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 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王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王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王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王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王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王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张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王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王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平萍，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平萍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平萍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平萍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平萍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平萍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平萍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平萍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王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王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李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王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王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王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王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王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王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

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我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自己的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像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与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俄国小伙，交替出现在她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俄国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王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象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

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象一些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王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王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王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王村长家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都下的下地了，上的上学了。

休息了一会，吃了饭，王村长就来把几个人的住处安排一下。李师傅、陈校长和那个叫孙健康的男生住在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来一下，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自己带头，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我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

三个女生面面相腼，都不愿意一个人“掉单”住在村长家，跟他女儿挤一床。静秋看看问题不好解决，主动说：“那你们两个住一起吧，我住村长家。”另两个欢天喜地答应了。

那天就没什么活动安排了，大家自己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晚上再上王村长家吃饭，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大多数时间会用来采访村民，编写教材，但也会安排跟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点农活。

王村长带其他人到他们的住处去了，家里就只剩下静秋跟大妈两个人。大妈把静秋带到她二闺女的房间，让她把行李放在那屋里。那个房间，象静秋去过的那些农村住房一样，黑乎乎的，只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没安玻璃，只用玻璃纸糊着。

大妈开了灯，灯光也很暗，勉强看得见屋子里的摆设。静秋看见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收得干干净净的。一张床还比较大，比单人床大，比双人床小，睡两个人虽然挤点，也还凑合。

床上铺着刚浆洗过的床单，硬硬的，摸上去象纸张不象布料。被子折成一个三角形，白色的被里在两角翻出来，包裹着红花的被面，静秋琢磨了半天，都没琢磨出这究竟是怎么折出来的，不免有点心慌，决定今天用自己的被子，以免明天折不回原样了。按那时的要求，学生下乡住在贫下中农家，就得象当年的八路军一样，用了老乡家的东西，得回归到原封原样了才算数。

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玻璃板，专门用来放照片的那种，这在当时算得上奢侈 用品了。玻璃板下面有深绿色的布底，照片放在上面，再用玻璃板压住。静秋忍不住凑过去看了起来。

大妈想必也是经常接待来访者的，很健谈，也很和蔼可亲。她一张张指着那些照片，告诉静秋那些人都是谁。静秋从照片上看到了大妈的大儿子王端森，很高大，想像不出是王村长和大妈的儿子，可能是家庭中的变异。大儿子在严家河邮局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大儿媳叫多敏，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长得眉清目秀，个子瘦高，跟大儿子很相配。

大女儿叫王端芬，也长得眉清目秀，中学毕业了，在村里劳动。二女儿叫王端芳，长相跟她姐完全不一样，嘴有点突出，眼睛也比姐姐的小。王端芳还在严家河中学读书，一星期才回来一两次。

正谈着，村长的二儿子回来了，说爹叫他回来挑水的，好早点做饭，听说今天从城里来了客人，晚上要叫城里来的客人上家里来吃饭的。

静秋走出去跟村长的这位二公子打招呼，发现他长得一点不像他哥哥，倒是很像村长，个子矮矮的，五官也象是没长开一样。静秋有点吃惊，怎么一家两兄弟之间、两姐妹之间会相差这么远呢？好像父母生第一个儿子和女儿的时候，都竭尽全力造出最好的品种，到了第二个，就懈怠了，完全随造物主乱捏一个了事。

大妈说话，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一两个称呼，就让你觉得已经亲如一家了。大妈指着二儿子，对静秋说：“这是你二哥，叫王端林。”

静秋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只说：“你要去挑水呀？我帮你挑吧。”

端林似乎很害羞，小声说：“你挑得动水？”

“我怎么挑不动？我也经常下乡学农的---”

大妈说：“你要帮忙？那我到后院去砍两棵菜，你拿到河里去洗。”说着，就提起一个竹篮上后院去了。

只剩下静秋跟端林两个人在那里，端林似乎更手足无措了，一转身，跑到屋后拿水桶去了。过了一会，大妈提着两棵菜回来了，交给静秋，让她跟端林一起到河边去。

端林也不看静秋，招呼一声：“走吧！”就率先往河边走去。静秋提了菜篮，跟在后面。两人沿着窄窄的小路往河边走。走了一半，碰见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都拿端林打趣：“端林，你爹跟你说下媳妇了？”“耶，还是城里的呢。”“端林鸟枪换炮了。”

端林急得放下水桶就去追那些人，静秋在后面喊道：“走吧，别管他们了。”端林返回来，挑起水桶，飞一般地向河边跑。静秋很纳闷，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开这种玩笑？

到了河边，端林坚决不让静秋洗菜，说水冷，看把你的手冻裂了。静秋抢不过他，只好站在河边看他洗菜。端林洗完菜，又把两只桶都装上水，静秋抢着要挑水：“你刚才不让我洗菜，那现在水该我挑了。”

端林不肯，挑起水桶就箭步如飞地往回走了。

回到家，端林又出去了，静秋想帮大妈做饭，但插不上手。刚好端林的小侄子明明醒了，大妈就吩咐说：“明明，你带静姑姑去叫三爹回来吃饭。”

静秋这才知道王家还有一个儿子，她问明明：“你知道三爹在哪里呀？”

“知道，在贪贪队。”

“贪贪队？”

大妈解释说：“是在勘探队，小孩子说不清楚。”

明明拉着静秋的手：“走呀，走呀，到贪贪队去呀，三爹有糖吃---”

静秋跟着往外走，刚走了一小段，明明就不肯走了，伸开两手要人抱：“腿腿晕了，走不动了。”

静秋忍不住笑起来，一把抱起明明。别看人儿不大，还挺沉的呢，静秋走了大半天路，现在再抱明明，觉得特别沉。但明明不肯走路，只好抱一段，歇一阵，不停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忘记路了？”

走了好一阵，还没到，静秋正要再歇息一会，突然听到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手风琴声，她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会有人拉手风琴，不由得站在那里，聆听起来。

的确是手风琴声，拉的是《骑兵进行曲》，这是一首节奏很快的手风琴曲，静秋也练过，不过练得还不到家，右手比较熟练，但左手不行。她发现这个拉琴的人不仅右手很熟，左手和弦也很熟，拉到激昂之处，真的有如万马奔腾，风起云涌。

琴声是从一排工棚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那些房子不象村民们住的房子，单家独户，而是一长条好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想必是“贪贪队”的房子了。

静秋问明明：“你三爹是不是住在那里面？”

“嗯。”明明见已经到了，英雄起来了，腿也不晕了，就想挣脱静秋，自己跑过去。

静秋牵着明明，向那排房子走去。现在她能清楚地听见手风琴声了，琴声已经变成了《山楂树》，有几个男声加入进来，用中文唱着这首歌，似乎都是手里忙着别的事，嘴里漫不经心地唱着。但就是这样的漫不精心，时断时续，低声哼唱，使得那歌声特别动听。

静秋听得入迷了，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世界。暮色四起，炊烟袅袅，空气中飘荡着山村特有的那种清新气味，耳边是手风琴声和男生们的低声合唱，这个陌生的山村，突然变得亲切起来，有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人气息，似乎各种感官都浸润在一种只能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气氛中。

明明挣脱静秋的手，向那排房子跑去，进了第三个门，而手风琴声也随之停了下来。她猜那个拉琴的人，很可能就是明明的三爹，也就是王村长的三儿子。

她有点好奇，到底这位三儿子是会更象大儿子端森呢，还是更象二儿子端林？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希望他象长森，因为这样优美的琴声，好像没道理是从端林那样的男人手下倾泻出来的。她知道这样想对端林很不公平，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这样想。

静秋象等着玩魔术的人揭宝一样，等待明明的三爹从那房子里出来，她想如果他不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就是那几个唱歌的当中的一个。她没想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居然有这么一群会唱《山楂树》的人，也许这里的村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苏联歌曲，所以这些勘探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唱。

过了一会，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明明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明明，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象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象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不象宣传画上那样，象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他的眉毛浓虽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育生是达式常演的，那时的达式常，还很年轻，瘦瘦的，轮廓分明，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长相很符合那个角色。

如果静秋是导演，如果要她来给明明的三爹分配一个角色，她就要分派他演那个林育生，因为他的长相不革命，不武装，很小资产阶级。

但她心里那双眼睛却在尽情欣赏他的这些不革命的地方，只不过还没有形成鲜明的观点，只是一些潜藏在意识里的暗流。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悸动了一阵，人变得无比慌乱，突然很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起来。

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她哥哥穿过的旧棉衣，象中山装，但不是中山装，上面只有一个衣袋，被称作“学生装”。“学生装”的小站领很矮，而静秋脖子很长，她觉得自己现在看上去一定象个长颈鹿，难看死了。

静秋的父亲很早就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家里三兄妹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小学老师的工资维持，一直都很困难，所以静秋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好在那是个不讲究穿着的年代，虽然穿男孩衣服仍然被人笑话，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穿着这样上心，好像生怕留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一样，她简直不记得自己还在谁的面前这样关心过自己的长相和穿着，也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曾经这样局促不安。

她班上的男生好像都很怕她一样，小学初中还有人欺负她，到了高中，他们一个个都象很怕她似的，连正眼望她一下都不敢，一说话就脸红，所以她也从来没关心过他们对她的穿着长相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一群小毛孩。

但眼前这个人，却能使她紧张到心痛的地步。她觉得他穿得很好，他洁白的衬衣领从没扣扣子的蓝色大衣里露出来，那样洁白，那样挺括，一定是用那种静秋买不起的“涤良”布料做的。衬衣外面米灰色的毛背心看上去是手织的，连很会织毛衣的静秋也觉得那花色很好看很难织。他还穿着一双皮鞋，静秋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觉得这一贫一富，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

他在对她微笑，看着她，却仿佛是在问明明：“这是你静姑姑？”然后他才跟她打个招呼，“今天刚来的？”

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K县的话，也不是K市的话。静秋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讲普通话。她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经常被选去联欢会上报节目、运动会上播送稿件的，但她平时不好意思讲普通话，因为K市除了外地人，其他的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

静秋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因为跟她这个外来人才讲的吧。她“嗯。”了一声，算是答过了。

他问：“作家同志是从县城过来的还是从严家河过来的？”他的普通话很好听。

“我不是作家，”静秋不好意思地说，“你别乱叫。我们从县城过来的。”

“那肯定累坏了，因为从县城过来只能走路，连手扶拖拉机都没办法开的。”他说着，向她伸过手来，“吃糖。”

静秋看见他手中是两粒花纸包着的糖，好像不是K市市面上买得到的。她羞涩地摇摇头：“我不吃，谢谢了，给小孩子吃吧---”

“你不是小孩子？”他看着她，象看个小孩子一样。

“我----你没听见明明叫我‘姑姑’？”

他笑了起来，静秋很喜欢看他笑。

有些人笑起来，只是动员了脸部的肌肉而已，他们的嘴在笑，但他们的眼睛没笑，眼神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但他笑的时候，鼻子两边现出两道笑纹，眼睛也会微微眯缝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嘲讽的，而是全心全意的笑。

“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吃糖的，”他说着，又把糖递过来，“拿着吧，别不好意思。”

静秋只好接过糖，自我安慰说：“我替明明拿着。”明明抢上来要静秋抱，静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就笼络住了明明的心，她有点受宠若惊，抱起明明，对他说：“大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我们走吧。”

他伸出手，让明明到他那里去：“明明，还是让三爹抱吧，姑姑今天走了好多路，肯定累了----”

明明没反对，他走上来从静秋手里把明明抱过去了，示意静秋走前面。静秋不肯，怕他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路姿势不好看，或者她衣服有什么不对头，就固执地说：“你走前面，我---不知道路。”

他没再坚持，抱着明明走在前面，静秋走在他后面，看见他象受过训练的军人，两条长腿笔直地向前迈动。她觉得他既不像他大哥，又不像他二哥，他好像来自另一个家庭一样。

她问:“刚才是你---在拉手风琴？”

“嗯，你听见了？是不是听出很多破绽？”

静秋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感觉就是从他的背影，她都能感觉到他在微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哪里听得出破绽？我又不会拉琴。”

“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他站住，微微转过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你带琴来了没有？”他见她摇头，就提议说，“那我们转回我那里，你拉两曲我听听？”

静秋吓得乱摆手：“不行，不行，我拉得太糟糕了，你拉得---太好了，我不敢拉。”

“那改日吧---”说完,继续往前走.

静秋不置可否，好奇地问：“怎么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山楂树》？”

“这歌挺有名，五十年代很流行，很多人都会唱。你也会唱？”

静秋想了想，没说自己会唱还是不会唱。她的思绪一下子从山楂树这首歌，跳到今天路上看见的那棵山楂树去了：“歌里边说---山楂树是开白花的，但是今天村长说----山上那棵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嗯，有的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那树----真的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树下的土地，花才变成红色的吗？”她问完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她感觉他在笑，就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我只是想弄清楚，才好写在教材里，我不想撒谎。”

“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那你相信那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吗？”

“我不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不过这里人都这样说，就当一个美丽的传说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人都----在撒谎？”

他笑了笑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静秋觉得他有时说话很“文学”，用她班上一个错别字大王的话说，就是有点“文妥妥”(文绉绉)的。她问：“你---看见过那棵山楂树开花吗？”

“嗯，每年五、六月份就会开花。”

“可惜我们四月底就要走了，那就看不见了。”

“走了也可以回来玩的。”他许诺说，“今年等那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回来看。”

“你怎么告诉我？”

他又笑了一下：“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

她觉得他只是随口许个诺，因为那时电话还很不普遍，K市八中整个学校才一个电话，打长途电话要到很远的电信局去。估计西村坪这样的地方，可能连电话都没有。

他似乎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里没电话，不过我可以写信告诉你。”

静秋吓坏了，她们一家住在妈妈学校的宿舍里，如果他写信到学校，肯定被她妈妈先拿到了，那还不把她妈妈吓死？从小到大，她妈妈都在嘱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从来没告诉过她怎样才算失足了，所以在她看来，只要是跟一个男生有来往了，就是失足了。她紧张地说：“ 不要写信，不要写信，让我妈妈看见，还以为----”

他回过头，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了不写，我不会写的。山楂花不是昙花，不会开一下就谢掉，会开好些天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随便抽个星期天来一趟就能看见了。”

到了村长家，他放下明明，跟她一起走进屋子，家里人大多都回来了。端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大姐端芬，然后就很热情地为静秋介绍每一个人，“这是二哥”，“这是大嫂”，静秋便跟着她一样叫“二哥”，“大嫂”，叫得每个人都很开心。

端芬最后指着“三爹”说：“这是三哥，快叫。”

静秋乖乖地叫声“三哥”，结果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静秋不知道说错了什么，红着脸站在那里。“三哥”解释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在这里住过，他们随便叫的，你不用叫。我叫孙建新，你叫我名字好了，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吧。”

从第二天开始，“K市八中教改小组”就忙起来了，每天都要采访一些村民，听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农业学大寨的故事，讲怎么样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故事。有时还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

一天的采访完毕后，小组的人就在一起讨论一下，该写些什么，每部分由谁来写，然后大家就分头去写，过几天把写的东西拿到组里汇报，大家提些意见，作些修改。

每个星期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劳动一天。社员们星期天是不休息的，所以静秋他们也不休息，小组的成员轮换着回K市，向学校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顺便也休息两天。

每个星期三和周末，王家的二闺女端芳就从严家河中学回来了，她跟静秋年龄相仿，又睡一个床，一下就成了好朋友。端芳教静秋怎么把被子折成三角形，静秋帮端芳写作文，晚上两个人要聊到很晚才睡觉，多半都是聊老二和老三。

西村坪的风俗，家里的儿子，小名就是他们的排行，大儿子就叫“老大”，二儿子就叫“老二”。但对女儿就不这样叫了，只在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个“丫头”。排行也没把她们算在内，因为女儿都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去了婆家那个村，“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就不再是家里人了。

端芳对静秋说：“我妈说你来了之后，老二变得好勤快了，一天几趟跑回来看要不要挑水，因为你们城里的女孩讲卫生，用水多。他怕你不习惯用冷水，每天烧好多瓶开水，好让你有喝的有洗的。我妈好高兴，看样子是想让你作我二嫂呢。”

静秋听了，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怕这番恩情，日后没法报答。

端芳又说，老三也对你很好呢，听我妈说，你一来，他就拿来一个大灯泡给你换上，说你住的这屋灯光太暗了，在那样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会把你眼睛搞坏的。他还给我妈一些钱，叫她用来付电费。

静秋听了，心里很高兴，嘴里却说：“他那是怕把你的眼睛搞坏了，这不是你的屋吗？”

“我在这屋住这么久了，以前怎么没给我换个大灯泡？”

后来静秋碰见老三，就要把电费还给他，但他不肯要，两个人让来让去，搞得象打架一样，静秋只好算了。她准备走的时候，象八路军们一样，在老乡的桌子上留一点钱，写个条子，说是还他的。

这些年来，静秋都是活在“出身不好”这个重压之下，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这种生活，有点象是偷来的，是因为大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出身，等他们知道了，肯定就不会拿正眼看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