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当年对我颇为厚爱，常让我去她家，偷偷给我讲解《人间词话》。那阵子，外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声正紧。回想起来，老师对我厚爱，给我开“小灶”，皆因我一颗“红心”迷醉于古典诗词。

老师给我讲过她的一段经历：一九四九年九月，她身在国外满怀激情，决意飞回大陆，在机场正好遇上刚从大陆飞出来的大学同窗同舍好友聂华玲女士。双方都惊愕困惑，对方何以要背道而驰。一场想说服对方的争论不可避免。当然，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各自东西飞了。聂华玲女士现在成了知名华裔作家，我的老师做了几十年老“运动员”。据聂华玲称，我的老师当年在大学里是出色的才女，文学才华比她要高。

几年前，我读到顾彬教授的《空山》（中译本名为《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也有一种“背道而驰”之感。顾彬对我的《拯救与消遥》亦有如是观，我们难免大吵一场，结果仍是“东西”飞了。

顾彬并非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早年受洗信奉新教，全然是自己个人的决意。上大学后起初主修基督神学和德国哲学。后来虽末“叛教”，却毅然把神学扔掉，做起汉学研究来。他对我深感困惑：何以我要去捡起被他扔掉的神学。

柏拉图的“洞喻”：亮光在你背后。也许顾彬教授心里一直在暗暗对我如是说，或者，期待着我的“摹然回首”。

欧洲的汉学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督教界的学者。历史上，最早把中国文典带到欧洲的，是传教士。如今，欧洲的汉学家中，神甫和牧师占的比例依然不少；另一类则是非基督教的人文学者。据我的接触，这类汉学家与基督教多少有点“宿怨”然而，有趣的是，人文学者汉学家比基督教界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更多地带有批判的审视。

顾彬对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之观，亦是一种审视。这种审视是否包含着对一种非自然的景观的否弃呢？

二

有位朋友曾问我；春日的鲜花、夏日的小溪、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太阳，我喜欢哪一种。据说，这是一个测定人格品性类型的颇为准确的考题。我回答说喜欢秋天的月亮，结果被定性为“多愁善感”型。

自然与自然观当然不是同一个东西。自然在本质上只有一个，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自然之内但自然观则因个人、民族、文化而有殊异。对自然观的考察因而是一项有趣的课题，可以由此测定某个民族或文化之品性，正如前面那个考题可以测定个人之品性。

“自然观”的德文是Naturanschauung。观（Anschauung）的原意是“直观”、“看”。“自然观”也就是呈现在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之中的自然，而非自然本身。因此，对自然观的审视就多少带有一点现象学的味道。尽管顾彬没有有意识地采用现象学方法来审视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但他对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的描述性分析明显是一种意识现象的描述——对自然意识本身的观审。

西学东渐之后，汉语文字中出现了“世界观”、“人生观”、“阶级观”之类的词汇，在过去，这些说法是没有的。可是，我们尽管学会了用“××观”去审视别人，却没有学会反观自身的意识之观——对意识本身的审视。

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意识？我们没有来观这个意识，反由一位德国学者来替我们观。

顾彬在书中颇为详细地分析了从《诗经》、《楚辞》到唐代诗歌中出现的自然描写，这些分析明显旨在呈示中国文人的自然意识本身。“自然作为象征”、“自然作为危险”、“自然作为历史进程”、“自然作为心灵的宁静”、“作为”（als）一词在德语独特的妙用，译成中文就妙用大减。它本来是一个用于呈示意识相关物的妙词，在中文中却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对译词。这是否表明了一种对意识的意识欠缺？

对自然意识的审视，并非是对自然之人格化和自然之感情化的描述，正如顾彬看到的：“自然的人格化和自然的感情化也都不是什么新东西”。（第14页）毋宁说，这种审视旨在揭示一种类型的“自我意识”（参第63页），亦即一种通过对自然加以变形来呈现自身的意识。通过对自然观的观，最终要把握的是历史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意识”（第175页）、“意识内普遍的整体因素”（第230页）。这是地道的日耳曼式的Anshauung。

三

由于顾彬认定，中国文人之“自我意识”的出现，始于东汉末期，他对中国文人之自然意识的分析重点，就放在了汉、魏至南朝这一段时期。“从人认识了自我并渴望表现自我的那一刻起，其全部内心世界才有了‘自然感受’”。（第63页）自然意识由此看来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形式。可以进一步说，对自然意识的审视可能而且应当进入到对自我意识的审视。自然意识是另一种更为基本的意识的镜象。

书的第二部分因此成为全书之重点。正如看到的那样，第二部分不仅篇幅最长，分析更为细致，而且也确实最引人兴味。因为，这一部分处理的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自然意识是如何出现的。

顾彬给出了一个颇为引人人胜的个案分析：悲秋意识的出现。顾彬注意到，悲秋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类型学上的恒长主题，就考察或审视自然意识而言，对悲秋意识的审视当会是富有成效的。

虽然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秋日凄凄”的诗句，但这并不表明作为一种意识的秋感之出现，同样，在屈原的诗作中，已经出现了“悲秋”主题，然而，顾彬仍然拒绝认定它是悲秋意识出现的标志。

如果按照只有自我意识之出现才会有真正的自然意识这一规定，是否可以说屈原尚缺乏自我意识呢？对这一问题我尚不敢置可否。

悲秋意识出现的真正标志是什么？顾彬的回答是：对时间的自我意识。“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的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成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第74页）顾彬以为，时间意识的出现在宋玉那里初现端倪，至曹丕方趋于成熟。顾彬确定时间意识成熟与否的标准，既非对季节时令的感受，亦非对生死时间的感受，而是对昼夜时间的感受。他写道：“虽然《楚辞》中已有把秋作为时令的揭示，但其中仍缺少一个重要的、可以由此推断出一种成熟了的时间意识的方面，那就是对昼夜时间的揭示。”（第77页）昼夜时间意识由此不仅成为作为自然意识之悲秋意识出现的标志，而且也成为自我意识出现的标志。

从现象学的水平来看，对意识的分析必须透入到时间之思维。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上的突破，乃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不是意识使时间出现，而是时间使意识出现。换言之，更为根本的不是时间意识，而是规定意识的时间性本身。

然而，通过对特定的时间意识的考察，却能多少有效地确定某种本体论的时间性存在的样式。在对特定文化所规定的本文加以分析时，海德格尔的颠倒需要被再颠倒过来。就此而言，需要询问的是：昼夜时间意识的出现，对中国文人的自我意识或存在样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顾彬的这部著作毕竟不是哲学书，然而，这部文学史论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的整个研究都贯穿着对意识中时间性的关注，因而远比时下诸多文学史论著有更深的透视力。遗憾的是，该书只论述到唐代，论述到“内心时间”的出现（第226页）就中止了。也许，顾彬的诸多描述尚是可争议的，但他的分析方式，审视角度以及分析的具体性，则颇值得领教。

李泽厚教授多年前提出，要考察中国文化中的积淀成分。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遗憾的是，“积淀”一词虽然自此以来在文人学者中几乎成了口头禅，却少见到对某种“积淀”的分析，纵有一些分析研究，无不大而化之。德国人不谈“积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却精益求精。在他们闲暇之余，又替我们审视起来。

四

几年前，我与顾彬教授在鲁迅问题上吵翻了脸。没想到，他竟不念“宿怨”，邀我去波恩大学讲学。

我乘便去访问波恩附近的颇富国际汉学界盛名的华裔学志社。当我翻阅他们的《华裔学志》学刊几十年来的目录时，不禁暗自吃惊：洋人的汉学研究竟比国人的国学研究精细。

我看到这祥一些颇为别开生面的研究论题：《关于中国的镐》、《关于中国古代的猪》、《中国的尺》、《折叠椅的演变》、《东林书院和它的政治及哲学意义》、《关于白居易父母的婚姻》、《共产主义中国的结婚登记》、《用佛教语言对天主教习俗的描述》、《一个中国小商人的商业活动》、《关于“进士”学位授与的讨论》、《钱币学和历史》、《南宋乡村官吏的选择：给谁权力？》、《仆固怀恩和唐宫廷：忠诚的界限》、《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法律用语》、《楚、齐、晋中央政府的结构比较》、《儒家自我反省的尺度》、《“无念尔祖”——＜诗经·大雅＞文王之诗中早期儒家的一个欺骗性虔诚解释及对它的正确的语义学解释》……举凡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哲学各门类，研究选题多有独到之处。

国人多好大题小作，洋人多好小题大作？实不尽然，至少前辈学者不是如此。

我想到的不是题之大小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课题的选检问题。为什么国人和洋人选检了不同的课题？这背后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意识观的问题。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鲍尔（W.Bauer）写过一本大部头著作，《中国与求福——中国思想史中的夭堂、乌托邦和理想观念》（一九七一），洋洋洒洒七百页，只处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如何理解幸福。我们的哲学史家、思想史家至今尚只醉心于通史通论，实在让人感到有些大而化之了。

这又不是一个研究深度的落伍问题，而是自我审视的力度和向度问题。

瑞士汉学家申格（Harro von Senger）初学汉学时，到北京体验生活，碰上一位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的德国同胞。这位长者想考考后生的汉学功夫，便出了一道考题：什么是三十六计？长者告诉他，不谙三十六计，休想读懂中国的报纸。申格不负厚望，多年后竟然写成了三十多万字的大著：《三十六计——中国人的生活处世计谋》（一九八八）。

只要不是文盲，中国人大概没有读不懂报纸的。这样看来，三十六计是我们从童孩时代起就潜移默化的功夫，无师自通了。今人对“瞒天过海”、“李代桃僵”、“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欲擒故纵”的活学活用，古人实不可望其项背。我以为，申格的这部大著有一重大缺陷；他全然没有注意到，经过千多年的积累，三十六计至今已发展为七十二计：“同舟共济”、“内外有别”、“烟酒烟酒”……

德国哲学家舍勒以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不过，这话不是针对三十六计讲的。

国学研究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课题，甚至一些非常普通的课题。例如自然观。尽管一般认为，自然观是最能表征中国文化的方面之一，而第一部论述中国文人自然意识的专著却是由一位德国教授来写的。顾彬的这部书使我不得不去想一个问题：我们何以会对一些题域视而不见？我们自己的Anschauung究竟有什么毛病？

五

顾彬的这部著作德文原名为《空山》，副题才是“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译本放弃了《空山》原名是一遗憾。也许，保留“空山”原书名还会更卖价钱。

“空山”一词似有禅的意味，顾彬把“空”译为durchsichtig，“空山”（der durchsichtige Berg）乃一名词。但形容词durchsichtig让人联想到动词durchsehen（看透）。我以为这个词更能表征中国文人自然意识的实质。

顾彬在界定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概念时，引证老子语：“道法自然”。此处的“自然”被解为名词。这种解法显然是有争议的。一些史家已指出，“自然”一词解为名词，是一误解，其本为动词，意为自己如尔。这的确更切合中国文人的自然意识的本质。此外，“自然”一词的日常原始的用法也是动用：“你自然点，不必做作”是也。因此，“自然”一词更多地与精神行为相关，而不是与作为实体的客体相关。这里隐含着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把西方意义上的“自然”视为一个独立的有生命和灵魂的实在。

同样，“空山”一词亦宜解为动词。“空故纳万境”、“空”与“纳”都是动词：先要看透一切，方能汲纳一切。就意识现象学分析而言，“空”（看透）是一种意识活动。“空山”不是指山林空空如也，而是指一种精神活动，一种意识功夫。既然是意识功夫，便当然有人迹在，即所谓的自我。即使要看透自我也正需要看透自我的自我。正是这个“自我”看透了一切，所以才归于山水田园，在精神上自己如尔。顾彬丢掉基督神学，寻访中国之自然，大概想求得这看透了一切的自我吧。他欣赏鲁迅，就是因为鲁迅把中国以至整个人生世界看透了。而我转向基督神学，当然表明我的自我尚未悟到这种看透的功夫，而且压根儿就不想去悟。

不过，并非每个中国文人（现在时兴称知识分子）都有“空——山”意识。想当年“四人帮”横行时，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白天被批判清查，傍晚掩上门却压低嗓音给我讲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也是看不透么？

一九九一年八月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