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自己由编辑费和版税所得，倾囊购积起来的，所以一旦丧失，实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我的那一批藏书，大部分是西书，购置发展的过程，其中的甘苦，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他看过了就随手塞给我：“这写得很好，你拿去看看。”还有则是张闻天先生也给过我几册，大都是王尔德的作品。当时我住在民厚南里，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也住在同一弄堂里，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因为我从达夫先生处认识了他的弟弟健尔，时常一起到他那里去玩，他知道我在学美术、又喜欢文艺，那时他好象正在译着王尔德的《狱中记》，便送了几册小品集和童话集给我。我最初读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就是从这些选集上读到的。

我那时穷得很厉害，从当年的哈同花园附近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煦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的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诗人罗赛谛的诗集，使我欢喜得简直是“废寝忘食”。

我的那一批藏书，就是从这样的胚芽来开始，逐渐发展长成起来的。一直到参加《洪水》编辑部的时期，我几乎每月仍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因此，仍没有能力可以买较多或是较贵的书。所幸的是那时的旧书实在价廉物美，只要你懂得挑选，往往意外的可以买到好书，因此，无意中倒也买到了好一些很难得的书，即使富有如诗人邵洵美，见了也忍不住要羡慕。

后来到了自己编辑《幻洲》，又出版了单行本，有编辑费和稿费版税可拿，这才可以放开手来买，于是我的书架上的书，很快的就成为朋友们谈论和羡慕的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