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风波”之后传闻韩少功有归隐之心，2001年6月他果然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等职，返回湖南隐居于洞庭湖畔的汨罗市八景乡，潜心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韩少功的归隐生活成为很多读者的一个悬念。

１我盖了房子，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你说你的传真机是被雷电劈坏的。被雷电劈是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的城市人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你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在城里住久了，对雷击没有什么概念，刚下乡就补了一课。当时我没有穿鞋，一声巨响之下脚底发麻，知道是遭雷击了。后来发现包括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等，一共烧掉了五件电器。没有伤人是万幸。这是发生在前年的事。后来我把电器都修复了，只是传真机时好时坏。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山区，也是水库的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地广人希随着一些富裕的人家向城镇迁移，这里的人口还在减少，所以生态环境不错。到处山青水绿，一条条山谷没有人烟。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

记：在海南省你曾是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马桥词典》风波之后听说你有卸任归隐之心。后来果然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会有归隐之心呢？是对什么事情失望吗？

韩：我现在还为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归”更没有“隐”。至于我可以阶段性地住到乡下去，是单位对我专业的支持，也是对我多年来陷入编辑、行政事务的部分解脱，使我有更多自主的时间。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在文联不“文”，在作协不“作”，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与《马桥词典》的风波没有关系，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记：你此后的乡下生活成了关注你的读者的一个悬念。说说你乡下生活的日常状态，你的居所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都是怎么过的，这种日子让你快乐吗？

韩：我盖了房子，本想与农民盖得一样，砖墙瓦顶，木门木窗，没想到，盖好以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农民的房子。他们眼下都是铝合金门窗，瓷砖贴墙，比我要现代化得多。我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附近没有超市和菜市场，你不种就不得其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自然与文明相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为最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记：在乡下写作跟在城市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远离都市的隐居生活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但阶段性地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而且，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记：你住的地方是在汨罗江边吗？那里是不是屈原行吟江畔的地方？屈原能给你什么影响吗？

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２我写作的难度是因为我笨

记：你的新著《暗示》出来了，继《马桥词典》之后这是你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听说《暗示》开机印了8万，出版社对这部书很有信心，那么你对这部书怎么评价？它写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

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但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对出版社一直在泼冷水，希望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史铁生喜欢这样的叫法，比如他的《病隙碎笔》和《印象与记忆》两本近作，都是在尝试开放式的文体。这本书当然也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不过是我对自己一些生活体会的总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事穿插其中。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暗示》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年版的《马桥词典》的写作隔了5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３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记：最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 “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和《马桥词典》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４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 “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