兴。”

我转身进厨房，免得自己同他认真。我晃呀晃地向炉灶那里走，尽管子宫里的孩子没我的份儿，却给了我这副母兽般一切都不在话下的雍容步态。

我感到那股圆润的芳香袭来，亚当竟从后面搂住我的肩，在曾经有真正男性吻过的地方——耳垂和脖颈之间那最知痒痛的一带轻轻吻了一下。

那是个不错的吻，有着不少真实投入。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亚当利用了我的妄想，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这是我现在彻底醒悟后的认识。

我发现自己在跟着他走。亚当还是善于左右我。也许我真的这么没用，自认为难以为人左右。亚当说他专门来阻截我，从我的室友那儿打听到我每星期二下午四点会来看免费画展。我对和睦相处的室友交代过，千万别把我的行踪告诉一个带纽约口音的男人。看来叛卖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亚当以他的纽约口音告诉我，菲比情况不好。想象不出菲比还能比原有的不好再坏到哪里去。我有些怀疑，一年多前我搬家就是菲比的“情况不好”引起的。我不愿为了菲比而仇恨亚当，也不愿为了亚当而心疼菲比。主要是不愿为了他们父女俩而麻烦我自己。没错，我和美国人学的，绝不麻烦自己。我越来越喜欢方便：方便的交际，方便的男女关系，方便的生活方式。只有年轻才会过很麻烦的感情生活，岁数一大，就不一样了。我连怀念都不想有，怀念是一种麻烦的感情，菲比偶尔出现在我梦里，这是我感情上唯一不方便的地方。

亚当在讲菲比如何地不幸。我事先并没有发现任何预兆，她在我腹内怎样地健壮活泼，那有力的腾跃踢打，到现在仍无比清晰地留在我腹中。我的每根神经都记得菲比在我体内热闹了好一阵，尤其那个傍晚——我打开门看见门口一大群人时，我的惊唬和诧异菲比马上感觉到了，在我肚子里手舞足蹈。整个一晚上，菲比隔着我的一层肚皮同所有人一块儿热闹。

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的前夫也混在贺喜的人群中一块走进来。离婚后的两年中，我每次想忆起他的模样和神态，都失败。就像我不管如何用力，也想不出自己的长相和神态的特点。而一见到他，才明白只是因为他熟得不能再熟，熟得如同我自己，所以是不必记住的，所以是无法记住的。又来了，两眼的温存，情痴似的犹如他昨晚刚和我有过性命攸关的幽会。

“没想到吧？我们把这家伙给你带来了！”在湖畔遭遇的女熟人押解M到我面前，看我们隔着一丘大腹握手、拥抱。

熟人们显得比我印象中更熟络。他们大概喜欢看人懊悔。他们大概认为M肯定懊悔了。对我具备如此能力，在情场和财场上的暴发，他们有些难以接受。女熟人劳拉从见到我和亚当的当晚起，就把我的事迹逐步走漏给所有熟人和半熟人。包括亚当的相貌杰出、我的摇摇欲坠的大腹、我手指上一颗小灯泡似的红宝石，等等。由于亚当一不小心写了个无误的电话号码，出来这样的局面只能由我小心陪着混了。

M是最后一个和我握手拥抱的。特权还是谦卑，我吃不准。他的手忽然缩小了，在我掌心里软软的像个孩子。但它是有语言的，在我们两只手触碰的刹那，我感到它的体己、语塞，随后是含糊不清的千言万语。我落到这步田地，差不多是他一手干的。

人们却听见我自鸣钟那样“当当当”的健朗笑声。我边笑边说：“怎么不带你的小夫人一块儿来？”

但他，M，看见我用心描过的眼眶里，两圈极细的眼泪光环。

我在他眼前挺着九个月的身孕。一张由亚当饲养配方喂出的红润脸蛋，身上的真假首饰，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眼里形成一个重大不幸。他是看透我的。M像我的父母、祖父祖母一样看得透我，因此爱我，因此爱出怨恨。在M那里，曾经有一个可爱的我。短暂的美丽，转瞬即逝的娇憨，一去不返的乖巧。那时是个二十出头的我，站在西单食品商场买冻带鱼的队伍里。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我只向后让，给他腾地方。接着又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M在远处看着我，然后悄悄走到这个一直让人占她便宜的女孩身边，也插进队伍。他想这女孩的谦让是怎么回事，他不知这是不是好事情，她对占她便宜的人们如此懒得计较。然后他转脸向我，心里打算结束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恋爱，和这女孩恋爱。

在冻带鱼浓重的腥臭中，M和我就那么定了。那是一场漫长的恋爱。双方损耗都很大。M一直想弄清我的谦让乖巧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起了颇大的疑心。他开始对我心里不踏实。我接受一些男人的殷勤，其中是好色也好，是真心发痴也好，我都随他们去。我懒得纠正他们。M的小心眼使他专注，他不敢分心，怕我懒得拒绝这些男人，而让他们真占了便宜去。那样吃亏的就是他了。他决心结束这场持久的恋爱，和我结婚。婚姻使我们发现，M和我那么玩得来，我们的学校离得很远，每天很晚聚在地铁站，从终点乘到终点，直到地铁停运。第二年他终于有了间房，我开始用一只电饭煲烧出一桌一桌酒席，供一屋一屋的熟人来吃。我们都属于一直可以读书读下去，一离开校园就觉得自己极废物的那类人。钱都是靠读书挣来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此之外我们不知其他任何谋生途径。M和我的生活越来越安宁。接着我开始有了种嗅觉。我开始抄检他的日记和通讯录。疑迹是不少的，我撒起泼来，我和他先后打算放弃安宁的日子。其实我自己也不知该拿越来越安宁的生活怎么办。M的每次外出对于我都是一段暗战，我被那些藏在暗中的女人们弄疯了。终于，我的一夜刑讯有了结果，M说，是的。那时我们刚到美国。多么不地道：在异国他乡给我来了这一手。

M说：“别闹了。我得活下去，我得有温柔。”

我的温柔呢？好像我该对我丧失的温柔负责？他不管我，重复那两句话：“我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从此我们有了另一种安宁。那种稍有和颜悦色就唬着对方的安宁。那段安宁挺棒，M写完了论文，我得到一连串的“A”。乘着那段安宁，M还写了不少散文，我从打得齐整的稿面上认出不同的纤纤素手或流利或夹生的电脑打字。她们还为他理发，为他买袜子、衬衫、线衣，使他常常五颜六色，风格迥异。一个陌生的、充实的M渐渐没了我的份儿。

他看着此刻庞大的我，离婚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使他不自在。他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我微微一笑，曾经任人插队、任人献殷勤的态度又回来了。他又说：“还是争取把学位念完吧。你比我强，英文混混就混这么好。念出学位，将来……我也放心了。”

我点点头。那乖巧也回来了。我很明白。他的过意不去是短暂的。他把几件二手货家具和一台电视机留给了我，一再地说：“存款我一分都不会带走。”总共1520元钱，他也落个慷慨。我还是笑笑，懒得戳穿，这点收买实在不够漂亮。他以为我真的又乖起来，真的把他的婆婆妈妈听进去了，更来了劲头：“钱上的事，能帮我会帮的。奖学金有困难的话，给我打个电话。”下面他改用英文说：“我永远会帮助你的。”他的英文带着浓重的中国北方口音，使他有了种厚道质朴的假象。我险些忘了他坑了连我在内的一群女人，险些忘了毫无商量余地同我离了两年婚的那个人就是他。他又说：“我一旦安顿下来，会把新的电话号码给你。”我猛地一醒。刚才那些话温热地在我心头爬过，现在却留下一道黏湿阴冷的痕迹，如梅雨季走过一只湿乎乎软乎乎毫无体温的肥大蜗牛。我对他转脸，嬉皮笑脸地说：“可不可以直接跟你的小太太求援？她在银行里晋升部门经理了嘛！”我看着M的心最后地冷下去。

M没有给我他新家的电话，他对我如此了解又如此误解让我觉得很好玩。

我旋转着重心不对的身体，招呼大家：“喝、吃，吃、喝。”亚当母亲留下的雪白细麻布餐巾事先熨得一丝不苟，是每周来一次的女清洁工熨的。银餐具也是她擦的。她是那种老式仆佣，对主人房里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惊奇。她对这宅子中出现的中国女人和她渐渐长大的肚子丝毫惊奇也没有。她每星期见我一次，而见面次数的累积毫不增加她对我的熟识程度。瓷器是白底黑边，黑色上烫有两个金字母，大概和亚当的家族姓氏有关。通过亚当的父母传下来，再通过亚当传下去。只能传给我腹内这个小东西。亚当的长辈们死也不会想到这家族的血通过怎样一个渠道流到了我这儿。墙壁上挂着亚当母亲的肖像，是她三十岁时的模样。那时什么都还没发生，她唯一的儿子尚没有露出任何端倪。贵妇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有一日伪装成一个丈夫，伪造了个名字：亚当。一大场伪造中，只有她流到我腹内的那一丁点血，那血的花与果是真的。三十岁的母亲肖像笑得像个皇太后，眼睛看着我们狂欢，目光中有一丝愚弄。或许正是她愚弄了她的儿子、我、所有人。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又形同虚设的亚当？既然形同虚设，又如何会在我体内成就了这一番局面？我指着一张张油画肖像向中国熟人们介绍亚当的母亲、父亲、祖宗八辈的阔佬们。

我在人们眼中看见了惊羡和困惑。女宾们想：这样一个冤大头怎么就给她撞上了？她还剩多少青春美貌？三十来岁一个女光棍，姿色也是些渣儿了，她凭什么？

只是在M眼里，我瞥见祝愿下真诚的担忧。M悄声问我：“你丈夫怎么还不回来？”

“迎婴派对是孩子娘家人的事。”我说。我知道我不能使他完全信服，“再说他临时接了一项重要的庭院设计，去外地了。”

“你真的幸福？”M说。

“这个词听上去比较肉麻。”我说着便哈哈乐起来。

上甜食的时候，我开始拆人们给孩子的礼物。拆到M的那份，是只大盒子。打开，里面套只小盒。大家骂他要把我累死。他只是眼不眨地看着我。那双深沉、让女人们错误自信的钟情眼睛。连环套的八只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个中国民俗味很浓的荷包。我此刻坐在地毯上，被礼物埋了半截，大腹正搁在微肿的腿上。我心里冷笑：你弄出个信物来了。

从荷包里坠出的是两把长命锁，一大一小，M马上解释，大的是母亲的，小的给孩子。

我看了M一眼。

M像看懂我心思似的，暗色皮肤更暗一成。曾经的热恋、耳鬓厮磨、吵嘴、相互诅咒、彼此漠视，原来全都作数，都是这一笔那一笔的积攒。我几乎上来股热望，要把一切真情都说穿，把一整场伪造揭露给他，把我被他dump后的穷困、寂寞，不拿自己当人而去当一张五万元的种植温床——这一切都告诉他。这一切根源在何处，只有他心里有数。他会为我流泪，为我的自作自贱把手指关节扳得咔吧直响。放心，他会的，他为所有深爱或浅爱过的女人都会这样。他懂得我们这个集体都一副德行，不被他爱了也就停止了自爱，一切愚蠢的出路都因为在他那儿没了出路。

我将有个我不能去爱的孩子，这孩子有个装扮成保姆的生身母亲。

菲比出生在迎婴派对的第二天早晨，就是说宴席散去的两小时之后，我尚未清理完餐具，发作便开始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一大片狼藉之中，捧着膨胀得极硬的腹部。

我想该给谁打个电话。但给谁打呢？亚当从不给我牵制他的权利，他出现，他消失，全都由他自己操控。给M打吗？让他为他前妻的临产向他现任妻子告假？那是比较胡闹的。我忽然想到女清洁工，她的电话号码被一块草莓形磁石吸在冰箱的门上。女清洁工在半夜两点被电话铃惊醒，这在她默默无闻的大半生中极少发生。她没有问我将生的是谁的孩子，也没问亚当见鬼去了哪里。她只说：“别怕，心肝儿。我生过四个孩子。”

很奇怪地，她的这句话使我也像生过四个孩子一样沉着下来。我接下去便按她说的去一步步做了：洗了个温水澡，换了干净松软的衣服，好好在床上躺下，等待疼痛加剧、间距缩短。她让我抓紧每次疼痛的间隙睡它一觉，每一小段睡眠都将在最终玩命的一刻帮上大忙。她还让我祈祷：痛得再冒汗、再语无伦次都别停止祈祷。除了祈祷，我其他都照她说的做了。

凌晨四点，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女清洁工，问她祈祷该说些什么。她告诉我该说什么什么。我怕记不住，拖着痛得歪斜的身体，找来一片纸，把她说的写下来。女清洁工又说：“一切都会好的，我生过四个孩子。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都好了，心肝儿。”她把世上的人都叫成心肝儿，亚当过世的母亲、亚当，还有余下的全人类。一次来了个检查白蚁的，她也一口一个“心肝儿”地称呼他。但此刻听她这样称我，我感到这称谓是具体的、针对我而来的。人在最无望的时候就这样，一点点温暖、好意都不放过，都死命抓住。上帝都被拉来急用，何况这个活生生的称我为“心肝儿”的女佣。

我在早晨六点彻底放弃幻想。亚当把他的孩子整个地交给我去生。我就乘计程车独立自主地去了医院，小皮包里放着亚当为我买的医疗保险卡。下车时我向出租车司机要了收据，这钱该亚当报销。疼痛并不使我对钱上的事马虎。

我走到柜台边，问值班护士到哪里去生孩子。护士指了个方位，仿佛我问的是女厕所。我正要往走廊深处去，护士说：“劳驾，你有保险吗？”我掏出那卡片给她，她让我先等一等，她要将卡片和我的档案核对。我扶墙站着，等护士详细核对，不然我会生错孩子似的。等待时疼痛步步逼紧。疼痛狂野起来，亚当花五万块让我这么痛，他赚了。

在我被推进产房之前，一个产妇刚结束作业，从里面被推出来，丈夫是个中年男人，秃光的头顶上湿漉漉一层汗，也穿着浅蓝消毒大褂，脊梁领路向外走，半个面孔在摄像机后面。分娩的整套程序都被录在那卷磁带中，留着以后让产妇慢慢看去，慢慢骄傲去。一整套生物动作，扭动痉挛，龇牙咧嘴，完全走形，她可以一遍遍去欣赏。我小时候梦见过我父母结婚。那时我三岁，到处跟人家说：“我昨晚看见爸爸、妈妈结婚！”我外婆揍了我一巴掌。她老人家活到现在就懂了，事情可以一遍遍折回去，从结果折到开头。当事人可以局外地看自己了不起地张开个大口子，血淋淋娩出一条小生命。在科学理性的今天，我外婆会知道这个先做后看的顺序并不荒诞。而我是没的看的。我的这套天然演出将没有证据，这正合我的意。我的龇牙咧嘴、不堪入目的雌性生物行为将毫无记载。这一点令我侥幸：幸亏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看着助产士的手把菲比从我肉体上摘下，捧到与我目光平行的位置。我看着我的血在菲比身上冒着热气。惊讶使我哑然。我看着菲比的小脚丫儿蘸着我的血在出生证明上捺下印记。我想，不好，我的心动了。就算一切都不算数，这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女孩是算数的。怎么事先没想到，她会和我相像？我怎么会忘记，一旦她和我相像我就会变得很没出息，想抱她、吻她、拥有她？我脸上出现了一个虚弱的傻笑，听周围的人夸新生儿和产妇，我不管他们是真诚地夸还是敷衍地夸，我只把他们当成真心。我脸上虚弱的傻笑持续着，像电影女主角俗套的表演，像我妈妈生下我或亚当母亲生下亚当。像我妈妈站在机场，看我走入海关，那样的笑法。

从菲比走出我身体的那一时刻，我和她突然建立了一种新关系——我们彼此脱离而致的创伤使我们遥相呼应，成为分作两处的整体。我马上辨得出菲比的哭声，梦萦魂绕地从深深的走廊进入我无论多沉的睡眠。护士隔两个小时就把婴儿们推进病房，一排小脸蛋我只需瞄一眼，便认出菲比。护士说这样两小时一次的母子会面是让双方习惯彼此的相处，也让乳汁早些成熟。

菲比在我枕边，我嗅着她新生儿甜滋滋的气味，听她呼呼作响的喘息。我看得出她从我这儿取走的那些部分，耳垂、眉毛、头发、指甲。渐渐地，我只看得见像我的局部，而这些局部在不断扩大。我从来没这样惊讶过：我的这条命竟会有如此的复制。我惊讶得连亚当的缺席都忽略了。

亚当是第三天早晨来的，正赶上我出院。他从伴侣那儿回到家，看见了我的便条：“我去医院了。你若及时看见这字条，到医院来找我（或我们）。”他走出电梯时脸色相当苍白。菲比的预产期是在十八天之后，他的心理准备便欠缺了十八天。这大概是他面无人色的主要原因。他马上看见在柜台前办出院手续的我。一看我的样子，他顿时松了口气：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戏剧高潮早已过去。他咧开无血色的嘴唇，但它不能算个笑容。关怀还是有的，他凑上来双手按了按我的肩，像他的一个同事发生了某种重大不幸，他给予无从言说的慰问。也许我错了，他那动作的意味该这样诠释：他和一位同事共同闯下一场大祸，而那位同事一人顶下了责罚，他既侥幸又愧疚，还怀有满心敬佩，那样按按同事的肩，仿佛说：“够哥们儿！好样的！”不过如果事情倒回去再来一遍，他仍然宁愿把英勇和光荣全给这位同事。

我一字不提产床上的九死一生。五万块包括这些的。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孩子？婴儿室就是那间带大玻璃窗的屋。”

他却被拦在了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护士面无表情地向他要牌照。婴儿的父母各有一块和婴儿号码相符的牌照。他们的争执在回音四起的走廊里显得很嘈杂。我一一听着，等待账结完，我好过去为亚当帮腔。

亚当说：“我是孩子的父亲。”

四十多岁的护士说：“哦，是吗？所有婴儿的父亲我都认识。我想我不认识你。”护士正在仇恨天下所有男性的年纪。

亚当说：“我只进去看一眼……”

护士说：“我们这里发生过婴儿被窃的事件，你知道吗？”

亚当不再优雅，嗓门粗大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会偷窃婴儿？”

护士说：“拿出牌照来，证明你不会。”

亚当说：“我疯啦？要不是我的孩子，我碰都不会碰！我对别人的孩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护士说：“我打赌你看上去就对孩子没兴趣。”

亚当说：“那你还不让我进去？”

护士说：“你想让警报器全响吗？没牌照的人一进这个门，警报器全会响。警卫们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跑来逮你。我倒不介意他们逮你。警报器的声音很讨厌，孩子们都不喜欢它，会哭个没完。”

我及时调解了他俩。我证明亚当的确是菲比的父亲。

护士看看我，又看看他，笑了：“便宜这小子了，生孩子的辛苦他全错过了。”她接过我手上的出院手续，然后仔细核对了上面的条条款款，这才把菲比抱了出来。

“喏！”她说，“看好，襁褓是这样……这样……包裹的。得紧，这才让孩子感觉安全。”她像西单商场模范售货员捆扎糖果那样，手势果断、快捷，每个动作都有最高的效率，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多长时间喂一次奶，换一次尿布。我的出院手续中包括一本小册子，上面有所有图表、刻度，公式般精确。按这些公式养大的孩子该不会有误差，该比我们这些依生物本能抚养出来的人类要优等。

菲比哭了一路。我不断换姿势抱她，又把手伸进襁褓，看看是什么让她不适。我不知不觉地对她喃喃说着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那类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喋喋不休，那类对任何其他人不发生意义的甜蜜傻话，在我和菲比之间开始了。

我发现亚当车开得很坏，两次闯红灯。

我说：“要命，不知该怎样她才不哭。”

亚当却说：“她的哭一点儿也没打扰我。”

“那是什么让你开车水平下降？”

“你。你没注意到你在不断地说话？”

“我在说话？”

“你一直在和孩子说话。”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了。我和菲比自然而然地正在建立一种联络方式，一种几乎是使用暗号秘语的单线联络。我的潜意识、我的本能发出这样的喃喃低语，只有菲比的潜意识和本能能够完全地、正确地接收它。它使她与我在脐带被剪断后迅速形成另一条暗存的因而不会被剪断的纽带。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和菲比都无能为力：我们已把包括亚当在内的一切人排斥在外了。

亚当的不安正在于此。他完全没想到两天前还对菲比无所谓的局外人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母亲，从内到外，彻头彻尾。这个局面对他可不利。我眨眼间有了母亲的名分、实质，还有五万块。这不公平。

其实当我发现自己津津有味地做起菲比的母亲来，我的菲比身上属于亚当的那些局部送入我的子宫。我怎么这样健忘？亚当手捏着那管注射器，对我安详坦然地向浴室方向摆摆下巴：“该你了。”

我想，很好。亚当毕竟是明智之人，早些离间我和菲比的关系，大家都方便些。我忍住不去理会菲比的哭喊，及时制止那已滚到舌尖的喃喃低语。有时菲比哭着哭着突然会停下，然后瞪着眼似乎在等待什么。她等待我同她交流。她那么快就适应了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什么，她却是听懂了。菲比脸上会出现一刻类似焦虑、失望的表情，接下去她知道她等不来我的回应，哭得绝望极了，愤怒极了。像个迷失的孩子，喊母亲不应，只得疯狂、漫无目的地瞎哭一气，把自己消耗到最后一口气。

菲比就这样哭到奄奄一息。有时我会受不了，冲出自己的卧室，但一见到亚当正围着菲比的小床打转，我立刻冷静下来。我意识到我跑来更主要是因为我需要菲比，是要止我自己的心痛，是抱哄我自己。有时看见亚当以极别扭的姿势抱着菲比，大人孩子都那么不舒适，我抑制了自己上前纠正他们的冲动。菲比终将要和亚当生活，所有的不适她都得适应。一个最初就不知舒适为何物的孩子，最终会把不适当成舒适。

一个夜晚，我突然惊醒，但不明确是不是被梦惊醒的。我悄悄向菲比的房间走去。亚当不在那儿。我在十瓦的灯光中走向小床，这才明白我惊醒的原因。出院后的第一次，乳汁溢出乳头，在胸口洇湿一大片。很奇怪，我已基本上拿定主意第二天离开这里了，乳汁却来了，比医生预期的晚了五六天。这些个昼夜，菲比哭喊，我认为我没有理会她，其实不然，除了这个高度理性的我之外，我其余的一切内脏、情绪、荷尔蒙都在对菲比的哭喊做出反应。这是多么汹涌的反应啊：我的手刚将衣襟撩开，乳汁便喷射出来。荷尔蒙在菲比的哭声中激烈分泌，作用着我的身体，支配着我的乳房。此刻我跪在了小床前面，朦胧的灯光中，两个乳头仰首以待，回答着菲比的每一声哭喊。我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已把菲比抱在怀前。菲比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两片柔软无比的微小嘴唇，已合拢在我的乳头上。那一声呻吟绝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它像一个人在潜入水底前，垂死地大吸一口气。菲比一个猛子扎进乳汁，鼻息变得急促而紧张。原来就这么天造地设，没人教她，也没人教我。两排柔嫩的牙床轻抵住乳头，她做得如此完美，竟懂得自己喂饱自己！

我便有了一种贯通感。一个循环这才完整了。

这时我感觉亚当从我背后走来。他夜晚上闹钟睡觉，两小时起床一次，到冰箱里拿一小瓶混合奶液。冰箱的一个层格里并排放着六只同样大小的奶瓶，按教科书的定量预先注入奶液。这件事总是亚当做的。他十分严谨，将大罐中的混合奶液倒进六个小瓶，再把它们一个个对着光线举起，看是否达到奶瓶上以红笔画好的刻度。他此刻更像一名化验员，分毫差错都得排除。亚当就这样拿着定量精准的冰冷奶瓶，直着眼看我抱着菲比跪在那儿。我的背影很好，完全恢复了雌性哺乳动物的原形。

我向他转过脸。我脸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使亚当不敢贸然近来。雌兽那样神圣的凶悍，大概那一刻出现在我的神色中。亚当退到门口，有些畏手畏脚。我、他、菲比，三个人物的关系，总是不能绝对准确，也就是，不能等距。我总是会有些新的招数，出乎他意料地使整桩事情陷入一种暧昧。我的任何随心所欲的举动，任何超出我们完善的理性规划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亚当是这样看的。

我也不希望任何危险发生——会在我心里留下巨大创伤的危险。而我这样让菲比躺在我的臂弯里，让她如此安全踏实，每吮一口温暖的乳汁，都发出一声短促的满足的叹息。这样的每一次，每一次，都在培育那个危险，都是在喂养那个创伤。

某一天，亚当说：“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和他来到客厅，坐下。请他设计庭院的客户，就这样同他面对面坐下，然后双方开始摊牌。

“我想下礼拜一离开。”我先出牌。已是底牌，也即免去了他许多不中听的废话。

他想了一刻，说：“谢谢你。”然后他拿出支票本，写下他欠我的最后一串五位数码。他将支票放在我们之间的玻璃砖的茶几上，用两根奇长的手指朝我的方向一推。意思是，它比任何话都实在，都有力。这动作他做得极自信。买房子，买地皮，买他的银灰色奔驰，都是这样一推。没有他买不下来的。我把它拈起，对折，放入衬衫口袋。我对他说：“谢谢你。”

“别客气。”他想忍，但没忍住，“你最好不要带走菲比的照片。”他眼睛在说：我是为你好。

“谢谢你。”我确实有点真实的谢意：亚当守信用。

他不知道我是谢他五位数的支票，还是谢他言辞之外的体贴。他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嘲讽的意思。我的表情大概有点恶劣，但我不是存心的。

“该谢谢你。”亚当说，“为菲比哺了一个月的乳。”

我想起菲比出生之前，在湖畔的那个下午，我为哺乳的事发了大脾气。我的脾气是因为亚当的得寸进尺。而事情现在颠倒了过来：亚当感到哺乳的危险。我和菲比顺从天性地紧密相处下去，他将落个人财两空。我当然明白亚当的不安。不过我主要是为我自己好，我已经陷得不浅了。我想到小时家里的那只母鸡，特别爱抱窝，邻居们拿了鸡蛋来塞在它肢翼下，它便死心塌地趴了一个月，孵出二十多只不管是谁的鸡仔。事情便出在这里：它从此不准任何人靠近这群鸡仔，邻居们只得依顺它愚蠢的母性，或说干脆利用它的愚蠢，让它去操劳，去带领鸡仔们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

亚当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笑我和那只傻母鸡挺相像。区别是我及时制止了那种荷尔蒙造成的愚蠢。

我收拾好行李，和来时一样的简单利索。然后便钻入亚当的银灰色奔驰，我没有去跟菲比告别，她已经在刚到达的保姆怀抱中。她哭作一团，我也没去看她一眼。这一眼很可能有害于我的余生。很可能，我会记住这一眼，直到死。那我收下的这五万块就大大不值了。

亚当在街边停下车。我一看，是我们第一次合谋的那家咖啡店。要是那场谈话失败，比如那时亚当发现我有什么不中他意之处；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某种气质或形象上的不顺眼，他就不会带我去湖畔，就轮上另一个女人做菲比的母体了。或许就什么也发生不了。因为亚当在我之前和几百个女人扯过皮，到了我，已是他的耐性极限。我若落选，他便放弃。也就没有下文，以菲比的不幸而形成的下文。

亚当像头一次那样，为我叫了杯咖啡。然后他又是那么细节化地叫了他自己那杯“非咖啡”。我及时止住他，说我也改喝“非咖啡”了。他转向等在桌子边上的侍应生。

“两杯无咖啡因的咖啡、非糖、全脱脂的奶。”

侍应生走回去，同时叫道：“两杯‘何必’！”

我和亚当对视一眼，都笑了笑。这两杯非咖啡、非糖和非奶，一连串的否定，等于什么也没喝。那么又何必喝它——这是侍应生的态度。根据这态度，他们为这种将天然完全剔除出去的玩意儿叫作“何必”。如同现今流行的不含酒精的酒、不含巧克力的巧克力、不含奶油的奶油，人们吃着喝着这些无害处也无任何吃头的玩意儿，仔细想想，何必？

这次我们没去湖畔。我们坐在靠窗的小桌，外面秋高气爽，枫树和橡树尚未变色，但一抹暖色已含而不露，存在于氛围之中。我先开了口。

“菲比怎样不好？”

亚当眼睛看着窗外说：“其实也没有糟到哪里去。她就是没法和保姆相处。有时索拉会照料她几小时。索拉有自己的孩子，都缺乏照料。”

索拉是女清洁工。

“索拉是好人。”

“奇怪了，你们俩背地里讲一样的话。索拉说你是好人。”

“我不是坏人。”谁知道？一个生了个孩子从此便消失的女人大概该算坏人，或者“非坏人”。

“没想到你干得这么出色。本来说好你一个月探望孩子一次。”亚当说。

“作为保姆探望。你别忘了。”

我不想把我的致命处暴露给亚当。两年前，当我把菲比柔若无骨的小肉体捧向自己乳房时，就明白我的致命处在哪里。过去我以为M离开我会置我于死地。产下菲比，我觉得把M当作要害是因为我缺见识。他怎么能和菲比相比？亚当沉默了一刻，回头定定地把我看着。

“你完全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不，比原先好看。体形比原先更线条化。”

我说：“谢谢。”你别装着对女人有兴趣。

“你知道吗？你一直有种奇怪的神态，就是无神态。什么都讨不到你的欢心，也引不起你的厌恶。现在这种神态更显著了。”

“哪种神态？”我知道，它叫“非神态”。

“你的头发变样了。”

“我懒得去理发店，就一直让它长。”我微笑起来，“亚当，你倒是越来越英俊了。我喜欢你不染的头发。”我喜欢有什么用！

“你喜欢吗？那我以后就不染了。”

注意，他在讨好我。他到底存的什么心？

“亚当，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我突然说，“在我离开菲比和你的前一天，下午，你正好出门，我带着菲比逃跑了。我背地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生证，体检表，一些小衣服小被子……”

亚当的眼睛慢慢变圆，变得又圆又凸。

“我要了出租汽车，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你不久就可以从电话账单上发现哪家出租车公司，哪辆车载的我和菲比。我向一个女熟人求了援。你见过的，劳拉。我说我和你吵了架，吵得太大了，难以和解了……车子开出去不远，我就开始反悔。如果我的逃跑计划成功，后面会有一连串的复杂局势，比如上法庭之类。不过我当时想好，把所有的钱都退还给你。我怕的不是我和菲比会过的悲惨生活：没钱、没住处、没任何生存保障；我怕的就是事情会麻烦不断，我不愿你跟在我屁股后面，麻烦我。”

亚当说：“也许法官会很快结束所有麻烦，把菲比判给你。”

“我不喜欢法官。美国大部分电影里都有他们。”

亚当笑了。他这样的笑非常能麻痹人。

“假如你真的带她逃走了，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菲比。”他眼睛窄起来，如同看一张设计蓝图。

“也许。”我说，“不过可能改变不了根本的，已经太晚了。”从我和你合谋那一刻，一切就已经太晚了。

“也许。”亚当说，“我一点没注意到你的企图。”

我说：“那个企图每天在我心里至少窜出来一百次。”

“谢谢你现在坦白了。”他温和地看着我，拉起我放在桌面上的左手。他的意思是：你坦白是因为你不再有窃走菲比的企图，是因为你认为菲比不值得你窃取了。

我的仓皇逃亡假如百分之百地成功；就是说我干脆离开芝加哥，隐姓埋名在任何其他没有男熟人女熟人的地方浮出水面，这桩勾当给我留下的，是记忆中一个粉红色的健康正常的菲比。那股婴儿固有的甜滋滋的气味，那吧唧作响的吮乳声，那微小手掌心，带一点奇特的湿涩，攥在我食指上的触觉。有什么必要让我记住更多，知道更多呢？我把菲比只当成切除的病体。痛，是没法子的，但它绝不碍什么事。为使它不碍事，我从亚当和菲比身边离别得相当彻底。我和陌生的室友共同租了公寓，在一家高档皮包店找了份工，抓住所有机会同陌生人啰嗦。只要我不停地说话，想念菲比的强烈程度就会被缓解。我很快养成和男人搭讪的习惯。地铁上、邻里间、快餐店里，我发现没有我搭不上的男人。其中一些人不错，我可以从他们的风衣品牌、皮鞋和表断定他们挣得还可以，从他们的举止上看出他们不酗酒不吸毒不虐待女人，也没有抑郁症而必须定时去让心理大夫敲竹杠。我跟两三个人搭讪搭出了些成果，又发现他们只拿我当点心而不当正餐；他们在我这里吊起胃口，然后回家去填充胃口。我得承认我还漂亮得不够，也轻佻风骚得不够去瓦解一个婚姻。

我想我还是喜欢亚当的，也还没完全爱够M。

亚当直到菲比一周岁零五个月时才找到我。他也不知道找我有什么用，菲比又聋又哑又瞎并不该我负责。我躲得远远的，倒真说不清了，好像在制造菲比这件事上我真作了什么弊。不然好好一个菲比怎么会在一岁的时候无端生起一场大病来，持续高烧。等高烧退下去，菲比的大部分感官都作废了。亚当就是在那个当口上不要命地找我。他翻出近一年的电话账单，从上面找到几个我的男女熟人的号码，第一个接上头的是劳拉。劳拉跑到皮包店，说我如何不够朋友，发生那么大的事也不通报她一声。她指的“大事”是跟亚当的“分居”。不用问，从劳拉之后，亚当顺藤摸瓜就摸到了我的住处。我随着亚当到那幢房子里，第一眼就看见坐在客厅里的菲比。后来回忆，我才记起她不是独个坐在那里，而是由一位保姆抱着，在那儿动弹不停。是很后来了，我才想到，那时菲比尚未习惯与残疾相处，手和脚无目的而狂野地划动、扒拉，她以为那样持续地扒拉，就能把无视觉无听觉的黑暗扒拉出个豁口。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走上前，抱起菲比。她停住，人却很僵。亚当似乎说：她大概在辨认你。莫如说我在辨认她。这穿着最昂贵的乳白开司米衣裤的小女孩，美丽而完整，谁能相信这些漂亮精致的五官全都是装饰？

我说：“菲比，菲比！”可不能掉泪。完了，结果还是掉了泪。我一直唤着小女孩的名字。亚当不忍心提醒，小女孩是听不见的。

菲比始终是那个僵住的姿态：两条腿半伸半缩，两手举在自己脑袋两侧，仿佛一个恼极了的成年人要去抓自己的头发或去撕扯一个对手；她的眼睛瞪到了极限，瞪得上下两排浓密的睫毛犹如钢针般挺着锋芒。只有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才会这样瞪眼睛。她意识到事关重大。正因为她没有了视觉和听觉，她才会如此之迅速地感觉到我对于她的事关重大。

我不知那个保姆是什么时候溜走的。或许是亚当使了眼色，请她退场。亚当又说：“你看，她肯定在辨认你——她肯定把你辨认出来了——她从来没有这样静过……”

我轻声说：“请闭嘴。”

菲比的鼻翼在抽搐，在嗅着这个女人的气味。这个女人身上有野外的气味，有都市和高档皮包店的气味。这些气味使她感觉新鲜。菲比的嗅觉精锐，顺着一层又一层陌生、新奇的气味在这个女人身上刨根问底。我侧转脸把泪水蹭在黑色西服的肩膀上，好把菲比看得更清楚些。她洁白如脂的面孔上是明显的追究。她继续抽动鼻翼，呼吸着我，渐渐从护肤脂、粉底、胭脂和唇膏下面，把我剥了出来。或许只因为我抱她抱得比别人舒适，比任何人都抱得实心实意。我毕竟是第一个抱菲比的人。菲比的睫毛软下来，手臂和腿都随和下来。我把她放在我腿上，心里空空，像没有任何家具的新屋那样回声四起。

那天我留下了。我和亚当挺默契。在我原先住的那间卧室，他协助我换下脏床单，换上我最喜欢的白色纯棉卧具。亚当又不声不响取出了我爱用的超大浴巾，白底上带白色图案，那种犹如浮雕的图案，以凸凹实现的。他记住了我所有的喜好，做得滴水不漏。尽管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我还是心领了。不爱女人的男人，能对一个女人做得这样到位，真不易。

我牵着菲比的小手，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她很放心地跟随我，路也走得相当稳了，只轻轻摔倒两三次。我注意到那张玻璃砖的茶几不在了，换成了一张没有棱角的皮革圆几；一切带棱角的东西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浑圆温厚的家具、用具；连楼梯的不锈钢扶手也被换掉了，换成了皮革的，或是在原先的金属件上包了一层皮革。这所房子的风格从原先的尖刻变成了现在的浑圆，都为了菲比。把我暂时哄住，暂时留在这，亚当简直要弄假成真了，也都是为了菲比。

我去厨房里弄晚餐。菲比被圈在带轮子的小圈椅中，滑过来滑过去。她知觉到我在附近，便一次次朝我滑过来，撞在我腿上。然后她会顺我的腿往上够，够到我裙子的边沿，把它拼命往她跟前拉。最后我明白她是想把它拉到她嘴里去。没有听觉、视觉的菲比靠嗅和触摸来获得她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她在嗅和触摸之后，觉得认识尚不完全彻底，便上来，用嘴去尝，尝到的形状，她觉得最可靠。不一会儿我这条黑色裙摆上亮晶晶地闪动着菲比的唾液。

我却是满足的。我满足这家庭的假象，以及母女的假象。

我听见亚当在起居室打电话。低声的歉意，温柔的辩解，我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清，但我知道他在取消约会。在这个周末，他要为菲比留住我。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不是无懈可击的；逃得那么远，一旦回来，就像从来没逃过一样。他还发现，菲比已觉察出我是谁，或许曾经的哺乳，已把这具曾输送乳汁的身体气味，储藏进菲比的灵魂与肉体。我的逃脱是自欺欺人，我和菲比神秘深奥的私下沟通，也许一直未断过。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和谐安宁。谁看都是个美满家庭。

这样的美满连一个残疾孩子都无伤大雅。这样的美满使无论怎样枯燥无味的晚餐都可以忍受。星期六晚上，亚当开了半小时的车，把我和菲比带到一家餐馆。他说这家餐馆的高档在于它不昧着良心放油放盐放所有作料，以使一盘盘菜肴过于美味而屈服人的感官需求。这家餐馆是真正为你好的，是具备良知和美德的唯一餐馆。这年头，谁敢去那些只管讨好你的味觉、取悦你的胃口的餐馆？谁敢想象他们在不见天日的厨房里干些什么——放了多少真奶油、真糖和色素，用了多少以激素催大的蔬菜和禽类？他们是否操心过海鲜的污染程度？

餐馆生意很旺。吃客的样子多少都有些像亚当，脸色苍白，衬着黑色、深紫、暗灰、重橄榄色的服饰。一派节制、缺乏食欲的气氛。每张桌上的鲜花是白色的百合和两枝紫色的鸢尾。桌布是亚麻本色，上面有浅茶色的条纹。所有纪律严谨的侍应生都对亚当点头微笑。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缺乏气味和噪音的餐馆。

亚当轻声地介绍这儿的名菜给我。领班此刻送了一张专门给孩子坐的高椅子，亚当客气地说：“不必，她宁愿和我们坐在一块。谢谢。”

“菲比从来不肯坐那种椅子。”等领班走了之后，亚当对我说，“大概它给她很玄、很不踏实的感觉。”

“你常带菲比来这里？”我扫一眼几乎在耳语的人们。

“我经常来这里。”

我明白他的半实话：他常常不带菲比来这里，他和他的老伴或新伴来这里。

“还是他吗？”我指多明戈嗓音。

菲比此刻摸到了餐刀，将它抓在手里。亚当将它拿下来，放得远些。而她又摸到了叉，亚当再次缴获它，仍是轻松自然，不露痕迹。我看见菲比两手在继续摸索，脸上有些厌烦出来了。我迅速地将餐巾折成一只松鼠，我小时的把戏。菲比抓着松鼠，不知是什么。正因为它似是而非，她全神贯注地捏它，嗅它，很快地，把它放到嘴里去尝。

这期间我和亚当的谈话始终持续。我是说我们的耳语一直在进行——

“他离开我了。”那个有美丽嗓音的伴侣。

“为什么？你们不是相好了十多年了？”我知道这破裂一定和菲比有关。

“他建议我把菲比送到‘机构’去。”那种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

亚当只说“机构”，免得他和我都受刺激。

“听说这些‘机构’都很恐怖。”

“也不尽然。关键是看你肯花多少钱。有很高档的，甚至可以培养教育菲比这类孩子……”

我控制不住，给了他一个厉害的眼锋。

“你打算送菲比去哪个高档机构？”你反正阔得足够。他从菲比嘴里扯出那只餐巾松鼠。菲比马上又把它搁回嘴里。他再将它扯出。他的动作是坚决的，不带情绪的。两人就这样重复。我实在看不下去，把菲比抱到我这边。“亚当，你还没回答我，你打算把菲比送到哪所高档机构？”

“停止用这种腔调同我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奶瓶嘴，是装在一个三明治口袋里的，因此清洁程度相当可靠。“是你指责我的时候吗？”他说着将绝对卫生的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口中。菲比立刻把它吐出来，仍去咬餐巾。

“好的。不是我指责的时候。”你有种别千辛万苦地寻找我。总共五万块，你还没完了？

“我不是这意思。”他用自己洁白的手帕擦拭落在桌上的奶嘴，“你知道，医生把菲比的实情告诉我的时候，我有多绝望。”

“多绝望？”

亚当凄惨地将脸仰起，像是说：还用问？他再次把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嘴里，菲比再次拒绝。两人不声不响地顽固着。

“就让她去咬。这有毒？”我抖抖手里基本散架的“松鼠”。

“不能让她养成这毛病！什么都往嘴里放……”

“哪个孩子没这毛病？”

“在其他孩子就不算毛病。菲比看不见，抓着什么都往嘴里放，还了得？”

亚当语气极轻，像任何时候一样，充满道理，有头有绪。

菜上来了。我们也像餐馆其他人一样，吃得安安静静。中国餐馆的热闹是食欲而致，而食欲是滋味而致。这里就不一样了，滋味、食欲都是比较低档的东西，对人没有实质的益处。当你冷静地想到益处，滋味和食欲就是贬义的了。

“就因为在菲比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你们分手了？”我对他俩的惋惜还是真挚的。也许从M和我的分手，我自如地借题发挥。

“菲比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告诉你。”亚当说，“菲比可能活不长。她的免疫系统弱极了，但她不是艾滋。请你冷静。我的痛苦不亚于你。”

“是医生这么说的？”我看他点头点得清晰有力，同时准确地在杂粮面包上涂一层薄透的非奶油。“医生没说，是什么原因？”

亚当正要咬面包，看我一眼，把面包放下了。他看出我等不及他咬下面包，然后细细地咀嚼，然后再吞咽干净。他觉得这种情形下先说话后咀嚼的顺序更好些。

“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的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他微蹙眉头，悲哀地朝菲比笑一下。

我正在吃力无比地喂菲比吃意大利面。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你肯不肯来帮帮我。”亚当说。

我想，糟了。我等他说下去，他却一心一意嚼起面包来。

“我很差劲，连你的现况都不问问。你怎样？好吗？”他看着我，希望我别发出那种不够善良的笑容。我没有，菲比果真很惨，比预期的还惨。我一时感到这惨感染了我，还有亚当。这惨感染了周围的气氛；视野中所有人的音容笑貌，百合和鸢尾花的白色与紫色，都被菲比的惨给感染了。

“我吗？老一套：上班下班，交男朋友。”我老老实实地说。

“有男朋友了吗？我是说，值得你想到婚姻二字的？”

我抿嘴一笑。他马上明白事情很困难。

“我放弃学位了。我发现女博士大多数都不性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亚当你策划的这场堕落。也许不能叫它堕落，是非堕落，或者非上进。“你呢，亚当？你也交了新伴儿？”

“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

我正为菲比擦下巴上的金红色番茄汁，听他这样说，手停了动作。我没抬起头去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在胡扯。

“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亲近。”他接着说，“但我确实想念过你。那段日子，你刚刚生了菲比。那段日子是不是很棒？”

“很棒，没错。”简直乱真了。就因为我们几乎将它信以为真，我们才害怕起来。因为出发点不对，本质变不了，我们才知道那样的亲如一家不是什么好事。我才急于离开，亚当才急于打发我。

“假如你当时不走，留下来，菲比也许不会生那场病。”他欠身过来，阻止菲比伸向我盘子的手。

“医生说菲比能活多久？”

“非常当心，不让她生病、过敏，也许她能活下去，”他说，“不让她生病，过敏，又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肯帮帮我的话……”

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了？或说同病相怜？

“我可以付你工资。每月五千块，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蛮公道。亚当，你得知道，我正在最关键的年龄，错过了，就很难去有个真正的家庭。我需要真正的丈夫。”

“那，六千块？”

“亚当，你看，我是个正常的女人，需要女人的乐趣，精神的、肉体的。”

“我不妨碍你那些乐趣。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好，需要我隐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我想了想，说：“我需要婚姻。”

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不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明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字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

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间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

“你他妈的。”我说。

“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地，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一副小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地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不怕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一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

M又醋意又得意地问我们的进展。

我说：“有点进展。”

“他挺帅的吧？”

“过得去。不像你吹的那样。”

“你那个什么亚当，一般男人长成那样，那么俊，多半不对头，多半作怪，不是这癖就是那癖，变态什么的！”

我突然觉得M很讨厌。

“你搞女人他妈的不算变态？”

“你还为同性恋辩护？”

“同性恋惹着你什么了？至少他们不祸害女人！”一面大声控诉，我心里一面纳闷：我火什么？亚当跟我有什么相干？退一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跟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只剩了一丝疼痛，牵在我的菲比身上。

十个礼拜是比较正常的时间跨度，这以后可以暗示婚姻，或者，散伙。律师倾向婚姻，我是两可。不过为了一切生怕我受罪的人（如M，我父母兄姊）和一切生怕我享福的人（如劳拉之类），我想就嫁了吧。M要我在婚姻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律师有关菲比的情况。也可以彻底瞒住律师，全在我。我当然不会否认菲比。每天下午，菲比都那样半仰着小脸，等我推着小车，载着她去儿童乐园，滑那个陡峭的滑梯。她就活在那一刻，就那一刻的笑声能抵消她漫漫无边的寂寞。那寂寞多么纯粹啊，没声音，没形状，没颜色，没逗号句号也没段落。

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

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得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

“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

“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

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

“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

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耍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她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阶梯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到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院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混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

“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是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儿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松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乳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受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裸体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记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独极了。孤独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儿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儿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愧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间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资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了。他说在结婚后先两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作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说。

我说：“谢谢。”

他说：“别客气。”

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儿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

在亚当出门期间，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儿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

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着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赶紧把菲比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

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拾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

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

“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

“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

“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

“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去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作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的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去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儿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起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利。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

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

“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

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然后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了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祥。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间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的。”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儿？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来找我！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吗？”

“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语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得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儿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口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晚上九点，我准时给菲比换了优质纯棉睡衣，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我花了时间轻轻搔她的发根。这是另一种较灵验的催眠术。十点，我给自己煮了杯无咖啡因的咖啡，加了非糖非奶，往绒布摇椅上一坐。这张可躺可坐的椅子是亚当家里唯一不好看却舒适的椅子。其他家具都极具展示价值，都是一个个设计大师的心血来潮，因而过分精美，缺乏人道。你是可以用它们的，但更主要的是它们用你。

我把绒布椅放置到最好的角落，这样躺上去既舒适又大模大样，给予自己主人公的姿态和心态。我已大致准备就绪，给自己的撒谎布置了一个宽松的氛围。电话拨通了。

“哈罗。”律师说。铃声只响了一下。他这三天都在守株待兔。

接下去我舒舒服服地扯谎，告诉他我如何忙，会议日程、参访日程、采购日程。我绝口不提那天晚上使我和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哭闹孩子。

他也像忘了他心里窝了三天的大疑团。他说到他的案子，他如何毁了他在法庭上的对手。他还谈到那场《蝴蝶夫人》，原本该我去坐的座位，紧挨着他空旷着。他照例说起午餐食谱：各种方式烹调的火鸡肉。他认为火鸡胸肉是对人体害处最小的肉类，脂肪低到近乎零点，无胆固醇，含高蛋白。对了，还有个优势：高纤维。它的口感和滋味稍次，但那不重要。人应该选择进食的目的，而忽略进食过程中的乐趣。久而久之，一种食物的益处将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滋味的恒定看法。

律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他急火火地等待我的电话，急切地一把抓起话筒，就为了慢条斯理告诉我这些推断和认识。

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就像我在他身边的所有夜晚，和他并排躺着，他在困意袭来时抓紧时间以最后的清晰口齿对我说：“晚安，亲爱的。”我也会说：“好的，晚安。”时常是在此刻，我突然来了谈兴。但“晚安”之后是不该再起任何兴致的。我对律师在沉重的困意中还保持完好的礼貌而钦佩不已，并微微感动。正如他在听完了我所有谎言，并确定我仅仅在一个路口之外的一所房子里同他胡扯之后，仍然可以保持严谨的礼貌。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律师手段、律师的便利条件，在二十分钟内就找到了我所在地址的准确、具体方位。

我正在看晚间新闻，门铃叮咚一响。十一点差五分，我绝不期待任何人在这个时分造访。从窥视镜里，我看见来访者是律师，一身运动服装，扎着荧光腰带，以使汽车不撞到他身上去。即使酒徒开车，老远也看得见这根腰带的警示。我只得打开门，我还能怎么办？

他和我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相顾无言。三十秒钟的相顾和无言足够省略掉他揭露性的开场白。然后他微微一笑，我的知罪认罪似乎在他看来很好玩。

“不欢迎我？”

我笑笑。很狼狈很狼狈。我做了个“请进”的姿势，也许我咕哝了一声“欢迎”。总之，我很快发现他已在展览馆一般的客厅里，看着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手里捧了杯矿泉水。然后他看着画面上厚厚一层颜料的泥泞开了口。

“为什么骗我？”

他目光不转向我。我骗他骗得太狠，连他都不好意思。“是的，我骗了你。”你别磨蹭了，审我吧。

“我得告诉你我怎样知道了真相。”他转过面孔，神情中完全看不出他下一步将拿我怎么办，“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怎样发现真相的？”

“你怎样发现的？”

他又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不太得意的笑，甚至有了点痛楚在里面。他就近坐在了最受洋罪的沙发上，以免全面垮掉。

“我在那天晚上就在电话上添置了一项服务，就是那种——任何人打进来的电话，都会被它录下号码的那种。”他顿住了，又笑了笑，意思是：你看，你把一个好好的律师逼成了一个三流私家侦探。“是你的电话号码背叛了你。”

“噢。”

“我已经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了。这不难侦察。”

“是吗？”

“想知道我怎样侦察的吗？”不等我表态他又说，“很简单——他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阔佬。他父亲崇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建筑师交往不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他父亲设计过不少房子。这是其中一栋。没发现常有人在这幢房子周围转悠？那都是外地来芝加哥的人，专门来参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这个地区的建筑设计。”说到此处他站立起来，四周望一眼，“果然很厉害。”

我不知他是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还是我的骗局。

他转脸对我说：“带个路吧。”他的意思是要我做导游。我只得领他走进宴会室、便餐室、书房、起居室。他的眼睛评估着所有的藏画藏书、古董、家具，口中数落着我的欺骗。我什么也不说。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

“我最好不要吵醒孩子。”他一只手扶在楼梯扶手上。阶梯上有个时装娃娃，衣裙被剥去，赤裸裸的。他对着这个娃娃开了口：“其实我并不计较你有孩子。我不会过问他是非婚生的孩子。他是非婚生的吗？”

“是她。”我纠正道。

“管他呢——他也好，她也好，我都不计较。”他是说他只计较孩子的父亲。

“你爱他吗？”律师问。他声音中的冷静毫无破损，而他的感觉已破损得难以修补了。我却必须修补。

“他是同性恋。”我说。这是我头一次以搬弄是非的形式背后谈论亚当。

“这正是我不忍心告诉你的。”律师说，“你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的，一定是这样。据说他魅力十足？”

“他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他的手一直留在包了柔软皮革的楼梯扶手上，“我知道。你曾经爱过他吗？”

我想，天哪。

律师马上说：“好了，我不该问。曾经不能算数。不能算数，对吧？”

他简直拿他的高尚来欺负人了。

这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我心里直祷告：可别，可别。菲比一身白色睡装，出现在楼梯顶端。然后她微微仰起脸，像是从空气中嗅出了一份陌生。我一时不知该拿这局面怎么办。小小的白色幽灵两手准确地抓住楼梯扶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朝我们走来。她的动作属于一个自然的盲者，已经十分娴熟地把握了黑暗。我看出律师大吃一惊，但他很好地掩饰住了。

“简直是个天使，不是吗？”律师嗓音中有一种慈爱，是美国文明所要求的一个高尚人士必备的、理智冷静的慈爱。“她叫什么名字？”

“菲比。”

他马上朝白色小幽灵张开两手。

“菲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立刻，他的美国文明对他有了进一步要求：慈爱必须再放宽些，接纳这孩子的另一项残疾。律师不大撑得住了。他想，这可怎么了得——难道我今后必须间接地和这个失明失聪的天使打一生交道吗？

菲比准确无误地避开了这个向她张开双臂的陌生人，走向我。她的嗅觉进化是超常的、超现实的，这嗅觉领她走向安全、熟识。我怀疑她嗅得出这陌生人的慈爱中有多大成分的容忍，以及这容忍所含的永久陌生。我甚至觉得她嗅得出律师的善意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人可以不爱健全的孩子，但人不得不爱一个残疾的孩子。整个社会的施舍式慈爱此时全在这中年男子的身上，他张开的双臂，已收不回去了。菲比细小的身心，承受不下这份抽象而巨大的慈爱。她宁可躲开它，走向我。她两手抱住我的脖子，脸上带有排斥。她不要这张开双臂的人——这社会和公众之爱的载体——来麻烦她。她的身体畏缩着，奇长的两排睫毛不断哆嗦，拼命忍受这只摸到她手上来的陌生的手。

律师的手抚摸着菲比柔软的头发。头发是从我腹内带出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修剪，因而发梢上仍是那些胎发的柔弱无力的拳曲。

律师告辞了。菲比的突然出现使整个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事先他心理上毫无准备，他准备的一副对于我的高姿态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面前派不上用场，甚至文不对题。他得马上走开，必须想出个新对策来。在此之前，他绝不能轻易表态。他这时慷慨不起，大度不起，因为后果会极昂贵。他得恢复思维的秩序和独立性，好好看清他的慈悲是否足够宽绰，能否容纳我的欺瞒，以及这个过分异常的孩子。

他在门口对我说：“你知道，我是非常爱你的。”

这话的真实意思是：永别了。

我点点头。谢谢你，心我领了。

他看着我，门外进来了风，他稀疏的浅黄头发飘摇起来。他受不住气氛中了结的意味。嘴角用着一股悲壮的力，使他的面容不至于出现任何没出息的垮塌。他在我们这场交往中投资的时间和感情是不小的。他还是没绷住。

“我需要一个拥抱。”他说。

我放下怀中的菲比，按按她的头顶。她明白它的意思：乖些，我去去就来。我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永诀时该有的紧紧拥抱。是个蛮好的男人，我似乎已开始回忆。

亚当回来了。肤色和精神都还是牙买加海滨浴场的，赤脚在房内迈着大而懒的步子，沙滩的步子。他丝毫没看出我在他度豪华假期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又一场dump。他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有四五个小时。出来之后度假的痕迹荡然无存。他看我正喂菲比吃捣碎的意大利面条，看我从一个屋追到另一个屋。他走过来，双手扳住了我的肩，迫使我的面孔正面朝向他。

“你还好吗？”

“你从监视器里不是都看见了？”

他把我的头慢慢按到他自己的胸口。

“对不起。”他说。他像真的一样把我越抱越紧。是那种葬礼上的拥抱。

“我没事。我被dump惯了。”我真的没事。有点遗憾，就像去逛商场，错过了一桩很合算的购置。

亚当认为我绝对需要这个拥抱。这拥抱的长度和紧密表示他和我共同承担这份哀悼。他必须给我足够抚恤。整整两天，他用眼神、姿态、声调抚恤我。第三天，他告诉我：“你可以回去了。”

“回哪里去？”我无家可归啊。

“回律师那儿去。我和他谈了两个小时……”

我暴跳起来：“谁要你找他谈？你算谁？”我以为我早已过了暴跳的成长期。“你还嫌这桩事不够恶心吗？还嫌你害我害得不彻底——我本来可以高尚一回，为一个孩子！他可以起码尊重我的高尚，我牺牲，起码像个烈士一样牺牲！”我不知我在说什么。

“他这下了解了你的高尚，尊敬你的烈士行为……”

我猛烈凶恶起来了：“你是谁？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权利？越过我去跟他接触？”我的英语突然贼溜，愤怒给了我口才，“你去告诉他什么？我俩仅仅通过一支注射针管做爱？你通过电视监视器欣赏我的裸体？你付了一大笔钱让我做菲比的‘非母亲’？”我在每句话里都加了个“操”。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他菲比以后不会打搅他？或者，告诉他菲比是活不长的，是吧？”

他两眼一黑，最后的这句话被我猜中了。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在牙买加海滨浴场养出的健康一下丧失了。他变得非常虚弱，“我只说，菲比是个偶然，她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就这些。”

“就这些？”一个冷笑如伤口一样在我脸上绽开，“这些还不够——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非生命转眼间可以被取消，这些还不够？”

泪水在我眼里聚起，又迅速被蒸发。

菲比嘴里含一大口意大利面，忘了吞咽。她瞪大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很清楚亚当和我在激烈冲突。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满口食物的烂泥翻动几番，终于落在斑马皮地毯上。

我搁下碗，奔进厨房，拿了块纸巾，清理了呕吐物。然后我把菲比一下搂进怀里，以脸去贴她满脸滚热的泪。她已哭出汗来。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一个个含混不清的字热乎乎地喷吐在她的耳畔。这些无意义的字句是有触感有温度的，菲比以皮肤以神经接住了它们。她安静下来了，攥着我的食指。她总爱攥着我的食指，有时她想弄痛我似的攥得极紧，牙关紧咬，身体也跟着微微哆嗦。

亚当始终看着我们。他不想让我看出他的长吁短叹。

晚餐时我们像真的一家三口，围坐一桌。还有伴奏，昆西·琼斯不断地在歌里心碎。

亚当谈起他的大型庭院设计中了标。他语气家常，我也表示了适当的兴趣。做到这一步，两人都是十分努力十分当心的。

“这个设计如果被很好地实现，该会留下来。”

“日本式庭院，现在挺时尚的，是吧？”

“我不在世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亚当，你一生设计了多少个庭院？”

“这样规模的？”他认真想了一下，“这是第一次。”

菲比的盘子一再往桌子边上跑，我一再把它追回来。亚当替她把三文鱼切成小块。亚当要菲比尽量在餐桌上独立。10％的独立也是好的。剩下的90％就是我和他的手忙脚乱。

“亚当。”我说。我不知要不要把它讲下去。

“嗯？”

“没事。”

“我听着。”

我重整旗鼓：“亚当，如果我问你很隐私的事，你会怎样？”

“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至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万圣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儿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来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利“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眼，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志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翕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儿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它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无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光波极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急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从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口，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院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应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

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利。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

“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