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但是经过了这件事，薛宇还会期待我吗？伍队长还会培养我吗？我的组织还会张开双臂拥抱我吗？一想到此我就心慌意乱。也许除了我的妈妈，我苟全性命在这世界上，已不再拥有什么。

我妈自我失踪后生了一场大病，腹泻三天，淋巴肿大，然后高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一周，把全部积蓄用得所剩无几。你知道现在住医院是很贵的，而且医生不管你是否承受得起，什么好药贵药都使劲给你开。我回到北京时我妈已经不堪住院费的负担搬回了地安门的那间小屋，人看上去病骨支离，已经脱了相。

海岩：不难体会你妈有多么想你，你下落不明你妈肯定急疯了。作为一个年轻时历经磨难的女人，如今年龄大了，只有你一个亲人，她当然最怕再承受新的打击。

吕月月：我回到北京那天先回了处里，处长和伍队长都不在，李向华便让我先回家。我向薛宇借了二十块钱，我已身无分文。薛宇给了我一百块，我没客气就收了，说以后还你。不料薛宇却意外冷淡地说了句：“随你吧。”

离开机关，天已黑了。我没有犹豫便在街上拦了一辆“面的”，我不想慢慢倒公共汽车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我妈。

我家的小屋无声无响地黑着，与四周邻家刺眼的灯光和说笑声相衬，有点凄凉。巷子里有人喧哗着出来，带着小凳和席子，聊着家常去街上乘凉。我低头与他们擦身而过，没人认出我。我推开自家的门，门没锁，我进屋摸灯绳，灯自己开了。

我妈把灯绳拴在她床头了。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她的模样。她躺在床上，猛然看见是我，一激灵爬起来，吃惊地辨认着，张大了嘴要哭，哭不出声来。我先哭了，我叫声妈！我说：“妈，是我，我回来了。”

妈伸出枯瘦的两手，张着嘴，嘴里终于发出“啊！啊！”的尖泣，她好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气才哭了出来，她号啕大哭！

我也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回了家，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妈。这是我第一次，在潘小伟死后，敢大声地哭他！

我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噩梦啊。

哭声惊动了邻家，有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孩子，过来探头探脑，才知道是我回来了。大家问我这么多天上哪儿了，怎么也不言语一声，你知道你妈都急疯了吗？你知道你妈这一病不起差点在鬼门关上转了一遭吗？！我妈同学的那位当工人的儿子突然省悟，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去了，为了纪律为了保密才没有和家里告别然后神秘地失踪？我无法回答他，可我的沉默被他心领神会，他大大地吸了口气，转而目光激动，满脸钦佩。我顿时被大家当成英雄了，大家围着我妈七嘴八舌地夸我，我妈大悲大喜一切感觉都已迟钝。

众人退去。我妈也止住唏嘘，这才细细地问我端详我。从她的问话中我判断她对我出走的实情一无所知，她也相信了邻家小伙子自以为是的猜测，所以并不对我刨根问底。我本不想对母亲隐瞒什么，可既然如此我不如假戏真作什么也不说。

我问妈，这么多天我不在家你病了谁伺候你？我妈一辈子遭遇冷眼，从没受人恩惠，这一病之下倒像感受了世间所有的温暖。她说月月你回来了，赶明儿你得替你妈找这几家邻居，挨家挨户给人家磕头去。还有薛宇，前些天几乎天天来守着我，我进医院也是靠他半夜三更满大街拦车子给送去的，你得给他磕头去！

妈您说什么，薛宇？

我知道我这下欠薛宇太多太多了，我还他什么？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李队长，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能不能在家照顾她几天，李队长让我拿着电话等了半天，不知请示谁去了，最后还是准了我的假。

我两天没去上班，与其说是为了照顾我妈，不如说我自己需要休息，我心里太乱了，受了刺激。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妈看了，不禁狐疑，她说月月你怎么了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回答不了，我答不上来，只有趴在枕头上嘤嘤啜泣。

我妈越发疑惑：“你不是和小薛闹什么别扭了吧？”

妈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薛宇那两天没有来，似乎有点反常。我不在时他都能天天来照顾我妈，如今我回来了，为何反而不再露面？

我妈背着我，拖着病体出去给薛宇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问薛宇忙不忙，是不是也生病了。薛宇在电话里对我妈的病依然很关心，问最近是不是好点了，一日三餐是不是还由邻居来做。我妈说好多了，起居饮食都有照顾，真难为你还这样挂念着。我妈打了这个电话更觉得她的分析没错，因为薛宇在电话里几乎没提到我。

于是妈不再问我了。她显得更加苍老，额上的皱纹像刀划出来似的，一下子深刻了许多。

第三天我上了班。上了班也无所事事，没人分配我工作，没人支派我做什么做什么。伍队长和李队长他们都在忙于小提琴案的结案工作，清理卷宗，起草报告，补齐材料，大家都很忙，但没让我参加。

处里的人见了我，倒是都能短短地问候一下，但我感觉他们敬而远之的表情里，都存着些异样，像是包藏着许多窃窃私语。

一整天薛宇没和我说话，下班时我在走廊上叫住他，我说薛宇晚上有空吗，我们能不能谈一下。

他站住，犹豫地说好吧。

我说那我在门口等你。

他说还是在十字路口的药店那儿吧，你在那儿等我。

他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希望同事们看见我们还在约会，这个态度使我感到屈辱，但我还是点头说好吧。

我在药店门口等他，等了二十分钟他才姗姗而来，没有道歉，只淡淡地说因为伍队长有事找他。我们沿着街走，街上行人很多，我们走了半天谁也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故宫的护城河边，这里柳绿一岸，行人稀少，是情人约会的地方。

我先说：“薛宇，非常谢谢你能照顾我妈，我妈让我给你磕头。”

他说：“谢我领了，磕头免了吧。”

我说：“薛宇，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这样觉得，你可以骂我，打我，只要你心里好受。”

薛宇看着我，像没听明白似的看着我，像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薛宇，不管你信不信，在离开你的这些天，我确实很想你……”

听到这话他打断了我，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了外遇之后，对我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

薛宇的话使我顿时噎住了，他带着恶意的笑容，挑战似的看着我。

我哆嗦着，挣扎着说：“薛宇，你别这样伤人，你是不是说，我和潘小伟……”

薛宇又打断我，“你想解释你和潘小伟什么也没有是吗？我完全可以相信你，其实这很容易，你发个誓就行，你敢不敢发誓说你从来不爱他，从没爱过他？”

我愣了。

“你肯这样发个誓吗？趁天还没黑，我还可以看得清你的眼睛。这世界上人死了大概真是有灵魂的，我想潘小伟也一定会听得见！现在你就当着我们两个人，说吧，说吧，你敢说吗？”

我说：“我爱过他。”

他大声地，冷笑着问：“现在不爱了，是吗？”

薛宇咄咄逼人。我哭了，我说薛宇你别这样，我不能再受伤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薛宇转过身去，不再说话，看护城河水面上的蜻蜓款款地点水而行，好半天，他面孔严肃，总结性地说了句：

“我也不能再受伤了。”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吞掉眼泪，和他分手。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的。借你的钱，容我日后还你。”

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道：“别总说钱不钱的，你在认识那香港人之前，可没这么俗气。”

尽管我早预料我们已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那种亲密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污辱我刺伤我。

我蓦然想起，中午吃饭时刘保华就问过我和薛宇是不是吵架了，他说月月你千万不能对不起薛宇，你不在的时候他可没少照顾你妈，差不多天天都去，就跟养老儿子似的。我对刘保华说我们没有吵架，是他不理我，我没跟他吵架。刘保华有些纳闷，说：“是吗，今天下午我看见小薛在伍队长的办公室里哭来着。我还是第一次见小薛哭。他和伍队长谈了很长时间。”

“谈什么？”

“好像就谈你来着，具体谈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还以为你们俩又闹什么别扭了。”

海岩：是不是薛宇把他在三水镇看到的情况告诉伍队长了？伍队长怎么看你？

吕月月：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和伍队长认真谈过。那几天处里正在准备往上打报告申请给小提琴案的有功人员立功嘉奖，在是不是要奖励我的问题上有些争执。伍队长是主张应该首先给我记功的，他一直是非常信赖我的，而且人们眼中看到的事实很清楚，琴是我拿回来的，潘氏兄弟的行踪也是我报告的。说句恬不知耻的笑话，假使找个笔杆子把这些事迹整理一下的话，完全可以把我写成一个深入虎穴、孤身夺宝，最后将匪徒一网打尽的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但是从刘保华的口中，我知道小薛找了伍队长，他们谈我谈了很久，这使我坐立不安。我想薛宇在对我彻底失望彻底伤心之后应该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伍队长听了究竟是何感想呢？

后来为了甄别我的问题，局里有关部门专门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是伍队长亲自陪我去的，在整个儿谈话的过程中他只是旁听，没有提一个问题。

海岩：局里的人都提了什么问题？

吕月月：提问的主要是一位老同志，他详细地问了我是如何接了潘小伟的呼叫，怎么去见他的，为什么当时不先向处里请示等等。

海岩：你怎么答？

吕月月：我说开始不知道是他呼我，他没说他姓潘，他让BP机寻呼台告诉我在公安医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里等他，我那天正好要去看老焦，就以为是哪个同事约我一起去呢。我到了以后才发觉是他。

老同志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那你就这么乖乖地跟他走吗？你也真够胆大的。”

我说：“他们好几个人，腰里都有家伙。”

海岩：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是被潘小伟绑架走的。

吕月月：我只能这么说，海岩。我也是为生存。我想潘小伟活着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万一被抓回去就这样说的。

海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待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扣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们都无法推翻。

海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此隐彼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粹，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授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不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26次谈话

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不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至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

海岩：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

吕月月：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胎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

“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

我说是。

又问：“是因为这事和薛宇分手的吗？”

我说是，我不爱薛宇。

妈眼睛盯着我：“那你爱姓潘的吗？”

我泪如雨下，我说妈妈，妈妈，我爱他，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啊！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她才问：“后来他抛下你跑了，是吗？”

我摇头，“他死了。”

我妈明白了，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叹着，“我苦命的孩子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的是，我妈没有给我一声斥责，她明白我把多大的痛苦吞在肚子里一直没说！她想分担这痛苦淡化这痛苦，可眼下她又不能不马上问我：

“月月，你打算要这孩子吗？”

我没有回答。妈斟酌试探商量着说：

“月月，你刚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呀，要孩子你就没法工作了。”

我流泪我没有回答，妈说：“我可以不要你养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孩子了。”

我知道妈说的是对的，是现实。而且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想到也没准备好这么小会有一个孩子！

但我又想我怎么能再犹豫，难道今后我还会再爱上谁吗？！还会再和谁恋爱结婚再生孩子吗？！不会的，绝不会的，我注定要和我妈一样独身到老，只不过要比她孤寡得更早。所以我咬着牙把心一横，我说：“我要这孩子，哪怕我上街讨饭，也要这个孩子！”

我失去太多了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一无所求了总得有个寄托。我一无所爱了但总要对得起潘小伟曾经那样地爱我！

我妈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去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东北，回到我们的老家密山县。那儿还有我家的一间旧房，和我父母的几个故人。

在我上大学离开老家时，我曾告别了那里的一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落魄归乡。那些熟脸的同学、朋友和邻居们看见这个当年闹过一阵风流传说的漂亮的女学生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挺着不清不白的肚子，招摇过市。也许只有我自己，才不觉得羞耻。

几个月后，在密山县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肮脏的小医院里，我生下了我的儿子。医院里不能住，分娩的当天我母亲就扶着我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从一降生便自知生不逢时，所以极为克制极为忧郁，从不无所顾忌地哭喊。那时候只有我妈守着我们母子，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无助的日子。

我给儿子起名叫吕念伟。他和潘小伟一样漂亮。他们父子俩确实太像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坐月子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身体恢复得一直很慢。都说女人坐月子会发胖，可我从来没胖起来过。大概有三个月我没找工作，一时也找不到合适我身体的工作。虽然有不少当地开公司的大款凑上来帮忙，请我去当秘书当助理并表示绝不会累着我，可他们太热情太无私了我看着害怕，因此不识抬举一一谢绝。那时候我妈又回到小学去当教书匠了，有点收入，我也被我们那儿两个厂子请去拍照片做产品广告，一次三百，一次五百，挣了八百块钱。我想这些钱给我儿子买瓶奶粉买块尿布也够了，犯不着再找个火坑自己往里跳。

海岩：你什么时候又回北京了？

吕月月：我在老家一共呆了一年。本来我妈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中学让我去代课，后来通知我不行了。据说学校是愿意的，可教育局有说法，认为一个未婚而孕显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的人怎能为人师表。我们那地方太小了，张家长李家短哪里有喜哪里有丧恨不得全城都知道。人们见了我免不了侧目而视然后窃窃私语，我上街买菜也得躲躲闪闪掩面而行。我想来想去觉得要想隐名埋姓重新做人就只有回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去。

我妈不愿意我走，她说月月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经不住诱惑。北京那个地方，机会虽然多，但陷阱也多，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决心要走。我对妈说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有了儿子，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今后所作所为，都会想到我的儿子。

实际上我妈一生的期盼就是我能过得更好，她也不愿意我永远窝在这边远的地方，于是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揣在我的怀里，又给我做了炸酱面打卤面为我送行。上火车时她抱住我痛哭，她说她预感到我这一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她将见不到我见不到孩子一个人留在这边远的小城里孤独地老去。她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使我一直心酸到现在，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拼命挣钱，好把我妈接出来共享天伦，好让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出人头地。

就这样我带了我的愿望和誓言，带了我的还在襁褓里的儿子，又回到北京来了。北京没有我一个亲朋，但有我的思念，我的梦想。

开始一个月真不容易，我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七平方米，很破，每月租金五十元。那时候夏天还没有过去，酷暑难当。房东家旁边有个水塘，一到晚上水气蒸腾，蚊虫成片。我那小屋白天在暴日下无遮无挡，晚上闷热异常，还得挂上蚊帐。我带着孩子，一天到晚怕他热出病来，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也熬过来了。我在一个酒楼里找到了一份领位的工作，后来那酒楼里的一位小姐又介绍我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干夜总会比干酒楼挣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