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曾写信托在上海的施蛰存先生，给我找一册孔另境编的《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集》，这是抗战以前生活书店出版的。他不久来信说，这类旧书，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出版年代一久，历经沧桑，近年又有许多人喜欢搜集这类史料，一时要买也不容易，只好可遇而不可求了。

看那口气，几时能给我买到那本书，已经没有把握。

我急于要想得到这本书，是因为其中有一封郁达夫先生写给我的信，信写得相当长。内容是些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详细记得，只记得这是当年彼此有了一点意见以后的第一封信，可说是一封“复交信”，因此，很想再看看。当然，原信本来是在我处的，可是经过战争，连刊载这封信的那本书也不容易买了，遑论这封原信的下落。

不知怎样，近年好象有许多人对郁王两人的问题很感到兴趣，可是，由于郁氏早已去世多年，他不再有说话的机会，因此，使得当年曾经躬与其事的人，读到别人的文章，不免有一点感伤。因为若是他在世，一定会使大家对他的“毁家”问题知道得更多一点的。

我亟亟的要想看看达夫先生从前的那封旧信，可说也是与这个问题间接有关的。因为达夫先生写这信时，已经在“一二八”以后，他已经移家杭州，“风雨茅庐”也早已建成了。我当时在上海负责现代书局的编辑部工作，为了向他接洽出书的问题，写信给他。这是我相隔几年之后第一次再写信给他，因此曾在信上向他表示，对于过去的一些芥蒂，还是大家都不必记在心上吧。

他得信后，就回了一封信给我，信写得相当长，而且很有点感慨。这就是孔另境收在《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里的那一封。

记得有一次，施蛰存先生曾告诉我，达夫先生写这封信时，他恰巧正在杭州，到“风雨茅庐”去访问郁氏，见到他正在写信给我，有点诧异，王映霞女士在旁见了便加以解释道：“他们两人现在讲和了。”

说是“讲和”，这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僭越的。因为以达夫先生的年岁、辈分和学问来说，对我是在师友之间的，所以应该说是他原谅了这个“少不更事”的我才对。

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现在墓木已拱，身后是非却还被人播弄不休，令我不免有一点感伤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