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做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梓。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载。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入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他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

看传达室的是个老头儿，原先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退休以后来这里拿补差的。这种侦查机关往来访客的人不多，传达室比较清静。老头儿闲得无聊，就与我侃山，说到这个案子，竟也知晓一二。他劝我不要再等处长召见，“伍处长现在是正处长了，太忙，就算见你也顶多五分钟的事儿。再说案子上的事，说多了就是泄密，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找别人行不行？”我求教道，“您看还有谁能提供点情况？”

老头儿想了想，扭脸问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老同志说好像到什么皇族夜总会去了，然后又反问老头儿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找吕月月想干什么。老头儿说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他介绍去。那个人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老头儿告诉我那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好像参加过那案子的工作。“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她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说说这事也许没什么顾虑。”

我记下那夜总会的名字，笑着问老头儿干警察是不是太清苦，怎么都辞职跑到歌厅挣小费去了。老头儿说不是，听说那女的是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给我们这儿开除的，还听说那女的以前上大学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就挺臭。老头儿说以他的经验女的要是有了这种瘾的话那就没救了，那就改不了啦。

我也有同感，但无兴趣与他共鸣。告辞出来时听到身后那老同志建议老头儿再去谋个“拉皮条”的第二职业。老头儿急着解释，老同志笑着说你别紧张反正越描越黑。

当天晚上我去了皇族夜总会，是个很大很繁华的去处。老板好像是珠海的要不就是广州深圳一带的大款。夜总会的装饰免不了几分港式的浮华，多少有点穷人乍富的味道。我进去时才八点钟，尚不到上客的钟点。KTV包房外的走廊上，美女如云。早知道歌厅这行业就是靠这些漂亮的女招待作为摇钱树的，身临其境，竟有初逛妓馆般的胆怯。一个妈妈桑过来寒暄，示意我里边请。我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吕月月的小姐。妈妈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老板规定，营业时间小姐是不会客的。我只好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并且叫了一杯昂贵得令人咋舌的橙汁。妈妈桑这才答应到后面看一看，说如果吕小姐来了就让她到这边陪我。

几分钟后吕小姐果然来了，高高的，瘦瘦的，一张脸比我的想象要漂亮得多，从皮肤上看至多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妆化得很淡，表情也很淡，初打照面只是微笑一下，言不由衷地客套几句，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先生贵姓？”

“啊，免贵，姓海。”

“大海的海？有这姓？”

“百家姓里没有。”

“海先生认识我？”

“不，听人说起过。”

吕月月漫不经心地冷笑一下，“噢？还有人记着我？我还以为我早消失了。”

我也笑笑：“你这么年轻漂亮，想必除我之外，不乏慕名而来者。”

吕月月对这种大概听腻了的恭维并没什么反应，漫不经心地说：“您也是慕名而来吗？那，不请我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你喝什么，我请客。”

吕月月回一下头，甚至没有等她说什么，早等在身后的服务生很快端上一杯洋酒。吕月月冲我举了一下杯子，一口下去，喝掉大半。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海先生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你点。”

我告诉她我不会唱歌，来这里主要想找她打听一下她过去接触过的一件事情。在我说话的时候，吕月月喝干了杯里的残酒，回头招呼一下，服务生俄顷又奉上一杯，这下我才猛省这八成就是歌厅的宰人之道。我忍不住停住话头提醒道：“小姐别喝多了，年轻轻的别伤了身体。”吕月月半笑不笑地呷着酒，说没事。

我看着酒杯里迅速减少的洋酒，也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

“吕小姐，你现在上班陪我聊天不方便，我们能不能另外约个时间谈？”

“没事，我上班就是陪客人聊天。”

“是，是，我知道，但我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或者给我个电话，我换个时间再找你，或者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去吃饭。”

吕月月看着杯中琥珀色的酒，慢吞吞地说：“怎么，刚喝这么两杯酒，就想要我电话？你要找我尽管到这儿来，我天天在。”

我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抽一个小时就行，哪怕半个小时也好。”

“你想问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呃——关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事。”

吕月月霍然变色，直瞪瞪地看住我，半晌才问：“请问海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我犹豫一下，不知该怎样介绍自己。“我就算是个作家吧，最近我想写个电视剧，以前乐团的朋友和我说起过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我觉得这题材很可写，但需要补充一点故事的细节，所以特来请教你。”

吕月月的脸色不似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她还是推开酒杯，冷冷地站起来。

“我身体不舒服，失陪了。”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里。又一个小姐甜蜜蜜地凑过来，非要帮我点歌，我摇摇头，起身离开了夜总会。

从进到出不过半个小时，夜总会的最低消费加上两杯轩尼诗XO，我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那个晚上我始终未能入眠，绝不是因为几百块钱的破费，而是脑子里总是飘忽着这个女孩儿的面孔和她的高高的身影。她的美丽，她的冷傲，她的警察的经历和她的沉沦的现状，织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对于意大利小提琴的好奇似乎已经完全被这女孩儿的神秘所代替。我用了很长时间仔细回想她的眼睛，那目光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双眼睛的美丽端庄和冰冷无神本身就能构成一个传奇或一部童话。第二天天明时我鼓足勇气断定——最有机会翻开这部传奇或这部童话的人，那就是我！

接下去我做了整整一天的策划。设计了多种方案以接近吕月月并争取到她的好感。我想她离开公安局肯定是不光彩和不愉快的，以致她现在如此反感和回避有关那段公安生活的一切回忆，假使与她再次交谈，肯定不能再说小提琴了。但我们素不相识，怎样才能消除她的戒心和顾虑？多年的采访写作生活给我的智慧到此时几乎彻底萎缩，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歌舞世界的嘈杂气氛中，是不可能与吕月月安静地进入一个她本来十分敏感的话题的，也因为我自己囊中羞涩，实在不堪承受“皇族”的消费，所以我是等到夜里一点钟夜总会快下班的时候去的。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的树下，然后守在夜总会的门前等候。

那天从下午开始天便大雪，没有风天并不冷，雪无声地落下，又无声地化，街上湿漉漉的，有些泥泞。快两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能看到一些皮衣貂领的男女从夜总会里醉步出来，坐上小汽车嬉笑着走了。午夜两点钟以后，开始有夜总会的员工下班，我瞪大眼睛寻找那个高个子女孩。意料之外的是，下了班的小姐们大多是有朋友用小车来接的。几个夜总会的男员工簇拥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吆喝着要去“宵夜”，打着两辆“面的”走了。夜总会门前随后就静下来。我疑疑惑惑地徘徊着，身上似已被雪沁透，不住地打抖，心里却在幻想着还会有人出来。又想自己如此寒酸，如此不识行情，吕月月就算这会儿出来了，这种金枝玉叶的小姐能在大雪天让我骑车带着她回家吗？我很泄气。

夜总会的门响了一下，终于又有一个人出来了。果然是她，我没看清眉目，只凭直觉便果断认出。因为下雪，因为看见刚才不少小姐全有车接，我此时不由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夜总会前除了尚有两部“面的”还侥幸地等在街边外，已看不到人影。我鼓起勇气上前，叫了她一声：

“吕小姐！”

她并没有站住，侧身看了我一眼，迟迟疑疑地辨认着，脚步继续向路边的“面的”走去。我又叫：

“吕月月，你不认得我了？”

“谁呀？”吕月月终于站住了，她看见我朝她走过来。

“我姓海，昨天还和你聊过天的。”

“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您今天来这儿玩吗？”吕月月敷衍着。

“没有，”我说，“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找我有事吗？”吕月月的口气已明显不耐烦，她大概把我看作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了。

“呃，没什么急事。”此时的环境、我自己的心情及吕月月的反应，都与我白天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预先设计好的问话和答话全部作废，我口齿不清地说：“我，也没什么急事，我就是想跟你约个时间，有些事还是想请您……”

“对不起，我得走了。”吕月月的脸在路灯下惨白惨白的，她很不客气地打断我，“我不认识你。”

我绝望地想再解释一句：“你别害怕，我绝没有任何恶意。”

吕月月带着急于摆脱我的烦躁，说：“你有没有恶意跟我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

她转身上了“面的”，“面的”开走了。最后一辆留在路边的“面的”司机把头探出来招呼我，“咳，要车吗？”我摇摇头。司机骂了句什么，也开走了。

只剩下了我，还有树下歪靠着的一辆自行车。马路上肮脏不堪的车轮的泥印，在黄黄的街灯下，抖动着杂乱的反光。

那天下半夜起了寒流，下了重霜。清晨时，整个儿北京的马路都被化雪冻住了。

我想，这是北京一年中最恶劣的天气了。街上的汽车全都像爬虫一样，小心翼翼地挪动，带着哨声的北风恐怕会把全城的夜生活吹得冷淡无比。所以到了晚上我带了充足的钱，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我想在这样冷清的寒夜，也许老板会允许吕月月和我单独聊一会儿。当然，我照例得请吕月月喝酒。

晚上大约九点钟，我走进皇族夜总会时，却感到有些异样。门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不见领位的小姐出来恭迎，一两个穿西服的工作人员从门厅匆匆低头穿过，也不看我。我满腹疑惑地往里走，竟如入无人之境。走廊上，看不见一位小姐，舞厅里，灯光昏暗，偃乐息鼓。酒吧台边，几个男侍或交头接耳，或呆若木鸡。一个KTV单间的门打开了，能听到里面一个男人高声训斥的声音。我举步过去，那单间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上下打量着我。我问，这儿出了什么事？民警答：这儿停业了，没事的都出去吧。我顿悟到这里一定是被公安局查封了！转身退至吧台，问那几位无所事事的男侍：吕月月可在？男侍七嘴八舌，说吕月月和另外几位小姐都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大概是分局吧。”

我走出夜总会，夜总会门外人车全无，而大门上的霓虹灯依然妖娆刺目，我心中一片茫然。犹豫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公安分局看看。

从夜总会到分局不过几条街，我顶风骑车用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分局的值班室。我自称记者，向一位年纪不轻的值班干部询问今夜分局是否查封了皇族夜总会，值班干部打电话不知向谁问了问，答曰确有此事。我问是否已经将有关人犯押回分局，答曰未曾见，执行此项任务的特行科的人也未见回来。值班干部猜测，十有八九他们是到皇族夜总会附近的管片派出所去了。

“你是要采访吗？”值班干部随意问。

“我想搜集些这方面的情况。”我胡乱答。

来到派出所，门前果然停着几辆挂GA牌子的汽车，似乎证实了那位值班干部的分析。我向派出所值班民警出示了记者证，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的特约记者证。值班民警看了，像是明白了我求见的目的，马上从后面叫出了一位干部，那人自我介绍说是分局特行科的，问我是不是想采访今夜的行动。我说不是，我是皇族夜总会服务员吕月月的家人，家里刚接到电话说她被带到这里，所以我特地赶来问问情况——她犯了什么法吗？

特行科的干部听我如此说，态度立即官样起来，说：“皇族夜总会长期以来三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多次警告教育无效，所以经研究决定予以停业整顿。”

我问：“吕月月本人犯了什么法吗？”

他答：“据我们掌握，皇族的小姐都有三陪的问题。”

我问：“何谓三陪？”

他答：“陪唱、陪舞、陪酒。”

我问：“吕月月据你们掌握陪了什么呢？”

他答：“陪酒。这是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

我问：“有陪酒的证据吗？”

他答：“我们今天当场看见她陪客人坐着，她面前也摆了一杯酒。服务员按规定只能站着服务，不能坐下来，更不能陪酒。女孩子陪酒只是开始，这样陪下去，什么都可能陪。你们作为她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我说：“既然你们发现的只是陪酒，那按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答：“这个，我们还要研究。至于她们除了陪酒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目前还在调查。”特行科干部这时忽然意识到面前何许人也，竟敢如此盘问执法人员，于是刹住答话，严肃反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表哥，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调查完让她回家。”

他答：“这个，现在还说不准。如果一时查不清，有可能要先把她们收审，到时会通知你们家里的。”

特行民警危言耸听，可他恰恰没料到我这个法盲偏偏对收容审查这个名词有过接触，知其用法。我理直气壮地说：“收容审查是国家规定对一时搞不清住所的流动违法人员采取的审查手段。吕月月有家有业，怎么能收审呢？她犯了法你们处理她也要依法，不依法也是违法。”

民警一时语塞，但依然板着脸，说：“你一定要等你就等着吧，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现在不和你谈了。”

他说完像是要走的样子，我越发叫板：“民警同志，最近市里正在要求我们报道一下公安干警在执法时正反两个方面的表现，我希望你们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反面教材。你们把这几个女孩子带到派出所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们有法律手续吗？”

民警愣了一下，答话的声气虽然照旧威严，但话的内容已经多半是解释了：“我们带她们来是通过她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夜总会三陪的情况，怎么叫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对她们加强思想教育，这才是对她的真正爱护。”

我也适时地放缓口气，说：“这样吧同志，你看，今天这个天气，街上叫个出租车都叫不到，这已经十点多钟了，等再过一会儿，你们让她们怎么回家？她们都是女孩子。”

民警见我态度缓和了，也平心静气地想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儿，我进去看看他们谈完了没有。”

民警进去了，出人意料地快，竟把吕月月领出来了。一面对她训导着：“你先跟你家里人回去吧。回去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得找你。”

吕月月看见我，愣了一下，低头从我身边过去，走出了屋子。我转身向民警道谢。民警说：“你们家里回去也得加强教育，这么年轻，为了那点钱整天陪人家喝酒，不是事儿！”

我诺诺连声地应了两句，急着去追吕月月，在派出所门口追上她。她不理我，上街左顾右盼。没有出租车。我站在她身边，说：“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她说：“我坐地铁。”于是我也不管我的自行车了，就陪她朝附近的地铁车站走去。

地铁里没什么乘客，她坐在车厢一角，看也不看我。我坐在她对面，一路无话。

下了地铁又换末班公共汽车，到了永定门外。她住得离皇族夜总会真是太远了。我想，她每天夜里下班光打“面的”的钱，恐怕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块。

走到一个胡同口，她站住了，说：“就送到这儿吧。”

我说：“那好，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必定料想我这会儿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说，告了辞便转身。

“你，姓海是吗？”她终于叫住我，但不看我，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说是。

“你要我怎样谢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你听着，除了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你想多了，”我说，“我最初找你不过是想问问关于意大利小提琴那个案子的事。”

“你问它想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想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这故事不错。”

“噢，我忘了，你好像是个作家。”

“就算是吧。”

“作家都像你这样好心吗？”

“不一定，不过作家都很好奇。”

吕月月闷了一会儿，终于用眼睛直视我了。她说：“你白天来吧，下午三点钟，就在这儿，等我。”

白天，下午三点，我如约前往。到永定门外时，已找不见昨夜那条冷僻的胡同。夜间清静空荡的街道，此时已被一大片破烂嘈杂的旧货地摊覆盖。在寒流过后的灰白色的阳光下，到处是垃圾一样的旧家具、旧自行车、旧瓷器、旧衣服，甚至破锅破木头都堆出来叫卖。我在这半城半乡的人流中辗转寻找。昨夜的冻土已被无数双脚踩化，脚下污水横流。我片片断断地搜寻着记忆中尚存的关于那个胡同的每一个细部，忽而明了忽而依稀。正在焦灼之际，身后忽有人唤。

“海先生，早来了吗？”

我回头去看，正是吕月月。从装束上看，像是出门才归。我问：“你出去了？”

吕月月不苟言笑，只简短说：“啊，跟我来吧。”她那张标致如画的脸上，依然冷淡如冰，头也不回地引我逶迤前行，穿过地摊，走进胡同，又进了一个院落。我们低头穿过悬挂在院里晾晒的万国旗一般的湿漉漉的衣服和床单，来到最角落里的一个矮檐下。吕月月掏出钥匙开门。门打开后她进去了，并没有招呼我，我自己跟了进去。

这屋子很小，一张床，靠墙的床边用木板架着一个箱子，箱子上摆着镜子和梳子搽脸油之类，门口有一只小的铁炉子和一堆蜂窝煤，地上放着脸盆和拖鞋，以及两个无漆的小凳。除此再没有别的家具。因为窗户太小，又糊了一层白纸，屋里很暗，吕月月进屋便先开灯，然后捅炉子。炉子灭了，她扔下通条，看着我说：“灭了，我呆会儿就得上班了，别生了，你冷吗？”

我问：“你们歌厅不是被封了吗？”

“我们老板托了托关系，今天又让我们开了。”

“那你晚上下班回来怎么办，回来现生火？”

“不用，我习惯了。”

我脱下羽绒服，说：“我帮你生上吧，我会。”

吕月月没有反对，于是我帮她生上炉子。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烧蜂窝煤的，生炉子的方法我还记忆犹新。吕月月从邻家借了一只炭煤和几块劈柴，我烧火，很快屋里便有些暖气了。吕月月坐在床上，看我。

“关于那把小提琴，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来龙去脉，都想知道。”我说。

“那是个很嗦的案子，三两句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叫随到。”

吕月月低头，半晌不语，我也低头，去看炉子里渐渐烧红的煤眼。

吕月月说：“你要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跟你说。”

我说：“什么条件？”

她说：“第一，你的剧本写完后要给我看，我讨厌无中生有的东西。”

我说：“这没问题，写完一定给你看，你要我怎么改，都行。”

“第二，这个案子你可以听，可以写，但剧本不能拿出去发表。你不是就为了好奇吗？那我满足你的好奇心，但你不能拿这故事去赚钱挣稿费。”

我一下犹豫了，“为什么？”

“你不同意就算了。谢谢你昨天送我回来，谢谢你今天帮我生炉子。”

吕月月把头歪过去看墙上的挂历，我说：“我没说不同意，我只是想问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我不愿意拿自己去充做人家作品的角色。我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我不想有人打扰我。除非我死了，那你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

我咬了咬牙，决定先应下来，“好，”我说，“我同意。”

吕月月转过脸看着我：“你发誓吗？”

我说：“我发誓，我保证……”

“拿什么保证？”

“……拿，良心！”

吕月月的眼睛一动不动，好半天才垂下长长黑黑的睫毛，“但愿还有良心这东西。”她说。

“那，你看，我以后就到这儿来找你吗？你白天都在吗？”

“我每天下午在，上午我有事要出去，你要来就下午来吧。三点以后，我们可以谈一个多小时。我七点上班，五点就得从这儿走，路上还得吃饭。”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五点了，似乎我应该告辞了。我说：“吕月月，我向你做了保证，你能不能也保证一下呢？”

“我保证什么？”

“保证不反悔。”

吕月月笑了一下，在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像个普通人那样对我笑。她的笑很迷人。

“当然，我不反悔。”

“那我明天就来行吗？”我趁热打铁。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