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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个瞎子过河。

搀着的,扶着的,背着的,拄着拐棍的,摸着石头的……

真是这样的吗?

她常常做瞎子过河的梦,醒来一身冷汗。

不,这不是梦!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有这幅画。在街上,在本站,在办公室,在图书馆,在食堂,在宿舍,到处都是过河人。

她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也是跋涉在湍湍激流中的人群。

这是一间很窄的单身宿舍。两张床,当中一个三屉桌。两盏台灯,分别照着两个单身女人。那一位比她大十岁,校对科不爱说话的李索玲。

都说李索玲很怪,很少被人知道。记者部的人,十个有九个不认识她,尽管她到报社八年了。正是这位记者们不认识的女人,校对过他们所有人的稿子,改正过他们许多错别字,能辨出那些龙飞凤舞或狗爬式的字体出自谁人之手。她像蝙蝠,别人上班她下班,别人睡觉她起床。记者们可想不起认识她,她是校对,幕后的人不上台。

如果不是分到同一间宿舍,方芳也不会认识她。虽说平时难得见面,星期天节假日总在一起。她们也曾交谈过,总是方芳的话像扔在水里,连个响儿也听不见。一年多的友谊,方芳才得到几句话:“我插过队,待过业,结过婚,离过婚。爱过也恨过,现在不爱也不恨。”遇见这样脾气的人,采访学上教的也不灵。

这个怪人,此刻也同方芳一样,正躺在床上。不一样的是,她的眼睛没盯在天花板上,而是盯在一本书上。她总是看书。晚上看稿子,白天看书,总不让眼睛闲着。有一次方芳问她:

“你老看书,眼睛不累吗?”

“不看点什么,眼睛就闭上了。”

接着又去看她的书。

她看书也有个怪癖。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不让人看见是什么书,就像把自个儿包起来一样。不着了就把书锁抽屉里,就像把自己也锁起来一样。

方芳的眼睛从天花板挪到李索玲身上。她捧着一本书,斜躺着一动不动。她结过婚,有过家庭。她离过婚,家庭散了。他们没能过去。跌倒了,跌散了,跌疼了,不想再过了,再也过不去了。他为什么不扶住她?她为什么不扶住他。

刘述怀的一句话,仿佛给了她一把万能的钥匙,供她去打开千家万户的小门。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会为写不出大稿子哭鼻子;再也不会费心去收集那些不着边际的择偶标准变化之类的材料;再也不会把什么“离婚难”等等别人写过的题目当成宝贝。她觉得有了新的高度,仿佛自己正站在大河边的悬崖上,正俯视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她的脚下一步一步走向河心。

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图画,壮观得令人心惊肉跳,壮观得令人晕眩,想闭上眼睛。不,她要睁大双眼,她要把握细部。她要观察那一个个过河人的外部特征、内蕴心理、命运遭际。

面前就是一个掉在河里的人!这诱惑对她是太大了,她憋不住。

“索玲,别老看书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书没有放下,脸没露出来。

“谈谈你。你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离婚?”连自己也吃惊,方芳,你怎么敢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书,没有放下。很久很久,才从书的背后冒出一句话来:

“出于好奇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问我?”

“我正在研究家庭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瓦解,有什么规律?”

“没有规律。”

“可是,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的?”

“没有规律就是规律!”

“我不懂你这话?”

“以后你就懂了。”

“前几天,我采访了一个人。他说,千万个家庭就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

书,从李索玲手上掉下来,直掉到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方芳看到一张煞白的脸,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说这话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李索玲弯下腰去,慢慢地把书取了上来。另一只手撂了撂遮住脸的长发,重又躺下身,把书放在眼前。

不知为什么,方芳觉得她并不在看书。

“你说,这人是不是真有体会?我想再采访他一次。”

“我劝你不要去。”

“为什么?”

“你会后悔的。”