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在中国久已有了中译本。我想很少人会知道，远在这个译本不曾出版之前，早已有人曾经着手译过这本书，而且还是罗曼·罗兰本人授权给他翻译的。可惜只是译了一节便中断了。

这位《约翰·克里斯多夫》最初的中译者是敬隐渔，他的译文是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的。

敬隐渔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不会很多了。然而他却是最初介绍罗曼·罗兰作品给我们的人，后来又译过一部巴比塞的小说《光明》。他同我们新文坛的关系总不算少了。但他同新文坛还有一个重大的关系，那就是他后来到法国去留学，再回到中国来时，据说罗曼·罗兰曾托他带来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当时敬隐渔在法国是由于穷得无法生活才回国的，由于他生性孤僻耿介，而且神经衰弱，这封信竟被他不知抛在什么地方，未能到达鲁迅先生手中。

后来鲁迅先生知道了这事，他因为敬隐渔是同创造社诸人经常有来往的，便怀疑这封信是被创造社诸人“乾没”了，曾一再在文章里提到这事，这是早期中国新文坛一大“恩怨”。其实是莫须有的，因为真相已如 上所述。记得在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先生曾在上海所出版的刊物《耕耘》上，为文辩解这宗“冤狱”，说创造社根本不曾“乾没”过罗曼·罗兰写给鲁迅先生的那封信。但郭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这封信是由敬隐渔失去了，所以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个疑问。——这一宗“纠纷”真是说来话长，不是在这样短文的范围内所能说得清楚的，只好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说了。

敬隐渔是四川人，据说是从小在四川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长大的。他是先学会了法文，然后再学中文的。后来不知怎样到了上海（也许是由于郭老的关系吧，因为郭老是四川人），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创作，这才同创造社诸人往还起来，并且也住在周报编辑部的楼上。他当时所发表的那几篇创作，还是先用法文写好，自己再译成中文，经过成仿吾先生润饰后才发表的。

后来他为了想到法国去，写信向罗曼·罗兰求助，获得他的回信，这才决定着手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时《小说月报》出版了罗曼·罗兰专号，正要介绍他的作品，同时也只有商务印书馆才有财力接受这样长的译稿，因此，他的译文才会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敬隐渔也借此凑足了到法国去的路费。然而他性情怪僻，到了法国不仅不能工作，也无法生活，罗曼·罗兰也不能长期照顾他，因此，不久只好设法回国。不料就因了他误作“洪乔”，平空使得早期中国新文坛增加了一宗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