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的熏陶，初始的文学梦如雪一般悄无声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于是，工程师的儿子数学考零分图级，寡母长叹“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盖儿……”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 “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事隔50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积起三尺高

一个老头儿

弓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用扫帚怎么能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爷爷是个满清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毛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乌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当时，年仅10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但他使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就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个是我的叔叔丛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撮合。据已86岁高龄的老母亲回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为抗日战争于 1937年爆发之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秉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 —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了我滴在书页上的一圈圈泪水。事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面。我复信给焦总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迪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声……”

二、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也泼进了我心里，“……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咛为我输入了向命运抗争的血液。

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庭阶级成分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亲生性好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是当时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母亲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亲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 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但从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亲，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而成了哑巴。但他神智并没有因血栓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断揉搓，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亲过早地过世，才演绎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撤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说了声：

“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已地望着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大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的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神里，却闪出了泪光）。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深怕母亲还乡会受到歧视，但16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不好，嫂子你别在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亲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亲去长途汽车站。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提在我手上的。

母亲无泪。

我流着泪。

母亲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功。”

此时母亲的话字字千金。我应声着：“妈的话我记住了。”

“还有……要依靠自己。”母亲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

母亲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责任。我不仅仅是一个母乳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亲以乳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 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乌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20年劳改生活，对我进行过炼狱般地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20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一个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酉为鸡，实则内核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之类，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个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亲对我影响之结果…… 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亲返回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尔人性温厚憨实。母亲回乡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亲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妇，又是两只小脚，就把她安置到一个从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干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机，滥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盗伐者找来，令其交出林木之钱。当然，村干部对我母亲所以如此优待，根本原因基于祖父一代为书香世家，在村里没有留下任何恶迹；至于村里是否知道我父亲在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抓获关押致死一事，无从考据。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给我返乡的母亲以温暖。因此，我在通县上学时，居然收到了母亲汇寄给我的钱。写此冬季忆事时，不能忘却必须提到的一笔，是我从氏家族中的堂妹从由芝，她出身贫农，却心甘情愿担当起我母亲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种田，挑水拾柴（笔者写此篇忆事文章时，我这个堂妹正来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门集团用小车特意把她接来北京的。我母亲思念她，我感激她），几年时间里，她待我妈妈如同对待亲生母亲。

三、叔叔剪贴本的创作启蒙，田秀峰老师的创作激励，走出自卑的我终于能对母亲说：儿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在这种生活境遇中求学，良知迫使我发奋图强，以求尽快自立。在通师附中，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之后，学校处于冷暖更迭状态，这给本来就不太注重数、理、化的师范附中，更增加了一些发展个人兴趣的生活空间。这时，我有两个志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一、我进了学校的篮球代表队；二、我兼任起初中墙报（当时叫壁报）的编撰工作。除了这两个工作符合我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并使我的爱好得到了满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秉赋，得到了诱发，这对于我在50年代能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闲坐，正逢家中无人（爷爷病故，奶奶和另一个叔叔去了北京另谋生活），我翻我家叔一个小小书架，本意想找两本小说看看，无意间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贴本。灰色的封面，本子内白纸上贴着家叔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作品。其中有诗歌、小说、寓言、散文…… 家叔笔名陆人，即将繁写的从字分解成六个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没跟我吐露过他曾有作品面世，我从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驼的脊背上，也没发现过家叔有这样的文学才情。这个发现，对我犹如一场精神地震，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家叔的寓言小说《阿拉伯数字的故事》和散文《独白》；前者是描写金钱数字与苦涩人生的，后者似为我的堂弟维雄而写。其他诗歌则皆为工整的、仿莎士比亚和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诗写得朦胧抽象，我一时还难读懂这些诗作中之含义。面对家叔剪贴在笔记本中的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间，低矮驼背家叔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拔高了许多。我想，家叔所以从没对我谈及这些，一是因为经济困顿的煎熬——他曾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劳作；二是因为家叔从不知晓我心底对文学蕴藏着地火岩浆——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级而转到他执教的学校来的低能儿。（时至 1991年春节，我去文学前辈翻译家，诗人冯至家去拜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冯至老先生，因为我这个从姓极少，竟然向我询问起从陆人是我什么人来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叹不已，说我家叔在辅仁大学时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时，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诉我，他结识我家叔是在他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周刊的时候，他认为家叔文学夭折于生理上驼背，身体残疾导致他在文学上失去坚韧不拔的笔耕之锐勇。我告之老先生当时的生活沉重负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对老先生回叙当年我在通县上学时，全家生活困顿寒窘之情景，后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于“文革”折磨。老先生听罢，感叹唏嘘不已。他说，家叔迈进作家门坎了，肖乾、李广田对他名字都很熟知。连说：实在可惜！实在可惜！）使家叔对我改观的，是当年通县附中又来了一位初中语文教师。他叫田秀峰，当他为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居然一反老夫子们的教学常态，在黑板上一连写下三个人的名字——胡风— —冯雪峰——田秀峰。然后狂放不羁地对同学们说：“中国有三峰，乃胡风，雪峰，田秀峰。鄙人即为田秀峰！”听惯了老八股讲课的同学，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而我却对这位老师之狂放神态，十分神往。因为他上第一节课，就表示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知和反传统的教学模式。第一堂作文课，他也与其他教师不同，他叫同学们自由命题。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题思维可以任意奔驰，不受命题之约束。这位老师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这么说，我从家叔的剪贴作品中，受到创作启蒙；在田秀峰老师教学中，得到了创作的激励。记得，在那次自由命题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响，还是通县城郊景物的诱惑，我写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边》一文。文中除对夏时的城郊芦苇塘进行了细腻描写之外，还写了一个家居白洋淀水性十分好的陈景文同学，写他在浪中击水的自由自在，写他在芦苇中与同学们嘻戏时的幽默诙谐。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使自喻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老师如同醉酒，他神采飞扬地朗读了我这篇小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位戴着银丝眼镜的老师，还向全班预言说：“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着瞧！”之后，他没把这篇作文发还给我，拿去给我家叔过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学校教导处，询问起有关这篇作文的事情：

“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投过稿吗？”

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是田秀峰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作文，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80年代中期，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样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记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小孩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薄，我干得却蛮有兴味。这引发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张校长，在一次教师周会上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尖子’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小说《远离》。“只是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大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天会被调走的！”

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那时，党风纯正，青年人心灵洁白，没有“走后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报牌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这次调离。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小学有一架用旧风琴教音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泓一法师留下的《毕业歌》：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

我很惜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的风暴潮席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霾的冬季，我和我原来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被送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中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详见《走向混沌）第一部）。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 44岁、饱经沧桑发鬓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

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拿起了笔……

我喜欢冬季，特别喜欢冬季的雪原，大概这不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为我穿越过历史的冬季，走过了一条冰封雪飘的马拉松长途。这种对雪国的偏爱，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许多受难、但不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罗密布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遗留下昨日的历史经纬；每个脚窝里，都深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故事；每个脚窝里，都回荡着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命运抗争的跋涉中，留下与山谷合鸣的悲壮足音。

我喜欢白雪的颜色，因为冬季还代表着土地收获之后的成熟。在我穿行欧洲，在阿尔卑斯山下仰望那终年积雪的硕大头颅时，我想到了老母亲头上的缕缕白发。从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亲，从我4岁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尔卑斯山的银冠祝福，向坚韧不拔的东方母亲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孙犁写信给我，说我20年的流放生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得大于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铸造了我迎难而进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顺风扬帆的逐浪之舟，就难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中国有句成语： “艰难困顿，汝玉以成”；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也说：“苦难是位最好的老师。”我是这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学之本。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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