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天，谢平到场部去报到。带走了他从上海带来的全部行装。说起来也挺简单：一个灰蓝色的断了拎把的旧帆布箱，一个裹着条廉价毡毯的铺盖卷，再加一个网线袋，装着零七八碎日用品和两捆小说书。就这些。全带上了。干部股通知要全带上，他就全带上了。因为“全带上了”，青年班的伙伴们就认定他不可能再回试验站了。头天晚上，男生女生都到他那半地窝子里来了。先是男生，又吃又喝；各人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罐头都开了。谁也不说一句谢平走的事。喝晕乎了，敲脸盆。后来听见门外老有声音在响。谢平开开门去看，见裴静静带着所有的女生站在月光地里，一直不好意思进屋来，“祝贺你……”静静真诚地伸出她那胖胖的冰凉的小手。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教英文的。哥哥在清华当助教。她考了两年上海外语学院，就是考不进。也真怪。

第二天黑早，扫雪。吃罢早饭，青年班全体得去场院里码苞谷，还要抽几个男劳力去脱粒，所以，都不能远送，只得高矮不齐，一字排开，站在屋檐下，目送谢平，并一口长一口短地呼出许多条白气。每人一副粗布手套。站部后身的小高包上，戳着几个灰淡的人影。不用问，便知是渭贞嫂和孩子们。在这几点灰淡的人影背后，有一棵高大的老杨树。在稀薄的晨曦里，它也灰淡淡。

赶车的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的一个汉子。矮挫个儿，却披着件过分肥大的光板子老山羊皮袄。后襟上撕了一块，呲出一撮撮黑黄黑黄的山羊毛；搂着个老大不小的向日葵盘，一路都在剥生葵花子吃。他骂牲口跟骂人似的：“我操你哥一回，还想跟我使奸耍滑？你还真能得不轻哩！骚包货！”

谢平一路上都没心思搭讪，抱住膝盖，靠在车后的那根梢棍上，由着车慢腾腾地颠簸，体会晨雾擦住脸面的那点清阴。马车上了公路，试验站便被它自己周围的林带遮去。加上汇集在洼地里的雾气漾开，很快它便模糊成一个扁平的灰坨坨。公路下边有几间小小的土屋。暗褐色的一面坡屋顶从雾里挣出，像孤岛。荒野的西半拉还青黑着，使视界里的一切携带上了某种特殊的空旷、凄寒。而底色，则是一整块越来越亮、越来越白的白。绵延数百公里的南山在这一刻瞬息万变，逐渐清晰地从无可奈何隐退的晨曦中摆脱，再次显现自己的块垒叠峰、潇洒跌宕，并以自己的伟岸、奇崛，给这四境里浑然的单调、冷寂，添进一注凝固永恒的活力。八个月来，为了“偷”凌晨的这一点空闲多少看点书，他曾多少次躲到这块空旷地里来。但常常地，把书摊开了，却又看不进去。他喜欢看这早晨。他喜欢看世界从这红与黑、夜与昼、明与暗的交界处重新走出来。它默默地再度出现了。那样的沉静，自信，那样的多灾多难，而又那样的坚毅持久。他喜欢这种静静的伟大，默默的喧嚣，不知不觉的巨变，低下头的迸发……十九岁的自己在来到这世界上之前，曾是这天地的一条无形无影的精气。一百年以后，自己又将重归土地而再返太真。在这有我之年，能给这世界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他真想剖开血管，而由着那里边燃烧着的液体去写一部十九岁的《天问》。

教导员昨天告诉他，他一走，站里便要解散青年班。把这帮“娃娃”编人老职工班去。班里得知后，一下炸了锅。闹到下午三四点，都没上工。年纪最小的杜志雄涨红了脸抱住谢平的箱子，喊道：“依倒好。自己拍拍屁股走掉了。要把我们打散了跟那帮‘老甲鱼’去过。没那么容易！要走，大家一道走。我跟牢依姓谢的了。怕啥？反正有依谢平八两，总有我杜志雄半斤，饿不煞我！”到晚上，谢平把全班三十九个人都召集到半地窝子里，讲了两条：一，事先他不知道站里有这么个打算；二，这种事迟早要发生的。从离开上海那天起就该想到。“我们早已经不是上海人了！要一天三遍三十遍地对自己这么说。说不听，就喊。喊不听，就拿刀刻在自己手背上！”他激动地叫道。挂在木柱上的马灯微微地晃动。没有人再做声了。只有女生堆里有人在低微地抽泣。“这一点，八个月前别人敲锣打鼓给你们戴大红花，发军装时，就应该想通了嘛！”他避开马灯刺眼的光焰（他离它太近），正对那些正在哭泣的女生喊道。于是，再过了一会儿，连抽泣声也渐渐收敛住了。青年班的伙伴们还是听他的。有些女生甚至还有点怕他。

这一档事和赵队长的事，使他无法轻松地走向场部。身后的雾和身前的雾都使他还不能清楚地捉摸到正在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他真羡慕天和地的执著、单—……羡慕它们的广大和无所不容……但我是人。可人为什么只能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