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里的香港

摩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 B.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英国牛津大学出版

部出版，共五大卷。前四卷在一九二六年出版，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又出版了

第五卷补编。编年史所包括的年代，起自公元一六三五年，迄于一八三四年，

即自我国明崇祯八年到清朝道光十四年。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根据他自己私下同清朝钦差大臣琦善两人擅自

订立的《穿鼻草约》，派兵占领香港岛的年代，是公元一八四一年（即清道

光二十一年）。摩斯的编年史结束年代是一八三四年，在时间上距离这个殖

民地的形成还有六七年，在常情上来讲，编年史里是不会涉及香港的。可是，

在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业务未结束以前，即公司的专利权未废除（一八三

三年废除）以前，他们的商船曾经在香港岛水域内的汲水门、青山湾，以及

香港与九龙之间的尖沙嘴海面，经常停泊，早已同香港发生了关系。

摩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旧档案，查出该公司最早的关于香港岛的记载，

是一八一六年，即清嘉庆二十一年，当时英国派了大使阿美士德东来，想直

接到北京去谒见清朝的大皇帝，建立正式邦交，打开宜接贸易的门户。使节

团里受委任的副使之一，就是当时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分公司的大班司当东。

阿美土德在英国启程之前，就先期托人带信通知司当东等人，将来他们的大

船队抵达广东海面之后，彼此将在什么停泊地点可以见面会合。当时阿美士

德提出彼此可以会合的地点共有两个，其中一个便是香港岛西端（即今日的

香港仔）与南丫岛之间的海面。

摩斯在编年史的第七十三章里提到了这件事，这么记载道：

“‘莱拉’号在七月八日见到了司当东等人，他们在七月十日就与使节

团会合了。”

“我们在这里见到公司的档案里第一次正式提到了香港岛。正在启程回

国的‘汤麦斯?格里费尔’号，奉命在回航之前，先向东驶，向司当东爵士

有所接洽。他是将在下列两个预定的会面地点之一可以见到的……一：在香

港与南丫岛北端的海峡内，香港大瀑布对面的瀑布湾内。

二：距离老万山群岛北面约二三英里之处。”

这就是东印度公司档案里第一次提到了香港，时间是一八一六年。后

来，“格里费尔”号果然在预定的第一个会合地点内找到了司当东等人当时

所乘的“发现”号。

除了这一次之外，摩斯还在编年史的第一卷第七章里，引用了东印度公

司在一六八九年派来广东的一艘商地的航程记录，认为其中有一句记载可能

是指香港的。

载重七百三十一吨的商船“防卫”号，这是派到广州来装载砂糖及其他

商品，转口到波斯去交易的。它在这年九月一日抵达广东海面。摩斯在编年

史里说：

“九月一日，它下锚在澳门东面十五海里之处。这地点可能使它已经进

入香港岛的港内，或者在它的附近，也许是在汲水门。这些地点对于当时的

季节风以及可能发生的飓风，都是很好的避风处……”。

一六八九年是清朝康熙二十八年。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这时就

已经到过香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录，可惜这只是摩斯个人的推测而已。

根据东印度公司所存档案的记载，比一六八九年更早，另有一艘公司船

“加洛林技”号，曾在一六八三年从澳门来到了烂头岛，在那里停泊了两个

多月，直到这年的九月十七日，自群岛之间驶出，驶向浪白滘。

烂头岛即大屿山，“加洛林拉”号既然在大屿山停泊了两个多月，也可

以说早已进到香港范围之内了。

但这些记载而不曾直接提到香港岛的名字。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直接提

到他们的船只同香港岛发生了关系，是一八二九年的事。这时已是清道光九

年了，摩斯在编年史的第八十七章里说，公司船只为了在西南季节风的时期

内有较安全的停泊所，曾四处寻找，结果选中了香港岛附近一带的港湾。他

说：

“对汲水门内的青山湾停泊处曾给与特别注意。还有香港岛西北角的停

泊处，从那里向东可以驶出鲤鱼门，这就是后来称为香港内港的地方。在这

年的冬天，至少有三艘公司船只停泊在水域内的。这时忽然要在上述两个地

点之外，另觅其他可以停泊的地点，不只是为了要避风，而是东印度公司驻

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认为这时广州的清朝官员对外商货船进口和抽税问

题，有意留难，因此要找一个在他们权力之外的停泊地点，以便发生困难时

可以暂时有一条退路。香港就这么被看上了。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分公司的人员发现香港港湾的优良性以后，就决定大

加利用。摩斯在编年史里的这一章里，继续这么说：

“大部分的委员，在十二月初命令六艘商船去停泊在香港岛港内，并任

命林德赛先生为船上的货物管理人，又命令两艘泊在汲水门，任命克拉卡先

生为船上货物管理人。并命令他们有权可以购买船上所需各物，准备进口的

货物也可以就地出售或是运送，如果有任何茶叶从上游运来也可以收下。”

从这一段记载上，就可以明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这时到香港来停泊，是

有重大野心的。他们授权货船的负责人可以直接向陆上的村民采购日用必需

品，又可以发售自己的货物，更可以收购所需要的中国货物。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来说，不仅违反了清朝所规定的外商贸易规则，而

且是分明逃税和走私的行为，结果自然难免发生更多的麻烦。东印度公司广

州分公司的一部分人员，竭力反对此举，不主张将贸易范围扩张到黄埔和广

州以外，可是不为其他当权者所接纳，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要建立一个可供自

己退步，甚或可以不受清朝官员管束的基地。后来香港殖民地的诞生，可说

就是由这样的观念孕育而来。

这是一八二九年的事。到了次一年，由于清朝抽取夷商货物的税则又有

了更改。东印度公司不同意，于是又采用同一战略。摩斯说：

“在六月二十日，经过磋商之后，公司决定早来的船只在它们抵达之

后，要暂时留在虎门外，停在香港的北面，即九龙方面，也就是停在香港的

港内。未到九月尾之前，不许驶入黄埔。”

从此以后，直到义律受到林则徐禁烟法令的压力，率领英国商民自广州

和澳门撤退，他所选择的暂时避难地点也是香港岛。可知这座小岛的命运在

东印度公司时代就已经被决定了。但这已是题外的话，这里不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