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幽默，“多高明的医生，也难治自己的病。”

“是不是李时珍说的？”说话时，我端起了那杯咖啡。

“这话出自《三国演义》中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伦。”大概他怕我为无知而难堪，便马上补充道：“李时珍也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天下的名医中没有一个百岁的人瑞。”

咖啡杯子已经挨近了我的嘴唇，我突然意识到这客房，坐在圆桌对面沙发上的男士，是个陌生的海外华人，而这些谈吐，也超过了医生和患者工作范围，便缓缓地把杯子放下：“您看您需要吃些什么药？”

“我有点心慌。”

“我为您听一下心脏。”

“不必了，您药箱里如果有镇静神经的药，给我几片就可以了！”他自嘲地说， “您看，我昨天晚上就住进这个饭店，到现在还没解衣上床哩！”

我膘了一眼他的床，驼色毛毯整整齐齐地罩在床上，确实还保留着服务员整理后的原样，怪诞！一个怪诞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患者。心慌是心脏病的病发征兆，作为一个医生，他该知道卧床休息的绝对必要，为什么反倒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此时已近黎明时分，难道他要这样呆到天亮吗？

我从药箱里拿出四片安神的胶囊药剂，放在沙发旁的圆桌上。在我取药的霎间，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位先生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我，从头到足又从足到头，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刚刚出土的秦兵马涌，目光里充满了对古老往事的回忆和忧思。

我估计得八九不离十。当我合起药箱叮咛他要卧床休息时，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中，一只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而另一只则像冷峻的海水；哪一只闪烁的目光是真实的他呢？抑或他本身就是冷热交织的混合体，将欢悦和悲凉凝聚于一身的“矛”和“盾”？

“再坐一会儿吧！”他的声音低沉得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轻狂的海外浪子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已经完成了医生的使命，还有什么必要再呆在这儿？我一边叩问自己的心扉，一边却身不由己地又坐在属于我的那只沙发上。我理智上审判着自己，感情上谅解着自己，就像他那两只眼睛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分裂。这在我医生的生涯中（包括在绿色的浑江），还是头一次。

平素患者挽留医生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海外的单身旅客，自认为腰缠万贯，常对漂亮女孩想入非非。女服务员中，卖身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而我是一朵秋野的冷菊，虽然面带微笑为患者看病。但从不流露半点轻浮。我鄙夷那些以“性开放”为幌子的花蜂浪蝶，特别轻蔑年轻女性的自贱，因而我给患者巡诊之后，总是谢绝挽留，这是我一贯的行为准则。但今天在我的“一贯”中出现了“惟一”。

为什么？感情深处的奇异色泽勾画不清。他在我面前，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似乎摄取了我的精灵。他衣冠楚楚地等待医生就诊，本身就是超凡之举。我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既想破译他彻夜不眠的缘由，又被这个破译对象所吸引。因为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不论其信仰和肤色有多大差异，喜欢新奇则具有共性，因而产生出许多探险家。他们探索宇宙，探索死海探索飞碟，探索外星来客……探索各自生命之所爱，这种爱也正是自我生命之饥渴，自我生命之所需。

“我早晨六点下班。”我有意地看看腕表，微笑中流露出某种期待，“接班的医生快来了，您有话就说吧！”

“该怎样对您说呢？”他为难地搓着双手。

他吞吐迟疑之间，我纠正了他用词的失准：“先生，‘您’这个字，在中国礼仪中，是称呼长者使用的字眼；看您额头的皱纹，至少要比我年长十岁，使用‘你’ 字的称呼就可以了。只有‘旗人’中的老北京，才普遍地使用‘您’字！您不会是满族的后代吧？”

他的窘态消失了，抬起头来反问我道：“您是旗人的后裔吗？”

“双族血统。”我答。

“是呵！那您为什么接电话时，总要使用‘您好’中的您字呢？”他那只冷峻如深海般的眼睛，变成了另只眼睛一样的活火山，“假如患者是个比您还小上十几岁的玩意，‘您好’中的‘您’字，不也是使用不当吗？”

我笑了。不是笑他语言反弹的机敏，而是笑他两眼的眸光出现了统一的和谐，当他两眼都闪烁出喜悦的火焰时，便没有了那种阴郁的色彩，顿时显出勃勃生机。他眼里的火焰马上燃着了我，我失态地回敬他几句：“先生，我看您没有病，只是出于某种心态的寂寥并为了摆脱这种心态失重，而寻找平衡，才呼唤医生来的！我们都是同行，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的甜笑中迅速掺进了黄连的苦汁，那只火焰般的眸光也随之冷却成了死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断然地否决了我的猜测，神情肃穆地说：

“我有病！”

我敛起笑靥，费解地望着他。

“这病……这病……”他欲言又止。

“看您是个严肃的人，该不是‘艾滋病’吧！”我加强了音量，因为此时窗子已经开始发白，我回诊室交班的时刻快要到了。

“我是个人，是个单身男人，不是原始动物。”他着急地解释说，“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并没因为我成为洛杉矶市民而解体消失。”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把药箱提在手上，表示时间已不容我们再谈下去。他身子也离开沙发，彬彬有礼地送我出屋。当我走到屋门口时，他突然沉郁地呼唤了我一声：

“柳琪小姐——”

我惊愕地回过头来：“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

“我去过珠海了，是您哥哥告诉我的。”他一缕黑发披落下额头，像法官面前的囚徒似的低垂着头颅缓缓地说，“他要我到北京找您，您能下班后和我一起去吃早餐吗？”

“你认识我哥哥？”我在诧异中又增加了几分惊异。

“小学同学，但不是同班。”

我心神不定地站在门口。不知是答应的好，还是谢绝的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似乎需要静下心来咀嚼一下，于是便说：“您一夜未眠，我也一夜未眠。下午，我来饭店看您吧！”

“不，下午我去看您。”他说。

“好，我家住在——”

他打断了我的话：“您家住在罗圈胡同甲十七号。”

“这也是我哥告诉您的？”

他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我马上分辨出来，这是哥哥的身份职业印记。我确信这个会见，是哥哥的有意安排，便热诚地向他伸出手来：

“我等您。”

“再见——”

握手之际，我感到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大概出于表示他对我的诚挚吧，我的手在他灼热的掌心中停留了足有半分钟，他才松开手掌，送我到电梯门口。

回家途中，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涌起春潮。尽管此时是北京的隆冬时节，骑车时竟忘了系上羽绒衣上的帽子。十字路口的红灯绿灯闪烁，使我总是联想起他那两只眼睛，红的是火焰，绿的是冷海。交通民警举手向我致礼，让我下车，原来我闯了红灯。罚款？罚吧！甭说罚三块，罚十块我也认命，谁叫我面前总浮现那双冷热交织的眼睛呢？！

仔细回忆琢磨，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那“冷海”闪出的光，不仅仅有暴君的严酷，还有耶稣的悲悯。他可能是个基督教徒，冷眼中的一半看着大千世界，另一半又在做着什么忏悔。这地球上分裂的阵营诞生分裂的群落，分裂的群落又分娩分裂的男人和女人。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外界影响，都割裂自然的人，这种割裂就像滥砍滥伐森林的原始绿色一样。

我从绿色的襁褓中来，身上也留有这种刀斧痕迹。夜诊的那位先生，分明拨动了我心上的那根琴弦，但自己居然以一副贞女模样，压抑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回京以来我就在寻找成熟，但遇到的不是奶油小生般的歪瓜裂枣，就是和我年龄贴近却又故作深沉的雏儿。深沉是玩出来的吗？深沉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星海带，是深藏在海底的珍珠玳瑁，是气质和修养的结晶，是文化和品格的交融。而这一切，都在那位奇特的患者身上闪现了，我却差一点让他从我身旁溜走。

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已经摆开了菜摊。我顺路买了些鲜嫩的蔬菜，准备迎接即将光临我家的那位同行，那位友人，那位……他来得似乎太唐突了，就如同在这严冬，突然有一抹春阳洒进我心灵的窗子，我需要这束阳光，温暖我这座独居的院落。

塌陷下去的防空洞，成了垃圾的掩体。我每天将脏土、纸屑、果皮。炉灰，倒进坑洞。街坊翻修房屋，我将那些碎砖乱瓦也掷进坑洞。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填平我那悲楚的记忆……

搬进这座狭窄的独院时，我才有四五岁的光景。那是在“最最”的疯狂年代，我痴呆地睁大两只眼睛，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串联，真比过春节看花灯还热闹。爸妈是根红苗正的城市贫民出身，胳膊上当然也系着红袖章，在我的一双童眸里，那红袖章简直就像童话中闹海哪吁脚上套的风火轮，所到之处威风凛凛攻无不克。记得有一次，爸妈和另外一些臂上佩戴神符风火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批斗一串用绳子挂着的“牛鬼蛇神”，那些牛们鬼们蛇们神们，听我爸一声吆喝：“低头——” 便把头弯躬到地，屁股蹶向天空。其中，有一个解放前开茶庄的资本家，由于弯腰时胃肠受到挤压，朝天放了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爸、妈和那帮勇士们没有笑，说这是反革命，用放屁向造反派发泄不满和仇恨。爸喊了声“整整这反动资本家的态度”，链条、皮带就抽打下去，衬衫被抽打成乱布条，那中年男人后背被抽打出条条血迹，就像一条蜷曲的蛇在尘埃中翻滚，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我吓得浑身哆嗦。从此再不敢尾随着看热闹的孩子，去看那些目不忍睹的场面。不知是不是因为爸妈表现了革命彻底，反正我们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的四口之家，在那个岁月却搬到这个独院来了。小院有四间住房，另外还有两小间，一间是厨房，一间作堆放弃物的储藏室。爸说：“这是胳膊上的红箍显圣。”妈说：“这是咱穷人的彻底翻身！”我曾问起比我大几岁的哥哥：“这儿原来的住户呢？”哥答： “死了，这儿原是批斗会上被打死的茶庄老板的窝儿。那婆娘是地主出身，被扫地出门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去了。那孩子跟我是同学，年年在全班考第一，这小子吃了父母出身不好的挂落儿了！”

也许由于这些“光彩”的记忆，在我高中毕业参军之后，我愿终身与绿色为伍，并不愿意回到这红色门庭。在军医大学我刻苦攻读医书并选修了英、德两门外语。越是了解当今世界，心境离那门庭的路越长。但命运总是背离心愿——我回来了。

门扇上残留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漆字，早已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光秃秃的门板上，被孩子们用粉笔勾画得乱七八糟。我用钥匙捅开门锁，心也像那些横七竖八的粉笔道儿一样，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