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忽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潘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潘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没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账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

吕月月：那得看是什么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侦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点，经常有人求得着他们呀，不过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像我们这种搞大案要案的单位，跟社会上那些企业公司又没什么日常来往的，没戏。而且我们处长队长都特正统，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们就算有这贼心有这贼胆也没这贼机会呀。

海岩：我觉得你们单位还真不错，同事家里有困难，都能自发的捐点钱，同志之间的感情挺深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多了。

吕月月：那天去老纪家的还有一个女的我认识，是焦长德的大女儿。她是特地从单位里请了假来的，是受老焦的委派来的。我们从纪春雷家一起出来后，大家自然问了问老焦的病情。他女儿说现在没事了，不过那天真吓人，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恐怕要走在纪春雷的前头了。在刑警队里，老焦算是纪春雷的进门师傅，纪春雷脾气好所以老焦挺喜欢他。师生一日终生父母，老焦对纪春雷一直像对小辈似的挺疼爱。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为了那把让老焦曾经苦苦追寻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儿。老焦本想亲自到纪家来，可医生不让。

他大女儿对我说：“我爸说他心里特别堵得慌，他想让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儿，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吗？”

我说那当然，我忙完这几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队长他们又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谈话去了。大概还是谈有关小提琴的情况和那个方案。队长让我回家休养一天，调整一下心情。他们可能都觉得游乐园的这场遭遇让我受了刺激。

从纪春雷家出来我直接回地安门我妈那儿了。中午我妈给我做了面条。小时候我过生日都是吃我妈做的面，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没怎么过生日。我妈说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过个生日我还不回来，今天就把这碗长寿面补上吧。我吃面的时候我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写的两句诗：

你是我的梦，怕你走远，

但愿梦醒时，还在眼前。

我问妈：“小薛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妈说：“他工作忙来不了，是托一个朋友送来的。”

我反复看那两句诗，心里很暖。妈问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还小呢，干吗这么急着定。”

妈叹口气，“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早点有个着落，今后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妈又说：“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话，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将来你们的孩子，能不能姓吕？”

这个问题妈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耐烦地说：“再说吧。”

“小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你们的孩子要是不姓吕，老吕家就算是断了根啦。”

“以后再说吧。”我打断我妈，“而且我又没说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结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说孩子不孩子的，我心里老想哭，也觉得特可怕。我真那么老了吗？真要成一个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妇女了吗？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当还没有产生做母亲的意识和渴望的时候，和她们探讨家庭孩子之类的问题会把她们吓着。

吕月月：我妈半天没吭声。我妈本是个很刚强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她觉得我爸一生特惨，特可怜，现在唯一还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别让老吕家的香火断了。按说我妈也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还是逃不开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妈觉得自己是吕家的最后一个媳妇，总有点责无旁贷的心理。

面还没吃完，房东家一个当工人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妈同学的儿子，跑过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昨天游乐园里发生的枪战。我说不知道，他就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起来，说昨天游乐园发生了警匪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匪首是个人面桃花的妙龄少女，枪法一绝，而且据说该女匪已经漏网……我问他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是坐地铁时亲耳听身边一个乘客讲的，那人又是亲耳听游乐园的一个保卫人员讲的，因此绝对可靠。我说那可能吧。

他又问我当警察是不是很危险很刺激，你当初怎么想起选这个职业。我说没事，我是坐办公室的，一点危险也没有。可我妈同学的儿子则说干警察坐办公室那可太没劲了，当派出所片儿警也没劲，当交通警站大街更没劲。最起码得当个刑警，要是当国际刑警那就更来劲儿了，少不了生死搏斗，虎穴惊魂，侠骨柔情，午夜追杀……

第13次谈话

吕月月：下午薛宇来了。因为队长他们要把潘小伟从亚大接出来谈一天，所以也放了薛宇的假。

薛宇带来一条在自由市场上买来的活鱼给我妈，对她左一声阿姨右一声阿姨寒暄个没完。我妈很开心，一定留他吃晚饭。

因为家里窄，没法聊天，我就和他上了街。我们从地安门往什刹海无目的地走。街上行人不多，大都已是短打扮，把北京带进夏天的气氛，我也穿了一条很随便的裙子，让裤子捂了大半年的双腿，突然暴露给空气，清凉无比。薛宇因为这些天总在酒店的空调中生活，对季节变化感受迟钝，依然长裤外套，捂得一本正经。我说你把外套脱了吧，我帮你拿着。他说不用了我不热。他问我是不是心情已经调整过来了，我说没什么了，现在没事了。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仍然感到脚下发飘，心有余悸，虽然从游乐场冲杀出来至现在不过短短一天的距离，但此时沿着什刹海岸边的小路漫步，竟恍若隔世。

然后我们一直谈老纪，越谈越觉得老纪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我们谈到老纪的家境，谈到老纪死前还说过皇历上写着今日勿近水，结果自己果然落水而亡，不禁感慨半天。不知不觉走到后海，沿河边都是绿透的垂柳，河水在太阳下无风无浪，金光点点。小薛突然问我：

“我给你的生日卡收到了吗？”

“啊，收到了，谢谢你。”

“谢什么，我们之间干吗总这么客气。”

“这是礼貌。”

小薛欲言又止，吭哧了半天，才扭捏着说：“生日卡上写的那两句话，是我心里的真实感觉。你信吗？我总做梦，总能梦见你，可一睁眼，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幻想能有一天睁开眼睛时，你还在我面前。”

“你这几天不都是白天睡觉吗？难道白天睡觉也能做梦？”

小薛对我的调侃有点气恼：“我知道，你不就是说我白日做梦吗？”

我说：“没有没有，干吗一动就生气，玩笑也开不起。”

小薛闷着没吭气，半晌才说：“那位阔少，也给你买生日礼物了，是吗？”

我说：“啊，怎么啦？”

他悻悻地说：“他有什么资格送礼物给你，我最看不起这种花花公子，一见着漂亮姑娘腿肚子就转筋！”

小薛脸上的恶毒，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薛宇说：“他有什么呀，不就是脸上皮肉嫩点吗，女里女气的。不就仗着家里有钱随他挥霍吗？上次我给他房间里送衣服，他居然还想往我兜里塞小费，我心想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啦，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家这点钱是怎么来的！贩毒、聚赌、走私、杀人越货，这种黑钱也好意思花！”

我也有点赌气了：“你要生气你冲他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

薛宇抬高声音，吵架似的说：“你就不该用他的包！”

我也抬起嗓门，“是队长叫我用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

薛宇说：“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穿好的，用好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有钱全给你买衣服买香水，你知道我不是个大款，只能给你买个生日卡自己写上两句话，可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姓潘的是有钱，可你别忘了你和他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

他居然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当然气坏了：“是什么关系，你说是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是什么人？是黑帮！”

我吵起来：“他爸爸是，他哥哥是，他又不是！”

“得得，”小薛摆摆手，“这儿不是地方，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

我气得够呛，转身往回走，小薛双手插在衣服兜里，闷闷无声地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前一后，谁也不搭理谁。

快回到我家时，小薛从身后加快几步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和解道：“别生气啦！”见我歪过头不看他，便进一步放软声音：“怪我不好行不行，不过我也是为你好呀。”

每次吵嘴，总是薛宇先和解。照例他一和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过那天我始终心情郁闷，以前和薛宇在一起时那种轻松的心态，好像很难找寻了。我脑子里不能自制地，总是出现潘小伟的影子。我也明白，假使再这样神魂离窍下去，我说不定就该犯错误了。

回到家时天已黄昏，我妈开始做饭。因为东北我们老家那地方水少，吃鱼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情。我妈不大会烧鱼，薛宇就亲自动手。他收拾这玩意儿的样子看上去挺专业，我妈由此越发对他有好感了。妈问他这条鱼要多少钱？薛宇说要二十块钱，妈说太贵了太浪费了，以后可不要再买。薛宇说没事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来看看您做条鱼您尝尝是应该的。我妈说真难为你了。

薛宇家是老北京人，家教上很讲个“礼儿”，所以他自小对长辈就很会讲话。我妈转脸就说我：“你看你还是女孩子呢，什么都不会干，真是从小惯坏了你！”

吃饭的时候，妈问薛宇家里兄弟几个，薛宇说两个。妈说有兄弟两个的话，要有一个倒插门的或者将来生了儿子姓女方姓的估计还好说一点。薛宇没听明白，说姓名嘛也就是一个符号，姓什么都无所谓。妈又问，那你喜欢啥样姑娘呀？薛宇说得是那种特能互相理解，好学上进，有事业心的女孩，家庭条件无所谓。妈说，其实女孩子只要贤惠、懂事明理就行了，事业上主要靠男的。老辈人都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女的事业好坏不一定重要。薛宇说这都是孔老夫子重男轻女的偏见，你说这孔老夫子本来是个教育家，怎么会说出“无才便是德”这种和他的本职工作这么不相称的话来！

海岩：月月，我插一句，我认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凡是幸福、美丽、和平、丰收、慈爱的主题，都是以女性为表现象征的，这说明女性是代表了人类温和美好柔顺的事物和情感，所以你母亲说的对，一方面女性不应该在事业上受到歧视，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女性都和男性一样刚强、果敢、有事业、不屑于家庭琐碎、照顾丈夫、养儿育女，那这世界一定是很不美好了，人类的大多数都会觉得无味。孔夫子强调了女性由于生理、心理上的特点而形成的社会角色的分工和规矩，可以说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其实被很多人误解了。

吕月月：你这套话，道理是有，不过除非研究学问的人能听明白，一般凡夫俗子都理解不了，别说薛宇这种比较正统的人了。我也觉得成熟的男人肯定都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型的老婆。

海岩：没错。

吕月月：后来我妈又问：“小薛，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呀？”薛宇说：“最不喜欢撒谎的姑娘。”我妈说：“姑娘要是不跟你撒谎，那准是不爱你了。”

海岩：我发觉你妈还真是个很懂辩证法的人，讲话真学问。

吕月月：薛宇说：“女人对男人，至少得专一吧。”妈说：“那当然，要真定了，那不管男的女的，都得专一才行。”

本来我一直吃我的饭，他们说到专一这个问题时，我搭了一句腔，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前不久有关部门搞的一次家庭社会调查吧，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有外遇，不是男的有就是女的有。在有外遇的人当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不影响家庭和睦，甚至有的外遇还增进夫妻感情呢。

我妈马上嗔斥我：“这孩子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小薛乘机对我妈说：“您瞧见没有，她就是这样，一脑袋歪理。”

我说：“这你们就不懂了，一个人要是天天跟自己的丈夫或者老婆在一起，对方人再好也没知觉了。只有在有外遇时，通过和那些露水情人的比较，才能在麻木当中重新体会老婆或者丈夫的种种好处，没准会重新认识对方的价值和感情。而且人一有外遇，回家必定胆虚，觉得对不起对方，所以自然表现得格外听话、温顺，家务活儿也抢着干了。所以说，有外遇不一定全是坏事。现在的道德标准是：喜新不厌旧！”

我妈冲小薛咂嘴，“你说，她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呢，我们那个时代，没过门儿的姑娘，哪儿敢这么顺嘴胡说呀。”

薛宇却另有所思地盯住我：“怎么，你是不是已经有外遇了？”

我说：“我又没结婚又没许配，跟谁好算外遇？”薛宇眨巴着眼睛，没说出话来。

海岩：月月，你这些关于外遇的观点，也过分开放了，连我这个研究过女性心理的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你母亲和薛宇当然接受不了。其实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会藏藏躲躲，回家连电话铃响都提心吊胆，接了电话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迟钝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谁来的电话，人活着就跟做贼似的。所以外遇这东西，和钱财地位一样，没有是福。

吕月月：其实我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几天对我特别疑心，那天吃完饭我送他出来时，他对我说：“月月，这下你是潘小伟的救命恩人了，他对你肯定感恩不尽了。”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绷着脸没答话。

薛宇又说：“前两天我听队里有人瞎议论，说吕月月陪的那个工作对象对吕月月特殷勤，又买东西又请吃饭，让吕月月摆得服服帖帖的，准是迷上吕月月了。你别以为这是夸你呢，老让人议论这个对你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不知道咱们这种机关，对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这方面的口舌，就难翻身了。”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听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冲他说：“我明天就找队长辞了这份差事，我干吗呀？一方面要求我对他要热情要接近，等我热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戏真作。谁有本事谁来吧，这活儿我不干了，我差点儿还赔上一条命！我死里逃生，死里逃生，你们谁看见了！”

尽管我知道局长、处长、队长和队里许多同志在游乐园事件以后都夸过我安慰过我，还表示将来要给我报功，但我还是觉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经说过在那些天和潘小伟相处之后，内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好奇，换句话说，多少是有点喜欢他吧，你现在能否跟我再明确地解释一下，你当时对潘小伟究竟是何种心态呢？

吕月月：……这个，怎么说呢，当时也只是下意识地挺喜欢他，觉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对他确实有点好奇，有新鲜感，当时也就是这样。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体会到你的意思。

吕月月：所以薛宇那么说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点反感。可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明白我对潘小伟和潘小伟对我，彼此都有好感。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气去跟薛宇辩白到底。怎么说呢，反正是一种挺复杂挺说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吕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难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点多钟走了以后，伍队长到我家来了，跟我妈夸了我一通。出于保密的需要，当然没有具体说游乐园的这件事。送队长走的时候，队长在巷子口问我现在心情怎么样，要不要在家多调养几天，我说没事，明天就能上班了。他说真的没事了吗？你别强撑着。我说真的没事了，他说那好，明天要和潘小伟一起开会研究与冯世民接头的具体方案，你一起参加吧，我说没问题。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这一天里，潘小伟被接到我们一个据点里和处长队长谈了一整天话，主要是从他那里再摸一摸天龙帮的情况。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亚洲大酒店。晚饭是他一个人在酒店里吃的，吃完饭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潘小伟在饭店大堂里散了散步，并不想过早回房睡觉，转来转去转到地下一层的迪斯科舞厅，买了张门票就进去了。盯在他后面的外线侦查员一看到那价牌上写着门票120元，没敢买，就守在舞厅门外等他出来。

潘小伟进去以后，随着砰砰作响的音乐在舞池里跳了会儿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台前要了杯可乐，刚要喝，一个彪形大汉一屁股在他旁边的吧凳上坐下来，冲他咧嘴一笑，他吓了一跳，压着嗓子惊叫一声：“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伟吗？

吕月月：对，就是他大哥潘大伟！

海岩：他到了北京？

吕月月：潘大伟是当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饭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终于看到潘小伟出现在大堂，便尾随其后进了迪斯科舞厅。他知道我们有人盯在潘小伟后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没有跟进舞厅。

海岩：看这架势潘大伟是秘密来的，他为什么要亲自到北京来？

吕月月：这是后话，那天晚上潘小伟见了他大哥，又惊又喜又疑。哥儿俩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的掩护下，匆忙交谈了短短二十来分钟。据我们的外线侦查员回来汇报，潘小伟从舞厅出来时，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低头径直上楼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没有对外打电话，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半夜两点多钟，他通过总机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药，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去吃早饭。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们用一辆伪装成出租车的汽车把他接到了我们的据点，会在这里开。除了两个队长和刘保华外，我和小薛都参加了。我靠窗坐在角落里，潘小伟被人领进来时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伍队长注意到了潘小伟疲惫的脸色，问他是否没睡好，他含含糊糊应了一声，李队长开玩笑说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点惊不要紧，小惊是福，大惊消灾，总归有惊无险。潘小伟很勉强地笑笑，然后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伟的视线，斜过眼来观察我的反应。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树都染透了那种成熟的深绿，我最喜欢这种沉稳的扎实的绿。我好像从来不喜欢太稚嫩太热情的东西。

会是怎么开起来的我给忘了，好像是李队长先讲了一段话，然后由伍队长具体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动安排。伍队长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伟核对着可能已经核对了很多遍的方案细节：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七点至八点钟，才有人从香港打电话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吗？他能不能早一点告诉你？”

潘小伟说：“也许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带到北京来。”

李队长狡猾地问：“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机把琴带来？我们可以通知机场海关让这个人顺利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