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一九四七年。华东战场上,在一次战略转移中,有三个女兵掉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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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 初春,黎明。随着晨风,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新四军军歌的旋律。 这时候,有一位头上初生白发的男人,正从中南海红墙外走过。四人帮粉碎后,他接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命令。第一天上班,他决定步行,以便把载负着他满心崇敬感激、希望和幸福的目光,送人那亿万人民倾心向往的红墙深处。 军歌的旋律使他停住脚步。他靠在满技新绿的树下,倾听着,倾听着,让那战斗的旋律把他带到数十年前,沂河边上的一个小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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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的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